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2年10月1日生于宁夏中卫。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近现代哲学。担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哲学史》杂志副主编。著作有《贺麟》、《缁门警训注译》、《明代哲学史》、《心学论集》等。
记者：在讨论儒学的中心思想时，有很多人感觉儒学说到底就是强调“中庸”，您认为“中”的精神是否是儒学思想的核心？
张学智：儒学思想范围很广，从大的方面说，不但包括做人的道理，还包括如何把儒家的原则贯彻到政治中去，及对于古代经典的学习。“中”只是儒家强调的诸德目中的一个。孔子比较强调“仁”和“礼”，孟子比较强调“义”。孔子和孟子奠定了儒家学说的基础。孟子也讲到“中”，他说的中是经和权的结合，经是指原则，权是指通权达变。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就是说如果对“中”没有权变，机械地执守，也是片面的。一些人认为儒家最重要的学说是“中庸”，我认为不是，儒家最重要的学说是仁、义、礼，这些学说奠定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价值规范，这是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至于“中”，它强调做人做事要不偏不倚，但是它相对仁、义、礼这些最基本的规范还是次要的。比如孔子的弟子有的“狂”有的“狷”，狂就是对中道的越出，狷就是对中道做得不足，孔子希望他的弟子能够做到不偏不倚，但是如果做不到的话，狂、狷也可以。最基本的还是“仁、义、礼”。孟子把“仁、义、礼、智”说成人心本有的，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在儒家中这些道德范畴才是最根本的。
记者：也就是说《中庸》中提到的“中和”也不能算是儒学的核心，儒学的核心还是“仁、义、礼、智”？
张学智：对，中和就是要求人们在追求“仁、义、礼、智”的时候做到适度。儒家强调的“中”是“时中”，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来调节的“中”，所以说“君子而时中”。“中”不是一个死框子，是要随时随地而中。
记者：那么从个人讲，儒学希望人完善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是“圣人”？
张学智：《中庸》里提出：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这就是圣人的作为。“致中和”就是要求，个人内心方面要达到中和，治国措施方面也要达到中和。以人的行为的中和来和天地相参。这是儒家思想在环保上的一个贡献。儒家讲做事不要过分，要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运行。人的行为的结果是要保持宇宙万物的整体和谐，人的活动参加到宇宙的运化中去，人对自然应是合理的取用。这就是中和。儒家认为中和不仅是人的心理原则、行为原则，也是宇宙本来的样态。人与宇宙的相参不应破坏宇宙的和谐。
记者：您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才能做到“中”？人有各种情绪，如高兴、愤怒等，有可能就过了，有可能就不及了，怎么能做到恰好呢？
张学智：中和强调不偏不倚，不要做得太过分。儒家给人提示了修养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教条化地否定人欲，一个人的欲望是不是合理的，其内容并没有固定的标准，要随着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加以变通。儒学认为只有遵循理去做才能达到中，二程说理就是中和。
记者：“中”要求人做得不偏不倚，但是后人尤其是理学认为只有遵照“理”去做才能做到不偏不倚，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这也是常常被人们认为的儒学中腐朽的东西，您怎么看这一点？
张学智：这是人们对这句话的误解。理学是承认人的正常欲望的。理学把“理”认作“中”，他们强调的“天理”是指人们应该遵循的事物的规则，这个规则是事物本来的性质，是中道；“灭人欲”中的“欲”是指私欲，私欲是过分的、不符合事物规则和规律的欲望，是人对欲望的过度追求。只有去除这个部分，人的行为才能合理；由合理的行为的积累，人才能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从整体上说，儒家对欲的追求是比较中和的，对欲望中过度的成分是不支持的，但绝不是要否定人的正常欲望，否定人性。说“存天理，灭人欲”是腐朽的，是人们在不了解儒家学说真正涵义时做出的肤浅判断。宋明道学中，有许多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卓有成就的人。理学一派的曾国藩，心学一派的王阳明，就是理学家中最杰出的人物。说儒家思想是腐朽的，是人们没有正确地、全面地理解、运用儒家思想。《儒林外史》中讲到的那些负面现象正好是违背了儒家所讲的道理的行为，不能把他们当成儒家的主流。
记者：那么您认为儒家的传统思想中，我们最应该传承的是什么？
张学智：我认为儒家文化中，我们最需要传承的就是人对理想王国的追求。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人有理想，有想达到理想的冲动。在对理想的追求中，人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判断和价值诉求。儒家为人们指出了人应该追求的人格理想，指出了人们通过各种道德修养来达到这种理想人格的途径。我认为仁、义、礼、智这些最基本的价值规范是人应该保持并遵循的，它们是永恒的。儒家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的本性，人按照这些要求提升自己，就是按照人的本性去做。孟子对四端的论证，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因为它是人的本性，想去都去不掉。比如再作恶多端的人，他对自己的父母孩子也是有情义的。所以仁、义、礼、智不是虚伪的，也不是空洞的。在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那些不符合时代的教条会逐渐被去掉，而核心的内容是不变的。
朱熹
记者：上一次我们重点讲了“中”的思想和精神，那么接下来请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中庸》的内容，首先谈谈它的来历。
张学智：《中庸》原来只是《礼记》当中的一篇，自从朱熹把它作为“四书”之一，它的地位才得到广泛的确认。而且只有把《中庸》放到“四书”整体里面来看，才能更加看出它的意义。朱熹认为“四书”应该首先学习《大学》，《大学》定学习的规模，因为《大学》里讲了“三纲领，八条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规定了一个君子应该达到的目标。另外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步骤来达到“止于至善”这个目标。接下来应该看《论语》，定其根本。所谓定根本，就是一个人应该以孔子讲的仁、义、礼作为最根本的道德标准。接下来应该读《孟子》，观其发越，发越就是发挥的意思。就是要看孟子对于某些基本德目的发挥。比如孔子只讲到“性相近，习相远”，但是孟子讲到“性善”；孔子着重讲如何做事，“吾日三省吾身”，“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等。孟子重点讲做人，人都有四端，人要扩充自己的四端。朱熹认为最后要看《中庸》，看“圣人微妙处”。微妙处题目虽然是中庸，但是它讲到的东西很多。
记者：也就是说《中庸》有点类似于总结、集成的意思，那么它都讲了哪些方面呢？
