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司马光，确实是高官，而且是高官中的高官，都拜过相，也就是先后担任了朝廷的行政首脑。他们担任宰相，都不是那种“太平阁老”，而是观点鲜明，敢作敢为，风风火火，惊动朝野的“铁腕能臣”。他们的观点，严重对立，对此我们暂且搁下，先看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宋代真把“文官制度”推向了极致，让文化和行政进行了“顶端性熔接”，让中国文化第一次在最高权位上接受了磨炼。
王安石、司马光在担任最高行政首脑前，已经是顶级文化星座。王安石是顶级文学家，司马光是顶级史学家。这就是说，行政上的“最高”和文化上的“最高”合成了一体，这在中外历史上找不到先例，也找不到后续。
不错，按照中国的科举制度，历代高官都是有资格的文化人，但他们都不是顶级文化星座。反过来，不少文化大师也会做官，但一般做不到宰相来指挥全国。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行政权力借用了文化，基本逻辑仍然是行政而不是文化。但是，当文化上的“最高”掌握了行政上的“最高”，情形就不同了。文化的系统性、完整性、明确性、号召性、鼓动性就会强悍地呈现出来，而大大减少了一般行政措施的协商、妥协、模糊、兼容。
你看，王安石变法，就是按照完整的文化逻辑来实施经济改革的，带有极大的理想成分。他要宋朝摆脱沉重的经费负担而求得富裕，并取得了雷厉风行的效果，国家的财政状况果然大为改观。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点，他简直就是一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把改革推进到金融管理，并且试图以金融管理来左右行政体制。司马光则从东方哲学的保守立场认为，天下的贫富必有定数，突如其来的国富举措必然会带来实质性的贫穷，而且还会伤害社会的稳定秩序，因此，他主张祖宗之法不应变更。王安石则针锋相对，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坚定不移。
在不同帝王的支持下，王安石担任宰相时，厉行变法；而司马光担任宰相时，废止新法。两人都干脆利落，文气饱满，响亮堂皇。
他们具体的历史功过，还可以不断研究，但他们却都在国家行政的最高层级上，吐出了一口文化豪气。而且，也为宋代的文化，打出了两面奇特的旗帜。
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对立，各不相让，但从来没有人能够指出他们在个人私德上有任何明显瑕疵，或者互相之间有任何落井下石、互相陷害的痕迹。这就是说，他们保全了自己的文化人格，都是堂堂正正的君子。
他们两人，年岁相仿。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而且在王安石去世后的五个月也去世了。两颗文化巨星兼政治巨星几乎同时陨落的年份，是公元一千零八十六年。王安石去世时，司马光已经病重，他对王安石的去世极感悲痛，命令必须厚葬之。我可以肯定，如果事情颠倒过来，王安石得到了司马光的噩耗，也一定会如此，同样极感悲痛，同样下令厚葬。
他们中间，又夹杂着另一个人的身影，那就是已经成为我们朋友的苏东坡。
苏东坡比他们小十几岁。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这也成了其他一些官僚迫害他的理由，但王安石没有参与，反而希望皇帝保护。后来司马光当政时废除了王安石新法，苏东波又要当面与司马光辩论了。苏东坡觉得，他们两方面都有偏差，又都有长处。当然，总的说来，他更靠近司马光。
王安石晚年，曾在自己乡居的地方与苏东坡见面。他不仅亲自骑驴到码头迎接苏东坡，而且两人还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在苏东坡眼里，这个骑驴来迎接自己的长辈是一代宰相、文坛泰斗，而在王安石眼里，这个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中年人是旷世天才。两人一起游了南京钟山，苏东坡写了一首记游诗，王安石看了就说，我一生写诗，也写不出这么好的句子。
临别，两人还相约买地毗邻而居。苏东坡又写诗了：“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意思是，早十年能追随王安石，就好了。
其实两人都谦虚了。就诗词整体水平而言，当然苏东坡高得多，但那天在钟山游玩时写的两句却很随意，王安石说自己终身不及，就太客气了。你看王安石这两句写得多好——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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