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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首发】崔济哲 | 白首知青答客难

插队知青围坐一起,清茶淡酒,绕来绕去,总有几个绕不过去又解答不上来的“知青题”。本文以五个问题,力图深入反思这段影响了一代人的历史。

白首知青答客难

文 | 崔济哲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4年第2期

五十年后再聚首,知青已然白头,坐一圈宛如大寒时节的一池芦花。从青头到皓首,顶了一辈子知青的“桂冠”,却不知道为何被称为“知青”?“知青”的内涵究竟有多深?外延究竟有多广?直至魂归西去,至死依然冠之“插队知青”。与我一块去山西插队的一位北京二中六六届高三学生去世,灵前一个花圈缎带上写着“北京知青杨世雄一路走好”,下面写着“一群和你共同接受再教育的插队知青”。

世雄兄是位长于思考、善于“较真”的人,是名校高三的高才生,被喻为一只脚已经迈进大学校门的人,只差三个月就可能“脱胎换骨”成为大学生,那就不再是“知青”,不用到农村插队落户,更无须扎根农村一辈子。曾给世雄兄算过一笔账,如果不差那三个月,一头撞进大学去,毕业后就是一个月挣五十四元五角的国家干部了,而在他插队当知青的受禄公社北庄大队,一个工也就一毛多,一个月能挣五块钱,还不知何年何月能拿到钱。梅兄曾告诉我,他们大院有位世家公子,立志要考清华,因为清华号称工程师的摇篮。结果第一次高考,考上的是另外一所大学,他非清华不上,立志再复习一年,且信心满满,似乎取“清华之首”如囊中探物。闲暇期间,竟然去清华闲逛,熟悉环境,甚至去学生食堂看饭菜质量。谁能料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北京女一中、北京男四中高三学生要求废除高考的公开信,赫然刊登在《报日人民》头版。那位师兄“一枕黄粱”不复现,最终成了知识青年,去内蒙古额济纳旗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九年后才“毕业”,相当于上了两次清华大学。真是造化弄人!

插队知青围坐一起,清茶淡酒,绝不会去奢谈什么暗物质对太阳系的作用,也不会去关心月球背面是何种风光,他们真正能谈到一块去的还是“插队”“知青”“再教育”,还是举杯话当年。也难怪,这一辈子已然活过孔夫子了,真正值得五十多年后坐下来认认真真反思的人生,还就是那段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绕来绕去,总有几个绕不过去又解答不上来的“知青题”。

知青老照片

难道那些曾经让一千七百六十多万知青求答的“知青题”真的是“无解题”吗?邓小平做出过解答。一九七九年,邓小平访美期间,一位美国著名的女士在与邓交谈时说,她几年前到中国农村访问,遇到一位在田间劳动的教授。她问他是否觉得在这么偏远的乡下干这种体力劳动是种损失?那位教授说,正相反,他非常高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邓小平闻之,马上变得十分严肃,说:“那位教授在撒谎。”这也是邓小平对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回答。

题一:何谓“知识青年”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当时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全部前往农村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知识素养来看,被称为老三届的六六、六七、六八届毕业生至少正经上过一年学,勉强还可以称得上知识青年,新三届就难副其实了,六九、七〇、七一届初中毕业生,他们入学时“文革”风起云涌,正赶上“教育革命”的“开门办学”时期,学军、学工、学农,教学秩序和课程安排都受到极大冲击和影响,几乎是开门不办学。许多人毕业之际,连一元一次方程都不太会解;连写份申请书、检讨书都笔重如椽。但都被懵懵懂懂地冠以“知识青年”。当年的知青中流传不少“插队文学”,比如有的知识青年给家里写信报平安,信中写道:我和老大狼(娘),睡在一个火坑(炕)里。但这也绝非杜撰。我们这些插队知青都能随口说出几个这样的真实故事。比如给老乡记大寨工,这似乎是知青的“专利”,但也往往让知青受窘出丑。北京男一中的陶正兄讲过一件既好笑又心酸的往事,队上让一知青记工,应是“姚蜜地摘棉花一天”,这着实为难这位初中毕业生了,只好硬着头皮写道:“要美帝打白花一天。”队长给社员出工本上盖章时研究半天才搞明白,怒而斥之,你是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咋连姚蜜地都不会写?摘棉花咋写成打白花?那位知青一肚子怒气,也没好话,怒言:我本来就不是知识青年,你赶紧把我退回北京,重新回炉!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文化程度才能算是知识青年?一千七百六十多万知青中到底有多少人根本就不该走出校园,走出教室?他们还都是需要父母呵护的孩子,他们需要的不是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需要在课堂上学习文化课,接受老师们的教育。