张学智：《中庸》首先讲了性、道、教，也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之谓性”是说天所赋予人的就是人的性，天之所命不是“谆谆教导”，而是通过自然气化来完成，气运行中构成事物，那么性自然就在其中了；“率性之谓道”就是遵循着天赋予人的本性去做，就是“道”，同时这个“道”也是人要达到的目的。“修道之谓教”就是把人应该达到的目的具体化，把道化为具体事物中的具体德目，这就是教。这三句讲到人之为人的根本。接下来它讲到“中”的问题：“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等情感没有发生，就是中，就是不偏不倚。情感发生后是适宜的，就是和。按照儒家的说法，天地之道就是“中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和《易传》里讲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是一致的。《中庸》还着重讲了修养方法，着重讲了五达道，三达德。所谓“五达道”即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种人伦关系在儒家看来是最基本因而是最重要的。“三达德”就是智、仁、勇。智慧、仁爱和勇敢是君子最基本的品质。接下来就是诚。诚在《易传》里也讲，《孟子》里也讲，《中庸》里也讲，后来宋明理学家对诚发挥得最多，比如周敦颐的《通书》。
记者：这里的“诚”是不是和我们理解的普通意义上的诚实不是一个意思？
张学智：没错，《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意思是说，天之道是永远如此，代表永恒的价值，天的内容是“诚”。“诚”本来是诚实不欺的意思，《中庸》把它提高到天道本身来认识，认为天道的本质就是诚。诚表示宇宙中的万物都有自己的本性，万物都按照自己的本性运动就是诚，整个宇宙是个最大的“诚体”。人通过效法天道，然后达到“诚”。君子应该如何达到诚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既成己又成物。另外还讲到“尊德性”和“道问学”。所谓“尊德性”就是说做人最重要的是立起德行，道问学强调的是广博的学习。“尊德性而道问学”就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这两点也成为宋明道学中心学、理学两派的标志，程朱理学侧重“道问学”，陆王心学侧重“尊德行”。《中庸》认为二者不能偏废。还有“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而崇礼”等，这些就是《中庸》讲的最重要的内容。
记者：这里的“诚”是世界的本体，能不能和老子讲的“道”并列呢？老子把它称为“道”，《中庸》则把它称为“诚”，而且都含有遵循宇宙本来的样子的意思。
张学智：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老子的“道”含义更为复杂。并且老子的道指向“无”，儒家的“诚”指向“有”。老子的“道”指向宇宙初始的混沌状态，而儒家特别强调每个事物呈现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有”的状态。儒家和道家都要为它的人生哲学找一个根据，道家找到“道”那里，它心目中的最高原理是“无”；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在它眼里事物都是充满生气的，是“鸢飞鱼跃”，活泼泼的，保持事物的这种本性就是“诚”。不诚无物。
记者：那么儒家讲的“仁、义、礼、智就是它所说的“诚”？
张学智：“仁、义、礼、智”在宋明理学中有了很大的发挥。比如程颢曾经讲，中医对“仁”的描述是非常形象的，萎痹不仁，就是说有地方气不通了。气不通就是“不仁”，反过来讲，“仁”就是生气的贯通。生气的贯通就是诚。这实际上是对“仁”所做的本体性发挥。仁义礼智就是理，理就是诚。
记者：我们上次大致了解了《中庸》的内容，可不可以说在儒学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对儒学的基础德目“仁、义、礼、智”做了不同层面的发挥？
张学智：对。特别是宋明理学，它对儒学最大的发挥就是把儒家讲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天道联系起来。比如张载，他的《西铭》讲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说，天是人的父亲，地是人的母亲，人和天地混然中处。气构成人的肉体，理构成人的本性。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所有的物体都是我的同伴。这就是所谓“民胞物与”。也就是儒家讲的人与天地一体的境界，也是儒家最后修养所要达到的极致。
记者：这好像和道家讲的“天人合一”目标一致了？
张学智：道家讲的“天人合一”是人与道合一，但是“道”在它那里主要是“无”，人的最高境界是回到一种虚无的、本然混沌的境地。而儒家所要达到的是一种生气淋漓、万物贯通为一的状态，这种状态不是虚无。儒家的整个思想体系都是围绕着如何做人的问题展开的，也就是说，它是“生命的学问”。生命的学问就是如何立足于人的本性，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不断地向理想状态迈进的学问。
记者：您是怎样看待儒道区别和儒道互补的？
张学智：儒、道、释三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块。事实上儒家也在长期的演进中不断地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精华。先秦时各思想流派，比如法家、墨家、道家、名家、阴阳家等等，这些思想中的精华儒家都有所吸收。从唐代后期开始，儒、道、释三家的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渐成潮流。我们说儒家更重视治国和个人道德修养；佛家更重视修养身心的理论；道家更重视身体修炼的措施。所谓“儒家治国、佛家治心、道家治身”。儒、道、释的最高追求都是要和“道”、“理”合一，都希望人提升自己，达到理想状态。它们在最高追求上是一致的。儒家讲“圣人”，道家讲“真人”，佛家讲佛，都是所要达到的理想人格，只是他们的侧重点不同。儒家侧重的是一个充满生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各种生命各安其性地存在的状态，道家侧重一个虚静的、原始的自然的状态。儒家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积极态度，但是任何制度、任何生活方式在发展过程中都有其弊害的产生。道家就是看破人世间的种种弊害，逃离庙堂，返归山林的思想学派。庙堂和山林都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方面，但即使是道家远离尘世，也是不能完全和尘世隔绝的。道家的好处是把人的超越性提出来，把人从名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尤其它可以是人在不得意时的一种安慰剂，是使人达到中和的一副良药。这也是儒道能够长期互补的根本原因。
记者：从儒家重视人在社会中的理想追求来看，也从儒家重视万物的特性和生机来看，儒家应该是充满色彩和温情的，而不是我们平时想象中那种教条刻板的学说。
张学智：是的。相对于道家来说，儒家是温情的，富于人情味的。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富有同情感。而道家相对是冷峻的。道家思想在保持对社会清醒的批判意识方面是很有效的，这对儒家来说是很好的补充，但是它的冷峻常常给人消极的感觉。儒家和道家是两种基本的处事态度。比如电影《红楼梦》和电视剧《红楼梦》的主题音乐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道家的，后者是儒家的。电影《红楼梦》是种冷眼旁观的曲调，似乎告诉大家这一切都是自然发生必然发生的，不必为之洒同情泪。而电视剧《红楼梦》则充分体现出对人物悲剧命运的同情。两相比较，我更喜欢电视剧的主题音乐和整个基调。
记者：从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来看，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植和坚持，您认为儒家学说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和这么强的生命力吗？
