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汉语拼音之父

　　“汉语拼音是中国参与国际主流文化的重要工具，诸如Sanlitun、Beijing、Kuaizi等名词，已经以拼音的形式进入英语语汇，这也应该是中国参与国际现代文化塑造的一个写照。”

　　“1958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汉语拼音方案》；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审查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但当时美国国会图书馆一直没有采用汉语拼音，听说是因为耗资巨大。直到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汉语拼音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非常普及，他们才终于花费两千万美元，将70万册中文图书的索引系统全部改为汉语拼音检索。”谈起“汉语拼音”一路走来的历程，104岁高龄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感慨万千。

　　在北京朝阳区书香环绕的几平方米的小书房内，周有光翻开自己常年笔耕不辍积累的著作，打开仍然插读软盘的夏普打字机，向《北京科技报》记者讲述自己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语言学者，一个世纪以来的沧海桑田。

　　周老1906年生于江苏周家望族，中学时候背诵四书五经，大学进入满是王公贵族子弟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娶妻后跟文学大家沈从文成了连襟。谁也没有想到，这位起初立志要用经济拯救中国的男子，在后来的岁月中会成为扬名世界的语言学大师。

　　在圣约翰大学研习经济学的周有光，毕业后进入银行系统工作，还曾经在名声显赫的美国华尔街就职，过着优越的中产阶级生活。抱有经济救国思想的他，越发意识到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对一门国内十分冷僻的学科发生了兴趣——字母学，并搜集了不少相关读物。每天从银行下班回家，周老就一头钻进书堆中。

　　新中国实施计划经济，让周有光用经济学识报效祖国的志向难以施展，正好当时中央重视对语文进行改革，将周有光从上海请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从此就将他留在了“文字改革委员会”中。

　　“对语文，我是外行。”

　　“没关系，这是新工作，大家都是外行。”

　　这段经典的对白成了银行家转行语言学家的见证。

　　“我们不是在创立一个全新的拼音系统，而是在系统梳理从清朝末年开始的注音系统改革成果。今天我们使用的汉语拼音，其实就是对前人工作的一次成功总结。”周老说。

　　事实上，中国自汉代就有了“直音”注音法，也就是用同音字标注汉字读音，比如“古，音蛊”；东汉末年开始了“反切”注音，比如，“红，胡笼切”，即用“胡”的声母，和“笼”的韵母及声调，一起标注“红”的发音。

　　“直音”和“反切”虽然盛行一时，但系统本身的效能却不高。比如有时候出现注音字比原字更加生僻的现象，“古，音蛊”就是如此。而且，这种限于方块字内部的注音系统，让随着丝绸之路和探险航线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经常“云里雾里”。

　　16世纪，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造访中国，刻苦学习中国古文。他除了写文章向西方人介绍中国，还开创性地用罗马字母标注汉字读音，第一次让罗马字母和汉字“联姻”。不过外国友人开发的拼音系统更多照顾了他们自己的发音习惯，比如“标致”一词的注音是“piau ci”。随着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西方传教士蜂拥至中国传教，他们开发了“教会罗马字”，用罗马字母表示出《圣经》各种方言版本，试图推广。可是，当时民族情结浓重的中国人民，坚定谢绝了这番“苦心”。

　　交流的渴望不畏语言的隔阂。1919年“五四运动”将“德先生和赛先生”隆重地介绍给华夏大地，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了向西方学习的迫切。在这个背景下，192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公布“国语罗马字”，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就此诞生。

　　1933年，受苏联列宁提出“拉丁化是东方的伟大革命”的影响，旅苏华侨瞿秋白等拟定《拉丁化中国字方案》，该方案在国内引发了“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其间的激进者，诸如鲁迅、钱玄同，态度坚决地要废除方块字，改用拉丁字母。

　　周有光听说过这么一个情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到苏联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 于是国内专家开发了四套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但是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没有得到认可。

　　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负责人吴玉章先生向毛主席报告说，民族形式的注音字母不方便，还是改用拉丁字母好，该提议得到首肯。