知青老照片

题二:“青年”的内涵与外延

我们这个圈里,绝大部分都是当年中学老六六届的毕业生,是知识青年中最老的一代。六六届如果参加高考,考上高校就是大学生。一脚之下,天上地下。“文革”前最后参加高考的是六五届高中生,大学录取的时间为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月一日正式入校。似乎就在这一天,他们不再是知识青年,归入知识分子的行列。和六六届的高中生相比,他们的知识并没有太大的繁衍升级,学识素养并没有质的变化,因为这届新生入校立即开展学军、学工、学农的入校教育,有的大学干脆把新生分成班组,直接拉到“四清”第一线,拉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刺刀见红”。真正坐在教室学习专业,已近一九六六年四五月,紧跟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出炉了,“文革”轰轰烈烈开始了,教室里已安放不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同样是“斗、批、改”,闹腾了三年,中学毕业生一届接一届地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扎根农村,要求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刚从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则直接分配到部队农场劳动,叫“改造思想”,期限为两年,到期毕业,分配到国家各级单位,那时的大学生由国家包分配,解决就业问题。即使分配在国营企业,也是国家干部——二十四级干部。一位原来在我们大院的北航毕业生,在石家庄部队农场劳动改造两年后分配到太钢,一个月的工资四十四元六角,第二年转正,增加十元,每逢发工资日,会在财务科领到一个厚厚的信封,加上高温补助、放射补贴……这费那费,这个鼓鼓的信封,估计一千七百六十多万插队知青做梦都梦不见。这就是知识青年(初高中毕业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的区别,身份、地位、待遇三大差别比贫下中农的教育更刻骨铭心,是谁划的这条“天堑”?尤其是老六六届高三的插队知青,去插队时已经二十二岁甚至更大,“再教育”五六年后,有可能的话招工入厂,学徒两年,每月的工资是十八元。也真怪,那时候,当兵算工龄,读书算工龄,锻炼算工龄,“四清”算工龄,唯独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算工龄。即便知识青年有幸二次分配到工厂,绝大多数直至退休仍然是工人,大学生却是一辈子的干部,入职待遇和退休待遇有天壤之别,这是一辈子的事,知青们的切身利益,知青们刻骨铭心,念念不忘。用《智取威虎山》中我们最熟悉的一句戏词说,“还是九爷好啊”!

题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我们这群老三届插队知青都曾有过一个共同的信物,那就是一个白色搪瓷杯,上面印着一幅图,一群知识青年模样的人正意气风发地奔向农村,下面是一行红色的汉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五十五年,半个多世纪了,一千七百六十多万人,似乎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它。难道真像世雄兄所言是“伪命题”?

印有“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的杯子

真正在“老、少、边、山、穷”地区插过队,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多年的知青爱“较真”。“大有作为”也给出过标准,那就是“战天斗地,改天换地”。还是贫下中农看得明白,讲得实在:俺们祖祖辈辈都是抬头求老天爷下雨,低头刨黄土种苗,就凭你们这些学生娃娃推几车土,垫几条沟,垒几道堰,就“战天斗地”啦?喊几句学大寨就“改天换地”啦?