张学智：首先我认为，一个政权要选择的是适合它的统治的治国思想和理论体系，它不是轻易选择的。儒家在体系上比较全面、完整，比如它的六经包括了《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礼》等。《周礼》里有古代设官分职的整套体系，儒家拿来用是顺理成章的；《尚书》中有很多古代治国中非常有用的东西，后代帝王从中受益很大。拿这些来治国也是顺理成章的。另外，儒家尊君权，重教化，主张和平发展，主张施惠于百姓，这些都被历代帝王选中，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汉武帝选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有他的合理性的。儒家的理论体系有很强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而其他各家都有比较明显的缺陷。比如道家，它更是一种隐士的哲学，一个国家的管理者是不能把隐士的哲学拿来作为治国之道的，历史上也只有汉初短暂时间采取黄老“清静无为”的政策，这是因为人民经历多年战乱，需要休养生息。其次，儒家的体系又是一种开放的体系，它注重吸收百家之长，我们常说的“阳儒阴法”，就是儒家吸收了法家的思想。对道家、墨家、阴阳家的思想，儒家也有吸收。
记者：那么儒学作为一个开放的包容的体系，在现时代也依然是很有生命力的了？
张学智：我认为是这样的。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已经渗透在整个中国文化的血液里，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谈论起民族文化的基本问题，都不可避免地或明或暗地涉及传统，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基干部分是和这个民族相始终的。现今，儒学依然以开放的包容的姿态吸收百家之长，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并随时代继续发展，它绝不是僵死的该放进博物馆里的东西。
走近老子，认识老子（许抗生访谈）
许抗生，1937年生，江苏武进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中国文化书院导师。
他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帛书老子注释与研究》、《老子与道家》（有韩文译本）、《老子与中国的佛道两教》（日文版）、《三国两晋玄佛道思想简论》（有大陆和台湾版）、《先秦名家研究》、《中国的法家》、《老子评传》、《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想研究概论》、《僧肇评传》。主编《魏晋玄学史》、《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修养卷》等。许抗生教授还培养了20多位硕士和博士，曾经到马来西亚、香港、韩国等地讲学。
记者：我们普遍认为，老子作为道家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主要代表，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组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请问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老子及道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许抗生：老子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候，那个时候包涵有各种思想流派。从汉代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就主要是儒学和道学两家占据主要格局，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清。这个历史进程中，还有一个佛教的传入，佛教传入后必须和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发展，这种结合也主要是吸收了儒道两家的思想。总的说来儒道两家是相互促进的，两家缺一不可。儒家文化是处于官方的统治地位，得到政治上的支持，道家有时也得到官方支持，但大多数情况还是主要在民间流传。
记者：我们知道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应该如何理解道教和道家思想的联系和区别？
许抗生：道家思想在东汉的时候开始转入道教，道教与道家文化是不可分离的。道教的影响非常大，它尊老子为教主，老子的《道德经》为经。因为人们特别崇拜“道”的基本概念，崇拜道家的思想，而老子正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道家的理论主要是老子和庄子的理论，后来为道教所用。道教其实是在战国时开始萌芽的，主要讲通过修行达到长生不死，成为神仙。到道教发展的中期，很多方士开始宣扬长生不死，包括庄子也在其书中描写到许多关于神仙的思想。道教信奉“道”，而道家思想讲到“道”是宇宙的本源，是无始无终的，永恒的，绝对的，所以人们想如果能得到“道”，就可以长生不死成为仙。道教还有其它的经典以及宗教仪式，这些的主要思想有很多也是从老庄思想中汲取的。如果说没有道家思想就不可能有道教，道教与道家思想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
记者：在我们读书时受的教育常常把老子思想视为消极避世的思想，我觉得应该给大家澄清这种想法，您认为应该怎样正确的理解这一点？
许抗生：大家把老子思想认为是消极避世的思想是不对的，的确需要澄清。其实，过去很多人把老子的思想当作是“帝王术”，比如，汉文帝、汉景帝当政时，极力推行“黄老治国”，所谓黄老其实就是老子关于治国的主要思想；唐朝贞观之治时魏征也曾经用老子的思想治理社会，有魏征注《老子》；开元盛世，唐玄宗作为皇帝也亲自注过《老子》，他拿老子的思想治理国家的想法是很明显的；另外，朱元璋也亲自注过《老子》，由此可见，领导人非常重视《老子》，《老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最高领导者写的治理国家的书。我认为一个单位的领导者都应该认真看看，老子是怎样建议领导者如何领导百姓的。之所以会有很多人觉得老子是消极避世的，是因为老子重点提出了“无为”的思想，而我们常常错误地理解了老子讲的“无为”。老子讲的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他认为是能辅万物之自然，而不甘为。意思是说要按照事物自身的客观发展规律办事，不去妄为，就可以达到“无不为”的结果。而不是什么都不做的“无为”。现在大家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说的正是要按照事物的自然规律办事，我们已经遭到大自然的惩罚，因为我们没有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以地球气温不断上升，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风沙环境越来越恶化等。另外，老子还说到了最高统治者与老百姓的关系：“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说的是圣人并没有恒定不变的心，他是以百姓的心为心，想百姓之想，按老百姓的想法和需求办事，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这些都能反映出老子思想的本质。他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为统治者治理国家提出方案的。但是说到《庄子》，他的确有消极的一面，因为庄子主要解决的不是“治天下”，而是解决一个人失意之后，对社会失望之后，如何做到“独然其身”的问题。就是指一个人要保持自己的身心宁静，不为名利及外物所干扰，所以庄子提出了“逍遥游”，表达了他即使是在社会中失意，也要做到精神上的自由的追求，他不再强调治理社会的方法，所以我们读《庄子》时要带着分析的态度。
