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中，人们通过对日常语言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以概念为依据，按照逻辑规则来认识“是”。如巴门尼德从语言分析中获得“是”问题，柏拉图通过语言分析进行理念研究，亚里士多德通过语言分析对ousia或自然的研究，当代的分析哲学家也是通过逻辑语言进行哲学分析活动。直到今天，这一方法还深深地影响着人们。所以，雅斯贝斯说道：“语言是'是’的家”。但这一追问方式却导致了把哲学当成一种认知性的科学。因为，当人们利用语言对“是”的任何言说时，说出来的无非是“是”的某些属性，语言对“是”的本真意义产生了遮蔽，成为了西方哲学误入岐途的根源。而且，当人们追问“'是’是什么”时，就要用到“是”这个词。这样，人们在问这个问题时就已经利用了“是”这个概念本身，在说明这个问题时就已经依靠对“是”的理解，这样的提问和说明就陷入了逻辑悖论之中。因此，任何东西都可以问“什么是什么”，唯独“是”不能被这样追问。正因为如此，雅斯贝斯才指出人们无可能建立一种本源性的知识体系[1]，反形而上学的“急先锋”逻辑经验主义石里克[2]也指出：“形而上学的体系不能给我们实际的知识。”
由此，西方哲学又提倡人们对于“是”，就不要像自然实证科学那样动不动就盲目地、无根据地、无批判地去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如果人们试图建立一门“是”的范畴体系，将以失败告终。而是应该将以“是”论为核心的哲学问题、命题、陈述、概念范畴等看作是无意义的、虚妄的而予以清除否定，把该括起来的都括起来，把该否定的都否定掉，将“是”从事实和逻辑世界中拯救出来，而消解人们对意义的形而上学追求。胡塞尔的悬搁、加括号，海德格尔的摧毁，德里达的解构等便都是提倡这一追问方式。同时，西方哲学承认人类的理性存在着一个局限，并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划定了一界线，使人们明白了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
当括去了一切什么之后，什么都没有的“是”就成为了“无”，只是其自身显示自身者，即真正如其所是的那样向我们显示，没有什么隐藏着，一种明证性的“现”。因此，“是”又是显现。但“是”的显现不是显示给感官，而只是显现给思想。因为“是”是思想抽象的结果，只有人们在思时“是”才出现。因此，人们可以通过思想来认识“是”。但什么是思？海德格尔曾说道，思不能定义，人们也不是通过思的定义就懂得怎样去思。要知道什么是思想，只有自己去思想。只有走上了思想之路，才能知道什么叫思想。思只是要求人们去思，只是叫人们去思。而且，海德格尔在谈到巴门尼德“思想”时将其读作“领悟”[3]。同时，格思里在译“思想”时用括号加上一个注“领悟”。格思里在《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中指出：“译成思想的这个动词，在巴门尼德以及他之前的时代，并不是指某种不存在的东西的想象，它起初是一种直接的认知活动。在荷马那里，它可能就是指与有所见差不多的意思，总之是与视觉直接有关的……。说得更确切些，是当通过一个所看见的具体对象中的一种性质而明了其中的全部意义时就这个词。……它可以指以一种起初印象取代虚假的印象，这并没有认为是推理过程，而是突然明白，心有所见。”据此看来，“思”即是“悟”。而悟是心的突然明白、有所见，但不是真的能见到什么，而是“看”纯粹现象，因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看”。所以，现象学意义上的“看”就是思，思是对“是”的思，哲学通过思而使思与其对象—存在者(existence)达成同一，也是“看”。哲学便在这里开始了思的历程。
哲学正是通过思，使现象学的方法成为了“是”的方法，而“是”的方法又是本体意义上的方法。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界线消失，本体论被归化为一种方法论，并使认识论本体论化。现象学本体论就是“即本体即方法”――即方法论式的本体论，而具有了认识论上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可见，思珍视形而上学的价值，防止了科学语言对真实世界亵渎和误用。
前面论述了汉语系词“是”是从各个准系词中抽象出来的，且成为了唯一的系词。因此，汉语系词“是”包含着各个准系词的系词义。而准系词“惟”泛指思维，《说文·心部》：“惟，凡思也”；《尔邪·释诂下》：“惟，思也。”当“惟”被“是”所取代时，“是”便具有了“惟”的思维之义。据此，汉语“是”也与思维有关。而汉语“是”后面的宾词也可以被悬搁起来、或者说被括出去，意味着汉语“是”也能括去一切什么，而直面“是”本身。而且，汉语“是”也不是产生出来的，当然也不会被消灭，它无始以来就存在着，经历万世而不会毁灭，也即是永恒的。换句话说，汉语“是”来源于思想，是我们思想深处的潜在存在。据此看来，汉语“是”也具有“现象之学”的原始问题，汉语“是”也具有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学残余之义。但因为我们还未对“是”作哲学追问，我们既未有关于“是”的各种成见，也未发现“是”的语义与语用上的暧昧。如果我们转向“是”，使我们每个人都在思想的最深处保持着对“是”的领悟，哲学反思就是思想叩问“是”的自我应答活动。
[1]雅斯贝斯著：《哲学之信仰》，英译《哲学之常青的领域》，纽约，1949年版。
[2]石里克：《体验·知识·形而上学——维也纳学派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3]叶秀山著：海德格尔与西方哲学的危机。见宋继杰主编：《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下卷，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1034－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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