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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如今广东的图书馆星罗棋布，遍及城镇乡村，而在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时代，公共图书馆尚未出现，图书典籍仍流传于各家藏书楼之间。当时广州城有“南孔北方”之说：城南的孔广陶，藏书楼名为“三十三万卷楼”；城北的方功惠，藏书楼则有“碧琳琅馆”。
碧琳琅馆曾盛极一时，李希圣称“为卷几盈五十万”。时过境迁，如今在广州城里，我们已难觅碧琳琅馆踪迹，而方功惠部分藏书因其后人于光绪末年捐赠京师大学堂，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做官四十年藏书五十万卷
方功惠虽为湖南岳阳人，但在广东为官近四十年，他在广州所建碧琳琅馆及其中琳琅满目的珍贵典籍，在当时已是广东的一张文化名片。
方功惠（1829—1897），字庆龄，号柳桥。其祖父方应恒曾任漳州知府，父亲方宗徽曾任广东清道司巡检。方功惠子承父业，曾任广东盐道知事。方氏工楷法，善理财，被两广总督叶名琛赏识，提拔为督院巡捕，负责管理章奏。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任命方功惠为番禺、南海、顺德知县，方功惠自此官运亨通。光绪二年（1876）后，方功惠代理广州粮道通判及潮州盐运使，统辖粤、闽、赣、湘四省盐课，替左宗棠收复新疆筹饷有功，被奏请升任道员。光绪十年至二十一年（1884—1895），曾三次代理潮州知府。方功惠去职后，仍留广东任职，以候补道员终其一生。
方功惠藏书，有家学渊源。其任代理广州粮道、潮州盐运使及潮州知府后，岁入丰厚，更有资本收罗珍异奇书，并建构规模宏大的藏书楼。碧琳琅馆位于广州城北，为方功惠藏书之所。李希圣在《雁影斋题跋序》中称：“巴陵方氏柳桥观察官广东四十年，好书有奇癖，闻人家善本，必多方钩致之，不可得则辗转传抄，期于必备……观察屡权府事，榷厘金，岭海故膏腴闻天下，所入颇不资，乃尽耗于书……故所得秘籍尤多。迄于晚年，最其所藏，为卷几盈五十万，而京师、上海诸书贾，不远千里，奔走其门者，犹无虚日。”
方功惠有一印，其文曰：“十年作吏仍糊口，百金购书收散亡，老矣不能穷雨简，一廛幽僻得深藏”，又有“书癖”、“书奴”、“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好书到手不论钱”等印。广东诸多藏书家如南海吴荣光清筠馆之书散出后，多为方氏所得。碧琳琅馆中，有一部分珍贵典籍来自于日本。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倾向西方价值观念，原先积存的中国古代典籍多被弃之如敝屣，方功惠便派人东渡扶桑，穿梭于大小书肆，以贱价收购了大量藏书，如佐伯文库藏书，大都归之于方功惠，其中不乏秘籍孤本。方功惠在日本购书，尚早于今人所熟知的黎庶昌、杨守敬海外求书。
得难得之书而刊刻之
方功惠嗜藏书，又能利用其所藏刻书，其一生刻书卷帙浩繁。早在同治六年（1867），碧琳琅馆已刊刻邵阳人魏源所撰《禹贡说》二卷，魏源已于十年前去世，此书是1852年陈澧赴北京会试返乡途中带回。同治十二年（1873）又刊刻湘潭人王济所撰《扶荔生覆瓿集》十卷。同年刊刻陈鸿墀所撰《全唐文纪事》一百二十二卷首一卷。方功惠在跋中写道：“惠自少时好收书，近者尤喜刻书，数十年来所收藏者十余万卷，愿见而不得者渐少。惟其书未刻则不可得而见耳。二三年来在书局刻书三千余卷，世所未见之古本如《草堂诗笺》者则自刻之以公同好。”看来方功惠想搜罗天下不可得见之书与同好共享。陈鸿墀是浙江嘉善人，曾任翰林院编修，晚年游粤东，主讲于越华书院。方功惠与陈鸿墀之子同事，得知陈氏有《全唐文纪事》一事，遂慷慨刊刻。