记者：在读《老子》时，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很强调“柔”的特性，比如“柔弱胜刚强”，“上善若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等等，李中华老师曾经说，老子重点汲取了《易》中的“坤”哲学，您能谈谈为什么老子如此强调“柔”的作用吗？
许抗生：老子的家乡是在淮河流域，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鹿邑县，以前是淮河上游地区，是淮河之水将他抚育长大的，我感觉他强调水强调柔，与他所生长的地域有关。所以说老子文化是一中“水文化”，老子哲学是“水哲学”，他用水的特性来比喻“道”。水是柔弱的，是慈爱的，是“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这很类似于他“道”的性质，道是万物之始，同时又是万物运行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和准则，它不需“争”即能作用于万物。于是老子强调以静制动，以柔克刚。老子并不排斥“阳”，而是以“阴”为主，相对来说，《易传》和儒家都比较强调阳，但它们也并不排斥阴。另外，从社会层面讲，老子是站在弱势立场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他认为作为一个柔弱者要战胜强者，必须要讲究策略，老子是反对硬碰硬的，他主张避其锋芒，采取迂回曲折的策略：“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同时，这也是他极力反对统治者重税剥削百姓的立足点，反对两极分化严重：“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
记者：请您给我们简单谈谈老子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如何理解他的思想？
许抗生：老子讲到“太一”，实际上说的是“道”，讲到“常”、“无”、“有”，讲的也是“道”，所以要进一步研究老子，关键就是把“道”搞清楚，很多人都说老子，讲老子，但是并没有真正弄清楚“道”。老子讲的关于“道”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道法自然”，我们必须弄清楚这句话的意思。既然我们把《老子》视为哲学，那么就要带着哲学视角来看这句话。老子是想探索宇宙的生成，宇宙的发生，宇宙的本源，他猜想整个宇宙是浩瀚、无限的，是看不到边摸不到边的，要想知道宇宙的时空边际，必须通过思考。所以他猜想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那么这句话是怎么推出的呢？首先，我们看到万物都是具体的有形的有象的，比如我现在手里的这个杯子，我可以说它是“圆的，白色的，有口的”等等，这些都是具体的描述；再深一步说，它是用泥土烧出的，那么泥土也是有形有象的；泥土又是哪里来的呢，我们可以说泥土是由草根、树木腐烂后变成的，这些草根、树木也是有形有象的……总之，我们把这些有形有象的东西叫做“有”。那么这种“有”是怎么生成的呢？因为老子认为宇宙一定是有开端的，一定有个最初生成“有”的东西，那么生出“有”的东西，一定是与“有”相对立的东西，与“有”相对立的东西一定是无形无象的东西。这种无形无象不是“没有”，也不是不存在，相反它是存在的，可是我们无法为这种东西命名，因为一旦可以给它命名，就给了它规定性。比如我说杯子，就是它能盛水或其他东西，说这个是桌子，就是它可以承载放在上面的物品等等，而宇宙的本源则是无法给它规定性，是不可以命名的。所以，老子说，就姑且叫它“道”吧，虽然称之为“道”，并不是给它的命名，也可以称它为道之外的任何没有规定性的名字，意义还是那种意义。“无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所以在老子那里，“道”就成为产生万事万物的本源。
记者：是不是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许抗生：是的。道是无形无象的东西，我们说它是“无”，这种“无”产生万物，我们把产生后的万物称为“有”。万物有名，道无名。学术界一般的解释是，由无生成气，气生成阴阳，阴阳互相作用变成和谐之气，又生成天地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老子看来，道是自然的，自然故应无为，人应效法道的。让万事万物自己发展变化，无为就成为了无不为。无形无象无规定性的“道”，就是“无极”，无极就是无限，而任何具体的事物都是有限的。
记者：那么“道法自然”真正意义是什么呢“
许抗生：现在我们反过来说“道法自然”。什么叫“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我们说的自然界，大自然，这里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就是说事物本来的样子，客观存在的样子，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自己特定性质和规律的样子，所以人们一定要效法它，不能违背它。因此，“道”除了是产生万物的本源，又是万物运行的规律规则。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性就是“自然”。道是产生万物的本源，人也是由它产生，当然人就要遵守它，不能违背它。我们人类就是因为太违背它，没有按照它做事，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老子在古代那么久以前就有这种想法，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
记者：那么道家思想在今后又得到了怎样的发展，它的历史脉络大致是怎样的？
许抗生：道家思想从老子开始，后面经过了衍变和发展。事实上，早期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都是强调一个理念——内圣外王。所谓内圣外王，就是自己作为个人，内心是圣贤的，而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是要投身于治理社会的。老子在“内圣外王”的态度上主要表现为，作为自身，他强调要静心，要无为；同时，他认为也要用这种思想来治理社会，不要主观妄为。在老子之后，他的这种思想就朝开始分化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向“外王”发展，注重怎样治理天下，比如汉朝时提到的“黄老之学”，实际上就是老子的治国思想的发挥；另一部分是向人自身内向发展，就是后来的“杨朱之学”以及庄子、列子思想。其中，杨朱强调的是保护好自己的生命，要注重养生，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拔一毫利天下，不为也”，他认为毛发乃是父母所赐，要把它保护好，要全身保真。当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把自己保护好了，那么天下自己就太平了，就好了，根本不用去“治”。庄子和列子则不然，他们都是有思想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杨朱的思想太低下、太简单了，人应该做到保持精神的宁静和独立自由，所以庄子说“逍遥游”，游不是要到世界各地去游，而是一种内心的旷达与自由，不受外界干扰，不为外界束缚。这些都是和老子思想相区别的。
记者：那么魏晋玄学是怎么回事？
许抗生：玄学实际上是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道家的少私寡欲、清净无为结合在一起了。以我个人观点，玄学实际上是以老子的“道”和“无”为根本，以“有”和万物为“目”、为枝叶。冯先生说儒道结合是以“道”为主，所以称之为“新道家”，我是赞成的。玄学把老子的思想进一步发挥了，在清心寡欲为根本的基础上，吸收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因为当时王弼用老子、庄子的思想来注《易》，所以三玄就是《老子》、《庄子》、《易》，儒学的六经之首《易》此时也成为道家文化之一。
