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19日第五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潍坊市中医院推出“医师节特辑”，向临床一线的白衣天使们致敬。我们采访了来自临床一线的专家，他们中既有从医数十载的名老专家，也有支撑科室发展的年轻骨干，回望“医”路历程，让我们听听他们的从医感悟、“战斗”心声、亦或是埋藏于心底的暖心故事。
做减法学中医
从医多年有一些自己学中医的感悟，我认为，学中医最重要的是学会做减法，或许这种做减法需要由博返约，删繁就简，但到最后中医一定是越学越简单。那么怎么给中医做减法，我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
从疾病入手，要先有病的思维
第一个需要做的减法是：首先明确中医一定是以疾病为主体的。中医历来都在争论“辨病论治”还是“辨证论治”，其实这个大可不必争的面红耳赤，因为中医历来都是辨病的，而“辨证论治”是到了清代章虚谷在《医门棒喝·论景岳书》中才最早提出的一个词组。之后又经过很长时间，随着西医东渐后，中医学界人士学习传教士医生翻译的西医书籍而了解西医，而传教士医生和出国留学归来的新式学者也通过阅读中医书籍而了解中医。他们分别以各自的知识为基础来看待对方的医学，归纳出中医特点“辨证论治”，西医特点“辨病论治”。
1955年“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固定术语真正出现，该年2月任应秋先生在《中医杂志》上发表了《伟大的祖国医学的成就》一文：“祖国医学几千年来在临床治疗上能够解决问题，主要就是由于'辨证论治’治疗体系的建立。”而直到1974年出版的《中医学基础》四版教材才将“辨证论治”作为中医的“特色”之一写进了教科书。
“辨证论治”从提出到成熟也就短短二百年历史，相对中医文化的两千年历史，试问辨证论治如何就是中医的核心了？如何就代表中医特色了？名老中医干祖望先生在《漫谈辨证论（施）治这个词目》一文所言：“我们这批老中医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辨证论治、辨证施治。”可见“辨证论治”代表不了中医，不但代表不了中医，还把中医搞得更加复杂，更加难以理解，更加不实用。
那么想学好中医，想做减法，就要避免“辨证论治”，要从更高的层面，从疾病入手，因为只有完整的疾病才有病因，病性，病位，病态，转归这五大要素，这说白了其实是时间和空间要素的集合，而且这些要素对临床诊疗均有确切的指导意义。故无论是从最早期的《五十二病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还是后期的《诸病源候论》，《千金方》等等著作，都是从病入手来掌握疾病的发展规律。而且从最早的疾病分类系统看，疾病是由从症状命名开始抽象到用阴阳五行五脏来命名，也是由繁入简的过程，其中《黄帝内经》以五行五脏命名疾病，《伤寒论》以四时命名疾病，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六经病。我们只需要从最高层面掌握五脏病或者六经病即可掌握疾病的一般规律和普适规律，只有从此入手才能用执简驭繁的办法将所有疾病都归属到阴阳四时五行五脏当中。
从阴阳入手，要先形成象思维
有了病的概念，下一步我们就要形成象思维，把疾病用阴阳概念进行分类，而这个分类的方法就是“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疾病的阴阳分类法由来已久，《黄帝内经》的脏病属阴，腑病属阳是阴阳分类法，六经病的三阳病和三阴病也是阴阳分类法，可见用阴阳界定疾病是古人对疾病的基本认识，这种界定可不仅仅是进行疾病的分类，还涉及到疾病的病性，病位，转归等一系列问题，因为病思维首位考量的因素是时间，时间线始终贯穿在疾病过程中。
阳性病是人体对抗疾病的积极反应，人体抗病能力充足，对疾病及其引起的损害可以耐受和代偿，甚至能通过人体自愈自组织来自行痊愈。阴性病是人体对抗疾病时不能积极反应，抗病能力不足，对疾病的损害不能代偿，很难自愈。这是阳性病和阴性病的大体情况，揭示了疾病与人体更深层次的关系。如果没有疾病的思想，仅凭辨证论治，就很难有这种认识的。
这种疾病分类办法就属于象思维的内容，这个很难应用现代医学的客观化指标去界定什么是阴性什么是阳性，这也是中医为什么难走现在医学那种客观量化的原因。这种象是通过口口相传，通过语言描绘来表述的。通过四诊资料的收集，取舍，综合才能得到。通过做减法，中医的病从阴阳这个象上入手，其实是很简单的，中药治疗的疾病之象只有六个即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针推治疗的疾病之象只有五脏病和六腑病，而六腑病也依附于五脏病来表述，所以有中医学不过五六之数的说法，但总体不以数推，以象谓之。这样一精简，需要掌握的疾病就很少了，只需要提纲挈领的掌握这五和六之数的疾病就能确定疾病的转归和预后以及治疗原则，剩下的具体选方用药问题，建议从经方着手。