　　“我被任命为汉语拼音方案初稿的起草人之一，和叶籁士、陆志韦一起，夜以继日拟成初稿。我们拟定方案的时候，既要遵守语言学的一般规律，又要照顾到中国过去各种注音的特点。”周有光回忆道，初稿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上经过简单修改后于1956年2月发表，公开征求意见。

　　半年时间，四千三百多封邮件从国内外飞往“文改会”的办公桌，“来路广，创见多”，是周老的评价。

　　围绕这套拼音系统的技术性探讨主要集中在“基欺希”三个音的处理上。方案初稿里，“基欺希”三个发音由g、k、h变读来标注，没有专门的字母，群众来信中，一些人支持这种变读，一些人提议用j、ch、sh变读，双方相持不下。

　　为什么“基欺希”三个音不能有专用字母呢？“文改会”的考虑是，如果按照建议的j、q、x作为“基欺希”分别的专用字母，q、x的读音将和英文读法悬殊甚远，不光是英美人反对，学习过英文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同意，所以不敢贸然采用。1956年10月，国务院成立高级“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听取“文改会”报告后，决定采用j、q、x作为“基欺希”的专用字母。

　　然而，技术问题可以开会表决，民族情结问题就没那么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了。周老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国乐演奏会”上听完一曲二胡《空山鸟语》后，老友老陈把周老拉到一边，赞叹完“胡琴真好”，就掏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小册子，问“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为什么不自己创造一套字母，而要去抄袭英文字母呢？”

　　“你不喜欢方才的《空山鸟语》吗？你有没有想过，国乐不应当用胡琴？胡琴的‘胡’字和国乐的‘国’字，你以为是可以联系得起来的吗？”周老的睿智回答让老陈哈哈大笑、连连点头，收起了小册子。

　　据说，连襟沈从文也曾经当面反对过周老搞汉语拼音。为什么同样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周老会那么容易地站到拉丁字母一边？“我接受了中西两套教育。”周老在圣约翰大学见识了西洋管理体系的优越，而在美国银行供职期间，他深深折服于美国人工作的高效，据当时一份调查，工作岗位上的一个美国人相当于十五个日本人的效率。“我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中国要发展就必须走出去看世界。拉丁字母标注的拼音系统，比其他注音系统更能促进中外沟通。”

　　“不过，当时我并不参与‘民族化字母’和‘拉丁字母’的争论。”周老得意地一笑，“我就埋头写文章介绍拉丁字母，那些通俗的文章和小册子，很受百姓欢迎，当更多的人开始了解和使用拉丁字母，‘外来的’也就慢慢变成‘民族的’了。”1958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有了“名分”，《汉语拼音方案》在人大表决通过。

　　“人类文化不是分为‘东方’和‘西方’，我们眼前的世界其实是双重文化组成：一重是作为主流的国际现代文化，一重是作为支流的各个地区传统文化。诸如拉丁字母、电灯等事物，不论其出处，它们都已经成为国际现代文化的主流元素。”周老坚信，汉语拼音是中国参与国际主流文化的重要工具，诸如Sanlitun、Beijing、Kuaizi等名词，已经以拼音的形式进入英语语汇，这也应该是中国参与国际现代文化塑造的一个写照。

　　目前，周老仍在努力推广拼音，并研究汉语拼音的“正词法”，比如分词连写等基本规则。“我们的工作每一步都有人反对，现在也是。正词法的一个基本规则是分词连写，比如‘中国’的拼音应该写成zhongguo，但是很多人批判这是将汉语拼音文字化了，应该写成zhong guo，而不是一个词。”周老说。

　　文字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但是主流发展的方向是一定的。就像上海有人提出反对普通话和拼音，认为上海话有灭绝的危险，但是在两千万人口的上海，一共就有不到一百万的本地人，上海话怎么可能替代普通话？“这就是大都市化现象。当地方文化和主流现代文化冲突时，就是地方文化需要适应的时候了。”周老坚定地笃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