光绪元年（1875），碧琳琅馆刻《杜工部草堂诗笺》二十二卷附《年谱》二卷，《诗话》二卷。粤中大儒陈澧为之作序称：“方柳桥太守得《诗笺》元刻本于南海吴荷屋中丞家，太守好聚书，官粤东三十年，岁岁购藏，凡数十万卷，而此书为最。”充满赞誉之词。
此后，碧琳琅馆又刻有：宋刘辰翁评、唐王维撰《王摩诘诗集》、唐孟浩然撰《孟浩然诗集》、宋尹洙撰《河南先生文集》、宋穆修撰《穆参军集》、宋柳开撰《河东先生集》等。方功惠曾听闻有《穆参军集》一书，但一直未见，光绪五年（1880），他任潮州盐运使时，终于获得此书。他发现此书讹误较多，听闻丰顺丁日昌持静斋藏书中有此本，又设法前往借抄。
《碧琳琅丛书》规模浩大
方功惠曾以八百金收得乌程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稿本，共十五集七百四十一卷，交王毓藻刻于广州广雅书局。由于篇帙浩大，此书自光绪十三年至十九年花六年时间方竣工。
方功惠所刻最为著名者为《碧琳琅馆丛书》，原拟刻60余种，自光绪十年始刻，至方功惠卒时为止，前后14年尚未刻完，共刻44 种，直至清宣统元年（1909）由广雅书局印行。卷首有谭标序言：“右四部书共四十四种，乃巴陵方道功惠之所刻也。”谭标又说，方功惠晚年“出其所藏之新旧秘本，刻一丛书，即以馆名名之。其意颇奢，欲驾海山仙馆、粤雅堂之上”。潘仕成《海山仙馆丛书》，伍崇曜《粤雅堂丛书》均为清末影响巨大的大型丛书，为广东近代文化鼎盛的重要标志。
谭标在序言中还说，方功惠“刻书之宗旨，在上溯六艺，旁搜百家，融合汉宋门户之见，而归于有理有用，以现在通行各大丛书所未有者为其选择之界限。”他认为，虽然刻成仅有44种，但均“首尾完具，校勘精好，可以比肩潘、伍。”
碧琳琅馆藏书数量巨大，今国家图书馆藏有1932年传抄本《碧琳琅馆书目》四卷，著录经部书约800种、史部书约600种、子部书约900种、集部书约1200种，共3500种以上。李盛铎抄《碧琳琅馆珍藏书目》，著录宋刻本39种、元刻本56种、明刻本400余种，明翻宋元刻本70种。仅《文选》一部，即有宋、元、明版12种，故方功惠藏书处又有名“十文选斋”之称。
部分图籍现藏北京大学
光绪二十三年（1897），方功惠去世，其孙方朝坤于次年即将碧琳琅馆全部藏书海运至天津，再转运至北京，于琉璃厂附近之沙土园租房陈列出售。湘乡李希圣曾受邀为之编目，并因此得以睹见所谓五十万卷，他就其中精粹撰写了《雁影斋题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方朝坤仓猝弃书南归。其后，方氏藏书大部分售于琉璃厂书肆，其中不少流出域外。剩余部分，因李希圣鼓动并中介，于光绪三十年（1904）赠与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即以方氏所赠为基础。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曾记此事：“东丹副页写书根，颟若昆吾切玉痕。此是碧琳琊馆书，典裘持与海王村。”叶昌炽称方氏“饶于赀，喜收书，所藏明贤集尤富”。光绪十二、十三年间，叶昌炽游幕至广州，希望赴碧琳琅馆一睹方氏所藏秘籍孤本，但未能如愿。而十年以后，方氏后人竟捆载遗书至京门求售，叶昌炽终于在琉璃厂购得方氏当年珍藏。叶昌炽说，“见样本，一睹其装潢图记，即知为粤中装订，碧琳部馆旧藏也”，因为“每册有东丹笺副页，可以避蠹，书根宋字，齐如刀切”。东丹笺即古代常用的黄檗纸，可以防虫。
光绪戊戌年（1898），湖南藏书家王礼培正在北京参加会试，“适闻方氏之书，自柳桥先生殁后，将以海舶运赴都中，售价以偿还官债，念之慨然”。当年七月，方氏书运至，全部堆积在琉璃厂肄雅堂丁子固书肆中，王礼培所见，就中日本人佐伯文库藏书不少，他购得《参寥子诗集》及《萨天锡诗》二种，此后并在《参寥子诗集》中作跋以记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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