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放丹朱：老虎山文化强势南下，造成陶寺文化灭亡

文/韩建业

龙山时代的另一场文化巨变发生在北方，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强势南下，造成晋南地区陶寺文化的灭亡，或许与传说中的“稷放丹朱”事件相关。

（一）老虎山文化的发展与兴盛

老虎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和冀西北这个狭义的“北方地区”，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前1800年。该文化也可以分为前后两大期，也以公元前2100年左右为界。

老虎山文化并未发生如王湾三期文化那样剧烈的扩张现象，在北方地区大部基本都有前后期遗存，但也有例外。比如龙山前期，在北部的凉城岱海地区，就有老虎山、园子沟等十多个聚落组成的聚落群，甚至在更靠北的锡林郭勒东部也分布类似遗存，但龙山后期这些地区却基本变成“空白”，文化遗存范围南移300多千米。龙山前后期之交横空出世的陕西神木的石峁石城，就应该与老虎山文化及其人群南移的背景有关。石峁石城的构筑方式和此前的老虎山城并无本质差别，城内的白灰面窑洞式建筑也彼此近同，陶器也还是类似的鬲、斝、甗、盉、深腹罐、高领罐等，但其400多万平方米的庞大体量、三重城垣结构、雄伟的皇城台、宏大的城门、讲究的城墙垒砌技术、精美的玉器以及铜器等，却是远超侪辈，鹤立鸡群，显示石峁聚落不仅应该是陕北石峁类型的中心，甚至可能对老虎山文化其他类型也有一定统摄力。当时的北方社会复杂程度已经较高，当已经迈入初级文明社会。老虎山文化墓葬随葬品很少，社会分化有限，质朴务实，但石峁的多处年轻女子人头坑则体现出其残暴的一面，我们曾将其归纳为文明演进的“北方模式”，这种模式与较为恶劣的气候和资源相对贫乏的自然环境正相适应。

石峁石城的兴起，还当与来自晋西南陶寺古城的启发和压力有关。石峁古城的巨大体量以及发达的玉器技术，在北方地区并无渊源，更应当是受陶寺影响而产生，甚至不排除部分玉器就是从陶寺直接获得。此外，石峁所在的北方地区，还得面对来自欧亚大草原的压力，这应当也是老虎山文化山城林立的主要原因。其西北的阿尔泰地区，当时分布着奥库涅夫文化、切木尔切克文化等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石峁所见青铜器、人面石雕等，就可能是在和欧亚草原青铜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产生的。

（二）陶寺文化的兴盛和衰亡

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在临汾盆地，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前2100年，对应龙山前期。

陶寺文化是中原地区的“奇葩”，因为它虽然是在当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的基础上发展来的，有质朴的一面，但却出现了大量“奢侈”的东方因素。陶寺古城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当为陶寺文化的核心所在，在石峁石城出现之前，曾经是中原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最大规模的中心聚落。石峁之前也只有良渚文化有过类似规模的大城，且陶寺所出玉器、鼍鼓、彩绘陶等，也都具有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特征，“V”字形石厨刀甚至和良渚的几乎完全一样，可以推测陶寺文化及其陶寺古城的形成，当有大汶口文化晚期和良渚晚期的特殊贡献，甚至不排除部分良渚人西迁的可能性。陶寺文化社会分化明显、墓葬“富贵并重”的特点，显然与“中原模式”格格不入，属于文明形成的“东方模式”。此外，陶寺文化本身范围虽小，但影响广大，如琮、璧、钺、刀等玉器就西向影响到陕西和甘青宁地区，是老虎山文化、齐家文化、菜园文化等玉器的主要源头。

但到龙山后期，陶寺文化的繁荣戛然而止。龙山后期，原本有斝无鬲的临汾盆地出现大量双鋬陶鬲，陶寺文化也就因此而变为陶寺晚期文化，我曾经认为这与老虎山文化的强力南下有关，说明北方和晋西南之间发生了冲突战争。后来发现的暴力屠杀、摧残女性、疯狂毁墓等现象，证明我们先前基于陶器的观察符合实际。石峁古城与陶寺古城都是三四百万平方米的特大聚落，二者或有短期共存，但基本态势是石峁兴而陶寺废，这一北一南，一兴一废之间，理当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老虎山文化的南下还不止于晋西南，类似的陶鬲、细石器镞和卜骨还进一步渗透进后岗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当中，理当给这些地区带来一定压力。稍后王湾三期文化向豫南和江汉地区的剧烈扩张，或可视为是来自北方压力的余波。

（三）稷放丹朱与先周文化起源

老虎山文化南下造成陶寺文化覆灭的重大变故，很可能与古史传说的“稷放丹朱”事件相关。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即传说中周人的始祖，在《诗经》中有清楚记述。后稷与其母有邰氏姜嫄的居地，旧说以为在泾、渭水一带，独钱穆提出晋南起源说。其实如果有邰氏（台骀）所处“大原”本指今太原盆地，则周之先人祖居地还当包括晋中在内。或者周先人存在一个由晋中扩展至晋南的过程。

丹朱传说中为尧子，其始居地应该同在尧都。至于有传说认为丹朱居处豫西南丹水，或许是被放逐的结果，更或许与陶唐氏同豫西南的密切交往有关。尧或陶唐氏居地有山东、河北、山西诸说，山西说因见于《左传》等先秦典籍而备受重视，但其本身又早有晋南临汾“平阳”说和晋中太原“晋阳”说的分歧，《帝王世纪》主张从晋阳徙平阳。

也有将囚尧和阻丹朱与舜联系者，如《竹书纪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这样的传说，表面上和儒家所称道的尧舜禅让的说法大相径庭，但实质则有共同点，就是尧、舜之间必定发生了重大变故。这个重大变故，很可能就是“稷放丹朱”事件，实际是后稷驱逐了丹朱，而有些记载则将其托于舜的名义下。毕竟依《尚书·尧典》，舜是当时的中原领袖。而所谓“放”丹朱，很可能就是通过激烈的战争方式解决。

据《尚书·尧典》，稷、禹时代相当，则稷放丹朱和禹征三苗的时间也应大体相当、略有先后，应都在龙山前后期之交。这与老虎山文化南下毁灭陶寺文化的时间正好对应。从北方人的毁城毁墓、暴力屠杀、摧残女性来看，何止是放逐，简直是屠城！

以上论述，进一步证明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应该就是陶唐氏晚期文化，而陶寺古城可能为陶唐氏都城或尧都。从陶寺文化对外的深远影响，可推测《尚书·尧典》所记尧与其他部族首领的关系或有真实历史背景。另外，晋南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的陶寺晚期文化，可能就是姬周始祖后稷的文化，更早的渊源当为老虎山文化。石峁古城或与姬周远祖或者最早的先周文化有密切关系。

陶寺屠城、稷放丹朱之后，陶唐氏部族在晋南极度衰弱，但不会消亡。陶寺晚期文化就保留了陶寺文化的部分特征，如斝、扁壶等陶器以及玉器等，或许陶寺晚期文化就是新来的姬周文化和陶唐氏文化的融合体。而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气候干冷事件，应该就是老虎山文化南下覆灭陶寺文化的深层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