我去过我们县尧头公社,那儿也有插队知青。尧头是个山区。尧头的知青说,我们这里天不广,一线天;地不阔,最大一块平地只有足球场那么大,唯一值得夸耀的是我们尧头的山药蛋个个强壮,有客自远方来,即烀一锅甜滋滋的山药蛋。我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散文,《山药蛋开花一片片白》。最大的作为是什么?世代贫下中农盼的就是“男人不再当驴,毛驴不再下到沟底驮水”,男人能娶上媳妇,女人能嫁到平川。

那里的生活,当年确是艰难。贺一平是北京男一中六六届知青,去陕北延安地区锁子头村插队,他讲话幽默,但不失深刻,两眼直视能让人感到灼人。他说他们村有多“广阔”?当年“胡儿子”(胡宗南)占领延安后,解放军的一个战地医院就悄悄地搬进了他们村,胡宗南占领延安一年,他们村居然安然无恙。“胡儿子”的兵几过村口而不入,可能他们认为这村连人喝水都艰难,不可能再容纳百几十号外人吧。但就是在这个“干土窟窿”,他插了五年队,抗了五年旱。一开始,知识青年还都是每天洗脸洗脚,后来发现那水都是老乡从十几里外的山沟石洞里担回来的,于心不忍,从此不再洗脚,再后来自己去挑水,就只洗洗眼,“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水贵如油”。农业学大寨有一条最常见的标语,叫“战天斗地”,贫下中农的教育是谁敢战天,谁敢斗地?咱还指靠着天下雨,指靠着地打粮哩。老贺说,每逢天大旱,庄稼缺苗断垄,村贫协主任就会带上村里人去公社要救济粮、救济款,那也是村里人最齐心的时候。贫下中农能吃苦。老贺问,你们知道贫下中农的最大期望是什么?是咱村啥时候全村都搬到平川去,那咱们村人就享了福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你们先走,俺们后走;咱们都走,走出这个苦窝窝。

老贺动感情了,他讲他插队三年头上才回了一趟北京,回家就花二毛六分钱去公共大浴池洗澡,不怕人笑话,看那一池清清的洗澡水,止不住泪蛋蛋往下滚,快三十岁的老爷们了,止不住号出了声。“我天天去泡澡,一进池子再也不出来,连搓澡工都心疼,说老哥,别泡浮囊了!我真发过誓,有朝一日,神仙随身,把咱村贫下中农都喊来,泡上三天三夜。”

题四:再教育诹义

再教育的原意就是正规教育接受完,再进行职业教育,它的职业性、专业性更强。再教育更要有明确的规划和实施方案,明确再教育的方向、再教育的目的、再教育的目标。一千七百六十多万人的再教育,那该是一场多么伟大的教育运动。可是,这场空前的“再教育”似乎没有任何计划、规划,没有任何教程、教材,没有任何培训辅导,甚至没有任何人承认是教育者,“老师”空有其称,“学生”亦空有其名。

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事先通知“教员”们,委托他们,培训过他们,甚至连一句让他们对知识青年再教育的话也没有。按贫下中农的话讲,啥也没变,该咋还咋。既没感到你们受教育,也没觉得俺们教育谁。

再教育的学制也让人摸不着头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短的是半年,半年之后有的“学生”就穿上绿军装,成为“教员”学习的榜样,因为全国要学习解放军;学制最长的是一辈子,直到今天,此时此刻全国仍有“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再教育“入学”也无标准,据我们所知,年龄最大的六六届高三学生有二十二三岁,最小的是只有十三四岁的初中生甚至小学生。

我就亲身有所感。我是在滹沱河北岸的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七年后,我进了工厂,在滹沱河南岸。当我渡过滹沱河时突然感到,似乎就在渡河的那一刻我已经由一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变成了“必须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的一员,身份地位直接调了个个儿。