记者：我看到过一篇文章，是您和几位老师一起讨论“道家思想是中国的根基吗？”，您是如何评价“儒道互补”的？
许抗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安徽有一个庄子哲学讨论会，陈鼓应首先提出了“道家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我当时也发了言。如何理解“主干”思想，我觉得应该从几个角度去看待它。从整个文化来说，文化包括伦理、道德、审美、哲学、宗教、教育等各方面，尤其还有政治思想领域，如果从政治思想领域来说，那么无疑儒家是占传统统治地位的。如果从哲学的宇宙观来看，那么是老子第一个提出的宇宙观，这是肯定的，并且这种宇宙论一直影响着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老子在宇宙论上是起着主导作用的。因此，究竟谁是主干，应当具体分析。道家在伦理道德思想方面不够丰富，因此吸收了儒家的一些观点；而儒家也吸收了道家的宇宙观思想。从一个人的人生来看，一般来说，士大夫出来做官，往往是用儒家思想，用儒家的道德教化；而当一个人失意或者退休之后就更加欣赏并倾向于老庄思想，它使一个人身心平安、自由，不为外物干扰，儒道思想使一个人既可以入世报效国家，又可以出世豁达飘逸，可入可出。事实上，老庄思想本身也就同时包括入世和出世的思想。儒家强调入世是争取功名，而道家的老子强调的入世是以“道”的思想治天下、取天下，《道德经》也是为最高领导者写的领导艺术、领导方法，道家的庄子比较强调个人的心胸宁静与自由，不强调入世，但他并不是要跑到深山老林里去隐居，而是要在世俗里得到自己心灵的宁静和自由，并不是如一些宗教上的要求，要离家。庄子的思想为很多知识分子欣赏。
记者：为什么老子和孔子几乎是同一个时代，却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治国思想？
许抗生：老子长于孔子，孔子曾向老子请教，这一点包括胡适、郭沫若等以及现在学术界大多人都是承认的。春秋末年，老子是周天子脚下的史官，管理国家档案、文献图书，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他是个大学者，所以会“孔子问礼于老聃”，孔子向他学习礼。但是我们知道老子在他的书里是反对“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春秋末年，“礼崩乐坏”，老子认为三古时期的“礼”已经变成了虚假虚伪的东西，在这种状况下，他认为应该提出超越于“礼”之上的道德文化，那就是强调人性的淳朴，强调人要少私寡欲，正是私欲的无限膨胀，才导致礼仪文化的破坏，所以人一定要回到最初素朴的本性上，少私寡欲，淳朴自然，礼仪文化才能实现。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老子并不是不要礼仪文化，礼仪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他的书里也有把葬礼、军礼讲得很详细的，但是他强调不能用礼仪来欺骗百姓。
记者：老子中讲到“德”、“道”，孔子也在书中多次谈到“德”与“道”，请问他们二者指的是一回事吗？
许抗生：德和道在老子和孔子那里的涵义是不同的。其一，老子的“道”是宇宙的本源，是宇宙运行的规律，而孔子所谈的“道”不是宇宙本源，他说的是人的行为应该遵循的法则准则，是伦理意义上的“道”，比如他谈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所以有人说孔子的道是“仁道”。其二，老子的道是强调人性的“素朴、朴实”，是“朴”，而没有孔子讲的伦理层面的各种规则和规范。比如他谈到，“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等，他认为婴儿是最符合“道”的，是最朴实的。从“德”来说，老子的“德”是指得到“道”，就是“德者，得也”。
记者：请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子的书也就是《道德经》。
许抗生：老子的思想主要集中在《老子》一书中，也叫《道德经》，历史传统上，《道德经》分两篇，“道经”在前，“德经”在后。但是1973年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我们发现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有人说要把《道德经》的顺序改过来，我认为还是不改比较好，这不太符合传统。《道德经》分81章，前37章是道经，后面的是德经，从38章开始。道经的第1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我们最熟悉的，看上去也是纲领性的，比较集中地讲了“道”；第38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也是纲领性的，集中地讲了“德”。总的说来，其他部分还很难看出其中的逻辑性。
记者：道家思想有很多都与气功联系在一起，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许抗生：好的气功师有很多是采用了道家的思想，也有的气功师从气功的角度来注“老子”，他们注重道家的养生，而《老子》也有一些内容是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的，如他讲“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指呼吸像婴儿一样柔弱。老子的养生主要指使自己达到清静的状态，这一点庄子也多次谈到。
记者：最后，请您谈谈老子思想对我们现代社会的指导意义。
许抗生：我们现在讲的和谐社会有三个层面，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那么老子在这方面给了指点，就是“道法自然，自然而然”，让我们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不要忘为而破坏规律破坏自然；第二个层面是人与人的和谐，老子强调水的特性，强调柔的特征，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第三个层面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平衡，那么老子的观点是，保持人的心态宁静调和，他主“静”的思想可以给我们一些指点。
国学热应势而生（李中华访谈）
李中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易研究专家
记者：我们知道，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过“寻根”热，九十年代再次掀起“国学”热，近几年，对传统文化及国学的探讨又呈现一种热潮，请问，这些年兴起的国学热是哪些原因促成的，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李中华：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主要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首先，从文化角度来谈，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学者对工业文明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进行了全面反思，这些负面效应包括能源、环境、生态、人口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全球性危机。我们都知道，人类历史经过了狩猎、采集、畜牧业、农业及工业等各种文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文明的发展在上世纪可谓是突飞猛进，它给人类带来的物质财富超过以往一切文明带给人类的财富总和。但是随之而来的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对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人口膨胀等新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尤其是美国911之后，许多学者开始反思如果来改变人类所面对的危机，这使他们开始注意到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中的思维方式和精神。
