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讲了宋代第一位战乱诗人李清照。那么， 第二、第三位是谁呢？是陆游和辛弃疾，都是一心想打仗的堂堂男子汉。
如果说，李清照是战乱时代弱者的美学典型，那么，陆游、辛弃疾就是战乱时代强者的美学典型。
强者的美学典型，并不一定是事实上的强者。事实上的强者，往往有力量、有资源、有机会、有身份，而成了没有对手的胜利者；但是陆游和辛弃疾不同，他们没有力量，没有资源，没有机会，没有身份，因此饥渴地向往着远方的沙场，动情地想像着疾驰的战马，焦急地关注着自己鬓发，反复地擦拭着自己的眼泪。这就构成了一种如醉如梦的精神欲望，吸引了天下一切近似的心理流向，变成了美学典型。其实，强者的美学典型比事实上的强者，更有号召力，更有感应面，更有造型美。
我本人，在十几岁时就深深地迷上了陆游、辛弃疾的铿锵诗句，而那时，我还不熟悉宋代的历史，而自己身边，又没有战争。后来有一次去新疆，遇到了后来成为好朋友的散文家周涛，他从我的文章中已经判定我的美学迷恋，所以一见面就说：“别给我提辛弃疾，一提我就脸红心跳。”原来他也与我一样。
辛弃疾
可见，一种真正美学典型的出现，与当时产生的历史环境已经脱离，变成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心理笼罩，俘获着一批批有相同心理结构的人。我和周涛，在宋代找到了相同心理结构的雏形。
因此，我一直控制着自己，少说陆游和辛弃疾。今天，我各读一首，来带入气氛。
选了陆游的这一首：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戌凉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辛弃疾的是这一首：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点秋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大家想想看，这种苍老而又辽阔的男子汉心态，是多么让人着迷！
所以，我要改变学术界总是先讲历史再讲作品的程序，且把历史搁在一边，好好地享受一下作品本身。这就像，我们不妨好好享受一下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和中国的琵琶大曲《十面埋伏》，而不必先问历史背景。
借此我要重复一下已经讲过的一个观念，那就是：大文化、大艺术的主要标志，是超越时空。如果还在费劲地考证历史和地域，那就是可以把它们做小。莎士比亚一生写过不少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作品，在国际间一直很少被演出，而真正的杰作《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罗密欧和朱丽叶》，都没有什么历史依据。
好了，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清楚了，陆游和辛弃疾所提供的，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男子汉风范。
男子汉风范有两种，一种以盛唐为标志，背景是明丽的塞外长空；一种以陆游、辛弃疾为标志，背景是阴郁的悲风战云。都很豪迈，但前一种意气飞扬，后一种凝重苍凉。
比较起来，对中国历史而言，前一种是罕例，后一种是常例。我更看重后一种，因为它更深地植入了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如果说，在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中要寻找男子汉的因素，那么，一半应该与陆游和辛弃疾有关。
宋代，我前面提到，似乎集体人格显得比较窝囊，好像在失败主义的气氛下，中国人在整体上已习惯于逆来顺受。但是，我们从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笔下知道，事情并非如此。就连我们前面介绍的弱者美学典范李清照，也发出过“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的心声。这样的心声再有陆游、辛弃疾他们的加持，中国人并不是走向窝囊，而是走向了坚强。
陆游
这也是中国文化在宋代发出的重要信号。
根据现在的宏观历史视野，当时的多数战争都发生在中华大家庭之内，各方都有自己的理由，都有自己的英雄，很难判定绝对的是非。但是，就中国文化承袭的主体宋朝而言，也作出过杰出的军事抵抗。不管是对辽，对金，对西夏，尤其是对后来的蒙古骑兵，都表现出过足够的英勇风范。应该知道，宋朝的对手都是马背上的劲旅，而自己的生态主体，还是农耕文化。
岳飞领导的抗金奇迹，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了。我只从国际眼光说一件事：已经征服了亚洲、欧洲的成吉思汗蒙古骑兵，世界上谁也抵抗不了，却在宋朝遇到了有效抵抗。那就是重庆合川钓鱼城，居然抵抗了蒙古军接近四十年，这实在是世界奇迹了。
钓鱼城保卫战为什么会坚持那么久？历史会记住我们余家的一位将军，叫余玠。他针对蒙古骑兵的弱点，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方针，例如守踞山险、以逸待劳、严控粮食、边战边耕等等，他守了十年后被朝中恶人所害，继任的守将又守了整整三十年。在这期间，蒙古大汗蒙哥，死在钓鱼城下，蒙古帝国产生了由谁继位的问题，致使当时正在欧洲前线很快就要进攻埃及的蒙古军队万里回撤。从此蒙古帝国分化，军事方略改变，世界大势也因此而走向了另一条路，后来元朝的建立也大大减少了血腥气。因此有人说：“钓鱼城独钓中原，四十年改变世界”。
一座孤城终于失去了继续固守的军事意义，最后一位主帅王立得知，如果元军破城，城中几十万百姓可能遭到屠城，而如果主动开门，就可以避免这个结果。在个人名节和十几万生灵的天平上，王立选择了后者。元军也遵守承诺，没有屠城。当然，南宋流亡小朝廷也随之覆灭了。
但是，就在这时，又站出来一位乱世诗人，他就是文天祥。
文天祥是宋代文化的终极代表。
他比谁都完满。是状元、学者，又做了宰相。他以誓死不屈的实际行动，展示了宋代文化的人格力量。
文天祥
元朝统治者忽必烈对他十分敬佩，通过各种途径一再请他出任宰相，并答应元朝以儒学治国。但是，文天祥要捍卫的，已经不仅仅是儒学，而是人格。或者说，是儒家付诸实践的集体人格。
由于文天祥被关押在大都监狱中坚守不屈，民间就有人试图劫狱起义，这对刚刚建立的元朝构成了威胁，忽必烈亲自出面劝文天祥不成，只得一再长叹“好男儿，不为我用，杀之太可惜！”文天祥刚就义，忽必烈又下达诏书阻止杀戮，却已经晚了一步。文天祥的遗书表明，他是在实践儒家“成仁”、“取义”的教言，因此他的死亡是一个文化行为。
他的文化行为，还有真正的笔墨可以验证。他留有记述灾难的诗集《指南录》，被后人评为“一代史诗”；他更在狱中写了气势不凡、浩浩荡荡的《正气歌》，成了中国文化的著名篇目，在全社会代代传诵。可以不夸张地说，《正气歌》最明确地表述了“文化人格”与“天地元气”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中国文化重新注入了强大的魂魄。
一个国家的最高行政首脑，在主动走向死亡前，居然在监狱里写出了一部中国文化的精神教科书，这在全世界都没有先例。
因此，我建议各位，都要再读一遍《正气歌》。
在课程中由于时间限制，就不朗读了，但必须朗读他的那首《过零丁洋》，作为宋代文化的归结。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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