知青老照片

当时支撑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一个理论基础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不吃闲饭,去农村受“再教育”,似乎是最好的出路;因为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它能包围城市,就能包容城里所有的人。况且又不是第一次,历史上称之为“六二压”,就是一次规模甚大地向农村压缩城市人口,倾卸城市人口压力;把一九五八年因“大跃进”召进城来的工人,再压缩回去。许多六六届高中知青都对此事有深刻的印象,从一九六二年的“六二压”到一九六六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仅仅四年,历史竟如此相似乃尔。

我们这批六六届知青,许多人习惯于读书,习惯于思考,也习惯于争论辨析,继而引发出更深刻的反思,引发出牢骚、抬杠、苦闷、痛苦,那个时候躺在土炕上,连油灯都不点,在黑暗中探讨,在苦闷中反思。

题五:不到农村去,亦可有作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终的结果是: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四面八方,没有一方满意。想当初,一声号召,一千七百六十多万知青到农村去,几年滚下来,这些年轻人要恋爱,要结婚,要生儿育女,“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知识青年无准备,贫下中农也懵懵懂懂;政策不明确,措施没保证;每个知青国家只负责发放一百三十元安家费,吃一年商品粮,然后就任其所以,水流东西。数年的“再教育”没有学到任何安身立命之术,没有掌握一技一术的专业特长,甚至连以前学的那点可怜的知识也早已烟消云散,有的身后还跟着老婆孩子。用插队知青自我调侃的话说,什么都没有了,孩子却来了。后来有专家解释,当初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是要接受什么再教育,实际上是迫于当年的就业压力,城市人口的压力;无工作分配,无地方安置;一届滚一届,一届压一届,压力越来越大,不上山下乡,岂有他法?从一九六八年要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十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前后十年,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达一千七百六十多万人。


插队知青都翘首以盼,能够回城,能够工作,得到安置。当时我们北京插队的老三届曾有过这样的誓言:只要能让我们回京,甘愿做时传祥的接班人,甘愿受时传祥的再教育。焦菊隐是中国著名的戏剧家、翻译家,北京人艺剧院创建人和艺术上的奠基人,“文革”中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至死不瞑目,他只剩一口气的时候,只问一句话:女儿从延安插队回来了没有,户口回来了没有?得到答复后才合眼而去。这是一种现象,每一个插队知青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小小的社会,甚至一片不大不小的江湖。这个“无解”之题谁能解?记得当年广东省计划开辟深圳经济特区时,遇到了类似无钱无援的困境,邓小平说,中央没钱,但中央给你们政策,杀出一条血路来。一千多万知青要什么政策?破题之解在哪里?他们只需要还给他们失去的一张纸——一张户口卡片,他们就可以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实践证明,路是逼出来的,那些通过“困退”“病退”等原因“退”回城的插队知青、跟着回城大潮倒流回城的知青,他们没有要政府一分钱,没有要政府一套房,拼出一条血路来了。以北京为例,那些年“八大爷”“十八爷”如雨后春笋,出摊卖货的叫“摊爷”,蹬板车送货拉人的叫“板爷”,倒腾货的叫“倒爷”,卖大碗茶、当街支个锅卖炸油饼豆浆的叫“早爷”,全是一水的返城的知识青年。伯寅兄是我中学同班同学,在东北插队,带着老婆孩子“退”回北京。北京没有给他一根稻草,家里兄弟多,地方小,他只能在厨房外搭了一个临建。关键是要吃饭,要活命,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硬活”,在丰台火车站卸煤,一车皮五元,卸六十吨煤劳务费五元,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上站一瞧,一水的插队知青。杀出一条血路,为了老婆孩子,起早贪黑,一天能挣三十元,中午吃饭,全靠一瓶“小二”(二锅头)顶着。多难多苦,就那么熬过来了。这就是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知青现象”——“知识青年”是最能熬的一代人。

那天我们这群最能“熬”的人都喝醉了。蒙山君是在内蒙四子王旗插队的老三届知青,仰面是一脸泪花,又笑着吟了一句唐诗:“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熬过来了!

本文图片来源网络

编辑:揭莉琳

审核: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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