记者：是我们普遍理解的“和谐”精神吗？
李中华：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核心就是“和谐”。所谓国学思想我们可以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在儒学、道学或是易学都体现出“天人合一”趋向。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存。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认识到，这样一种思想，可以成为人类应对现阶段挑战的一个参考。近20年来，西方召开的大部分会议比如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法国世界公民大会等都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曾经以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取得物质财富增长的发展模式是行不通的，因此，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文化，认为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可以补充西方思维方式的不足。这是当前国学热的一个背景。
记者：这种关注是不是在国民之中也有所体现？
李中华：国内人们对国学的关注以我国近年经济的迅速发展为背景。这也就是国学热的另一个促成原因。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国力逐步强盛的当前，中国人开始要找回自身的民族自信，也开始重新给予传统文化新的关注。同时，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也同样面临了诸多问题和困惑，主要体现在伦理问题上。比如我们知道的“一切向钱看”、“财富至上”、“惟利是图”等等，这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人们价值观的负面影响。300年的工业文明，使科学技术不断向前发展，人们在“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下将追求科技、物质作为目标，忽略了自身的精神需求。从某种角度说，工业文明实质上是制造欲望的机器，而欲无止境，人类的欲望永远没办法得到全部满足，这就导致人欲横流得不到控制，而这种失控的无限追求，使人们自己也成为欲望的机器，无法感受到真正的幸福。我们在工业文明的发展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记者：而我们可以从我国的传统思想找到解决这一困惑的钥匙，对吗？
李中华：是的，我们儒学思想中讲的“适度”、“中庸”就是对欲望的一种节制，不是不要追求，而是要恰倒好处地追求。西方文化不讲中庸，在不断满足欲望的物质发展中，也就造成人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大。儒家认为天是自然万物，是自然规律，人是自然界中一物，要受天的左右，《孟子》所讲的“尽心、知性、知天”，《中庸》所讲的“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道家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周易》讲“圣人”“与天地合其德”等。西方哲学从笛卡尔开始就建立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主体“我”和自然是分割的，因此也就会向自然不断开发和索取，而我国的哲学思想始终贯穿“主客合一”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和谐相处。
记者：第三个背景是什么呢？
李中华：基于前两个理由，人们从对传统文化对国学的一度片面否定中走出来，发现传统文化不全是过时的、糟粕的。当前世界兴起文化多样化、文明对话等呼吁，就是说化解国家间地区间的矛盾，不能以暴还暴、以牙还牙，而是靠不同文化间的文明对话与多元共存，这就要求我们参与对话的人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要有一个了解，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拿什么和国际对话呢？这也是现今我们对传统文化及国学的关注的一个背景。因为仅仅是靠意识形态方面是无法参与国家间对话的，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对立的不同和矛盾，不能做到求同存异，而文化是可以拿出来互相比较，取长补短的。我们知道美国的全球化除了经济、政治、军事等外，同时也是文化的全球化，我们更加不能以美国文化为中心。我们所遵循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念就是体现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和谐相处”并且是“和而不同”。
记者：您对现在于丹讲《论语》等的热潮现象怎么看？我在书店看到她的书在重点推荐的摆放位置，而且很多读者也开始聚集到历史、古代哲学的书架前，她的讲谈也掀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
李中华：我读过她的书，我认为作为一种普及读物还是很有益的，她讲得通俗，又有对生活实际的理解。但是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太世俗化，也就是高度还不够，她把《论语》完全变成了自己对《论语》的感觉，而她的体会也不能完全体现《论语》的内涵，这种方式会削弱典籍本身的文化内在力量。可以把它作为普及读物，但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这个是远远不够的。
记者：由于历史原因的文化断层，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又怎么理解传统文化呢？
李中华：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确经历了断层，尤其在大陆，台湾相对还保留得不错。作为现代人，我们是一定要站在现代的角度对传统文化做新的诠释，要站在现代人所面对的新情况，现代人类所具有的精神，以及针对现代人的生存、发展来理解传统文化。比如“命”这个字是我们传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尤其老百姓，对命的理解各个时代均有不同。我对它的理解不是所谓“命中注定”，而是哲学上讲的偶然性，通过大量偶然性认识其偶然背后的必然才是规律。我在给企业家讲易学时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目的就是要给他们澄清认识，让他们摆脱对易学的神秘感。
记者：您能简单说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主要是在讲什么吗？