从经方入手，要用最具有可重复性的方剂
中医方剂学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的繁杂庞大，以《中医方剂大辞典》为例，收载上自秦汉，下迄1986年底，1800余种中医药及有关文献中有方名的方剂，目前已达9万余首，按照方剂制造速度，目前还在以级数递增中，人力有时穷，就像掌握疾病一样，在方剂学习方面是不是也能做一做减法，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从简、便、验、廉的经方入手，执简驭繁。
经方目前公认的是张仲景著作中保存记录下来的经验方。这些方剂都是人类经过数千上万年甚至数十万年与疾病作斗争过程中保存下来的行之有效的方剂。是经过不断筛选，纠错，校正后而保存下来的方剂，具有上述所说的简、便、验、廉四大特点。经方不同于大多数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方剂，其初始诞生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治病而少有说理。经方形成过程大概推断如下：在数百万或者十万年前，一个氏族中可能因为生存的需要，已经具备了“头痛，发热桂枝主之”一系列的口诀，这些口诀肯定是掌握在最有学问的巫（医）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发现甘草有很好的矫味功能，而且能增加治疗效果，减轻治疗副反应，于是口诀自然就纠错校正为“发热，头痛，桂枝甘草治之”，因为记忆的方便，口口相传的方便，最先前的口诀势必要淘汰，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诀在不断的完善，纠错，充实，最后出现氏族间的兼并，那么这种治病口诀是保证氏族繁衍的基础，一定会被充实、继承和保存下来，而且最后遗留下来的口诀一定是最具有实战价值的，也就是治病效果最好，副反应最小，成本最低，最具有可重复性的。于是这就形成了最早的经方，经验之方。随着文字的出现，记载的方便，一些固定的组合因记录的需要，就形成了汤剂名称，比如“桂枝3芍药3甘草3生姜3大枣12枚”就被记录为“桂枝汤”。这可能就是最早的汤液经的形成过程。《伤寒论》里的方剂就是论广汤液经而来的，所以《伤寒论》里的经方是最直接的治病之方，具备简便验廉的特点。
《伤寒论》经方系统还有更可贵的一点就是张仲景把这些方剂经过系统梳理，将疾病和方剂通过理法方药这一完备的系统给串联了起来，这个系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六经系统，也就是用上面说的六个疾病串联起来了经方方剂，用象思维将经方方剂也归类到六大疾病系统中，这是医圣帮我们做好了减法，并且张仲景创制的系统是目前最完备和最契合的，我们既然要用减法思维学中医，那就直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学习，事倍功半。
相比后世很多方剂，都是理论指导下创制的，是没有经过数十万年的实践检验的方剂，这是其不足之一。不足之二是现在流行的方剂分类系统，比如解表类方剂，解毒类方剂，泻下类方剂等等，看着似乎也是功效应用分类，实则并非病-方-药系统的分类法，哪些病需要解表，哪些病需要解毒又哪些病需要泻下，没有了桥梁的联络，中医一以贯之的理-法-方-药在目前的方剂分类系统中其实是分离状态的，这就导致我们学习存在很大的困难。所以与其说我们从经方入手，不如说从《伤寒论》入手，用阴阳系统统御疾病和方药更为恰当。
以上就是我学习中医的一点体会，用做减法的思维，从阴阳着眼，从疾病入手，从经方学起，执简驭繁，大道至简。
闫朝光
副主任医师，肿瘤二科副主任。全国名老中医陈宝贵师带徒传人，张锡纯中西医汇通派第四代传人。山东省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经方联合委员会肿瘤分会委员，潍坊市医师协会肿瘤内科分会秘书长。
从事中西医结合抗肿瘤研究十余年，熟读经典著作，对伤寒金匮研习颇深，博采众家，长于病-证-症结合，形-气-神同调，尤擅采用六经三要素辨证法式，应用经方治疗多种肿瘤疾病和各种疑难杂症，临床疗效突出。
本文来源：潍坊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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