李中华：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最强调的应该说是教大家如何做人，说到底就是从根本上提高“人”。我国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人口很多，农业的生产发展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因此，我们的价值观、伦理观就是以符合农业社会发展为基础的。这体现在我们对大自然的重视，同时也体现在我们以家庭、集体、社会为本位的伦理价值观上。家庭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我们首先重视的是家庭的安定和谐，以此为基础升至集体、国家，这就体现出西方以商业文明为基础而形成的个人本位所不同的文化。天人关系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始终非常重视的问题。我们认为人是天的一个副本，天有什么，人就有什么，或者说我们对人的认识就是人就是一个小的“天”，这里的天指的是自然界。儒家的《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道家《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人生于天地之间、形成与天地之间、生活于天地之间，天地与人是共生共存的，所以人不能破坏自然界，这种认识这也是基于我国是长时期以农业发展为主的社会，农业的发展于大自然联结非常紧密。因此我们认为理有三本：一本天地、二本父母、三本亲师。大家做人、做事都要以此为本。
记者：我们的这种以天地为本的思想与西方思想的不同在哪里？
李中华：西方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哲学思想在近代以来，也就是17、18世纪以来体现出两大偏颇，一个是主客二分的思想，一个是社会进化论的思想。主客二分就是把主体即人和客体即客观世界分割开来，主体可以认识客体、改造客体，让客体为主体服务等。这种思想以近代哲学家笛卡尔为开端。由此便产生天与人的对立关系。“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也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的，有了知识，有了科学，有了技术，人类就壮大了力量，就可以无限制的改造自然，向自然汲取所需，于是导致工具理论膨胀，人类不断的提高科技水平、发展工具，最后连人类自己也沦为工具。社会进化论就是在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进步理论。达尔文进化论在我们认识自然界、动物世界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动物和人类毕竟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把动物界的发展理论和现象完全搬到人类社会中来。如果这样就会导致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片面的套用弱肉强食、自然淘汰等概念，使人自然、人与人之间只有不断地竞争与斗争。人类社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社会进化论混淆了人和动物的关系，是不符合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人类不是社会发展的工具，而是目的，忽略人自身的生存价值就是工具理论的严重弊端。
记者：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呢？
李中华：对文化的理解不是一个简单化一的事情。首先谈谈我们如何去理解传统。对待传统我们要具体地看待，古代的文化思想也是古代的人们不断地思考、体悟、积累的过程，我们毕竟是现代人，我们要站在我们的时代去理解传统文化，这需要我们自己的思考和体悟。我们不能完全排斥传统，认为它们是僵化过时的东西，看成是完全糟粕腐朽的东西，当然也不能完全认为凡是古代的都好，完全照搬传统。同样，我们也不能排斥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特别是西方的文明，我们这个地球由许多文化，非洲文明、拉美文明、印度文化等，都有非常优秀的东西。任何想要以一种文化作为文化归宿的想法都是不健康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也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过程，比如佛教文化，就是我们吸收的外来文化。人类新文化的产生必须是多元文化的结合与共同发展，就如同我们要保证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只有多样性共存，才可以使自然、世界和谐。单一文化必将导致霸权主义，如美国所推行的文化全球化实际就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表现。西方社会在评价一国实力中强调了几条，有科技、经济还有文化。一个能够被人尊敬的、有亲和力的文化，将构成并强大一个大国的软实力，这也是我们现在要加强文化建设的一个原因，我们强调的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就是加强我国的软实力。
记者：您的授课内容包括儒学、道学和易学，请您简单谈谈这三学的主要内容。
李中华：我们知道，“儒”与“道”是我国先秦争鸣中最具影响力的两种学说。儒学产生于春秋末年战国初，创始人为孔子。儒学思想主要以六经为主，汉代时六经被重为儒学经典。其实六经的内容只是儒家认为的“常”道，就是因为其精神与内容太寻常太普遍，才单把它们拿出来，久之，便成为我们所知道的经典。孔子本人信古、好古，他把自己的使命之一定为整理古代文化传统，而夏、商、周以来的民族文化结晶就主要体现在六经中。孔子以承传六经为己任，以仁和礼为核心思想，所谓“……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班固《汉书·艺文志》）孔子以尧舜为圣人楷模，以继承发扬六经为主的古代文化传统为使命，尤其注重仁义问题，把仁义当成最高理念与境界，所以我们可以撑孔子的儒学为“仁”学。
道家针对儒家提出的仁义所导致的假仁假义、矫揉造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为纠正仁义带来的偏颇，道家主要反对六经、提倡自然，所谓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他们主张“道法自然”，认为自然是最真实的，儒家主张的所谓仁爱是后加到人身上的。比如道家反对儒家的“文”，认为“文”就是“饰”，“饰”就是装饰，而装饰就是浮华，就是不真实。他们主张人应该反朴归真，自然是怎么的，就怎样做，所谓自然而然。我们可以说儒家强调善，道家强调真，儒家的善更多注重伦理，因此在文学艺术中也体现为“现实主义”，杜甫的诗就是典型，而道家的真更多注重哲学，因此在文学艺术中多体现为“浪漫主义”，李白的诗就是典型成。
《周易》比儒道产生的更早，易是另外一个系统，是从远古时代的卜卦开始诞生的，包括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等，后来慢慢加入了义理。《周易》本身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周易》中“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讲的就是人观察自然的态度。儒道两家都从《周易》中汲取了营养。
记者：学术界有论点认为《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它？
李中华：这是一个大题目。《周易》从产生到现在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是中国从上古到战国到现代一直没有断线的一个文化体系，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的智慧。我们所说的《周易》，通常包含三部分内容，一个是《易经》，一个是《易传》，一个是易学。《易经》形成于伏羲到文王的这个时期，这时的《易》还是一部巫术的书，宗教的书，神话的书，算命的书。《易传》形成于孔子及其门弟子之手，这个时期的《易》已被诠释成为哲学书了。汉朝以后，《周易》经传被奉为经典，直到清代，被称为经学时代，解释《周易》的成果有三四千种之多。《易》被列为儒学六经之首，与儒学的其它五经不同，那几个都是从人伦、人道入手，而《周易》是从天道入手，讲天人关系。《周易》也为人道提供了一个来源，一个合理的解释，人类社会的运行应该参照自然界的运行，以达到其合理性。从哲学上讲，《周易》所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同构共生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观点影响了我国今后所有的学术思想。这是从总体上理解《周易》。具体来说，它本来是一部算卦的书，这种算卦也体现了早期人类对自己和周围环境的一种关系的理解。它通过术数活动来解释人在一定环境下遇到的吉凶变化。夏、商、周及以前它是一种早期宗教、巫术文化的表现形式。这是《周易》的一个支系，算卦使它带有很多神秘性，发展到现在也产生了许多迷信思想。第二个支系，《周易》进入哲学家的视野，哲学家将《周易》的内涵上升到一种理性化的认识，这是在战国时期就有的转型。战国以后，《周易》加入了义理，实现了从宗教巫术到哲学的转化，人们对自身的环境产生一种理性的认识。西方哲学家也称之为中华文化的重大转折、哲学上的突破。
记者：《周易》作为原始巫文化是怎么产生的？
李中华：各国文化都基本上由原始巫文化脱胎出来的。这是与当时的生产水平及人们对自然对自身的认识能力必然关联的。巫文化在早期也是对当时的社会起到很大作用，是适应当时的时代需要的。巫在原始时代是一种工具、技术、方法，在当时对人类起到很大作用，医学也是从巫中诞生出来的。巫是为王室贵族服务的，是沟通天和人、人和神之间关系的，在当时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
记者：战国以后从《周易》中总结了什么样的义理使它成为一种哲学观？
李中华：这就很多了。周易讲的是“变”的道理。“易”字本身就是“变”的意思。一个“易”含有三个意思：简易、变易、不易。这样《周易》发展出一套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的源头之一。首先，《周易》讲了阴阳交变的思想，所谓“一阴一阳之为道”。万物生长都有一个规律，包括天、地、人。它们都体现出一阴一阳，事物总是在阴阳对待的过程中存在的，就如同我们现在常说的“对立性、统一性”。阴阳交互对待产生一系列祸福。阴阳互济、阴阳交变，独阳不生、独阴不成，都体现出哲学原理。事物总是通过交流对话发展，只有亦阴亦阳、又阴又阳事物才能成立。而这又不是静止的，由于力量的不同消长，常常会位置颠倒或者变化，这些都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如“三阳开泰”，就是一卦，泰指天地相交，它象征“通”，只有天地阴阳相交才能够打通。符号显示为阴在上，阳在下，阴气重向下走，阳气轻向上走，因此就能够相互交流。再者，《周易》强调了变易的思想。有句话叫“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曲要，唯变所适。”讲的是《周易》和人的生活是不远离的，易道是屡屡迁变的，不能把它易道看成教条。阮籍就认为《易经》就是变经。由此，《周易》强调与时偕行。古人讲：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是非常强调时世变动，卦则变动。接下来，《周易》还非常强调普遍联系的思想。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比如卦辞中“亢龙，有悔”，指的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周易》有六十四卦，而每一卦中都有很多主题，每一个主题都有很多思想，这些思想都可以运用到生活中，是生活的智慧。
记者：能简单介绍一下《周易》的乾、坤吗？
李中华：这个非常复杂。乾指阳，坤指阴。乾是天，坤是地。乾、坤生出六个子女，形成八卦。相传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而“画八卦”。所画八卦是用八个符号代表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卦象，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是古人所看到的最有代表性的八种自然物。《周易》在这个基础是不断增加，就形成各种“象”，所谓“易者象也”。讲的是什么“象”呢？就是圣人仰观俯察所得知的象。万物都有形象，因此能代表天地万物。比如天代表父、君、马等刚健的事物；地代表母、臣、牛等柔顺的事物，越来越多的象被加入进去。后来文王又把伏羲的八卦变为六十四卦，所谓“文王重为六十四卦”，也就是八个符号两两重合，形成六十四卦。
记者：您能简单说说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分别从《周易》中主要吸取了什么？
李中华：《易》是六经之首，儒家从中吸取了很多思想。比如“仁”，就是从《周易》中吸取的思想。天地为父母，产生万物和人类，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从这里面来的。“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整个张载的《西铭》都是从《周易》里来的。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天地万物，人与人、人于物都是一个大家族，所以要有仁爱的精神。再说道家，道家认为天道和人道不同，天道是自然的秩序。《老子》主要发展了《周易》“坤”的思想。比如“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再如“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再如“天下万物负阴而抱阳”等。尤其是“谦”的思想，非常符合《周易》谦卦的意思。
记者：有人认为通过《周易》对人生的预测有时候是非常准确的，你觉得应该怎么理解这种情况？
李中华：从哲学角度来看，我认为把《周易》作为算卦很准的一种预测是不对的，也是做不到的。至于那种准确只能说是一种或然性。任何一种预测都有两种可能，也都有一半的几率是言中的。《周易》的价值不在于预测，而在于给人类提供一个方向，提供一种心理上的慰藉。比如，当你遇到灾难的时候，通过《周易》给你一个解释，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你承受灾难的痛苦和压力。如果没有发生灾难之前，给你一个预测，也会给你一种信心或者使你有一种警惕。实际上，算卦这件事本身含有很多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东西。早期的《周易》都是一种方向的体现，比如乾卦初九的爻辞叫“潜龙，勿用”，就是潜在水底的龙，不要有所作为；九二的爻辞叫“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就是指初期潜在水底的阶段过去了，接下来是可以做事了，所谓龙已经在田野上了；九三的爻辞叫“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指事情有进展了，但是还要努力，“乾乾”就是不倦的意思，而且还要警惕现在还不是一帆风顺，可能还有困难挫折，要提前有思想准备，就可以“无咎”，即才可以免除灾难。这些就是《周易》的爻辞，从它里面我们看不出具体的祸福，吉凶都在里面。它只是给人们提供一种方向的参考。这些卦辞最初也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或当时流传的语言、诗歌、故事等总结出来编成的。因此孔子弟子曾问孔子：“子信筮乎？”孔子回答他：“吾观其德义耳，君子不占而已矣。”民间流传的用《周易》算卦，把它理解成一个僵死的东西，有很大的局限性。“易为大人谋，不为小人谋”。如同孔子，不承认鬼神，也不否认鬼神，他是以“鬼神”来达到教化人们的作用。正所谓“君子以为人，小人以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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