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宝山
一、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问题
有关农业起源的地区问题理论众多，其中包括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农业起源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地区［1］；第二种说法认为是起源于较贫困的地区［2］。从自然地理方面考察农业的起源地，最初依据在两河流域的考古发现，曾经比较流行地认为农业起源于“低平地区”或者称之为“沼泽农业”，这就是所谓的“大河理论”，另外还有“干燥理论”、“气候高潮理论”、“人口压力论”、“文化自然进化论”、“绿洲论”、“沃野边缘山地论”、“天然居住带交叉点论”等等［3］。其他还有人提出“中纬度理论”，断定农业起源于中纬度地区，其他地区的农业，是在地球中纬度地区农业产生后，逐渐传播而产生的［4］。甚至有人抛出“农神说”［5］，认为中国黄河流域是最早的起源地和独一的发展中心，中华祖先中的英雄神农氏、后稷是农业的开创者，各种农作物全是由他们培育成功并传播开来。当然相反的就有人提出农业起源多元论，理由是人类的心智、认识是相同的。由于人性一致的原则，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原理，同一的物质形式。所以，在相同文化状况中的人类经验的成果，在一切的时代与地域中都是基本相同的［6］。农业的发明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可能是由某一个人发明的［7］。
针对于我国境内，也有农业起源地域上的争论，有黄河中游说、黄河下游说、淮河下游—长江中游说、长江下游说、华南说、云贵高原说、西辽河流域说以及多元说等等［8］。
其实农业起源是多种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地区性的“环境失调”，从而演变成为农业起源的真正动力，任何单一的理论都难自圆其说。因此，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平原论”的观点被推翻，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的观点逐渐兴起［9］。现在，又有学者认为森林和草甸的接界地带是农业起源的最初地带，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今天仍有市场。另外又有人提出“洞穴论”［10］，指出，人们由于长期在一个洞穴内居住，他们可以更好地观察洞穴外植物随季节而发生的变化，然而在洞穴周围长期活动，使得食物的来源成了问题，所以人们依据长期观察所获得的植物生长的经验，有意在附近去栽培某些适合人类食用的植物，这样农业便产生了。也有学者认识到，农作物的种植与自然环境有关，而与考古学文化传统关系不大。也就是说同一地理环境下，不同文化类型的农作物种植具有相似性，同一文化类型遗存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不同，其农作物的种植就并非相同［11］。但是，很快就有人认识到，以环境因素来解释农业的起源就像“把工业革命的起源归因于靠近海洋河道一样。”环境所提供的是一个文化系统变化的初始条件，它不能解释在相同条件下文化系统发展的差异性。另外，人口压力论也可以归结为一种变相的客观环境论，比如宾福德计算出每当10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58人的时候依赖狩猎生存就不可能了，而当人口密度超过9098人时，植物采集经济也难以为继了。这时候采集狩猎的人群可以分为所谓的“集食者”（储备食物、居住地址固定）和“寻食者”（居住不固定、不储备食物）两类，其中生活在中温带地区的集食者最终有机会发明了农业［12］。但是这种论点在外面绕了一大圈，最终仍然不过是环境决定论的翻版而已。
总之，笔者认为农业的起源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试想，如果说无论粟作农业还是稻作农业都发生在自然条件好的富裕地区，那么仅靠狩猎和采集就足以丰衣足食的人们还会辛苦地砍伐森林开荒耕作吗？何况原始社会由于工具的落后、耕种比现在更加辛苦而产量更为低下。另外，属于禾本科的草类在森林茂密的树荫下在自然竞争中根本沾不到便宜。反过来，如果无论粟作农业还是稻作农业都起源于贫瘠的土地，那么，需要高温和大量雨水的稻作农业如何得以必然发生呢?还有所谓“洞穴定居”可以观察植物生长规律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了解植物生长的规律和定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动物世界里大量的食草动物不定居也能了解植物的四季生长规律而逐水草迁徙。简单的栽培并不需要一定在自己居住的洞穴附近，暂时居住几个月的临时住所就可以栽培蔬菜等植物，只有发展到耕作农业阶段或者至少发展到“刀耕火种”阶段才可以说和长期定居发生必然的联系。任何一个地区的起源农业都有适合本地区的特定物种，所以探讨农业起源的本质实际上要探讨的是某一特定地区特定农作物的起源问题。如果在美洲就是探讨玉蜀黍（玉米）的起源，在西亚和欧洲就是探讨小麦和大麦的原始农业起源问题，具体到我国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要探讨的就是粟作农业的起源问题，这是由于北方的气候特点和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决定的。归结起来，世界农业存在六大作物的三大起源中心:大麦、小麦的起源中心，主要在地中海周边地带，首先是两河流域以北的山前台地、高原的新月地带，然后传播到两河流域与尼罗河谷；稻米、粟的起源中心，主要在东亚大陆的中国，其中稻作农业主要起源于华南广西、长江中下游，粟作农业主要起源于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交界的山前河边台地，而后才逐渐扩展到黄河流域；玉米、马铃薯的起源中心，主要在西半球新大陆的中南美洲，其中玉米起源可能在1万年前的中美洲墨西哥一带，而马铃薯最早起源在1万年前安第斯山脉的南美洲秘鲁的安卡什省沿海高原峡谷地带［13］。
另外，某种农作物的起源之前，存在一个人类对植物生长规律的认识过程，最早栽培的可能是块茎植物。由于块茎植物产量大容易种植，栽培块茎植物是应付“环境失调”时期恶劣环境的有效方式。民族学资料和传说资料认为“原始农业发生之初，首先栽培块根作物”［14］的问题，现在甚至已经有学者提出，我国除了以种植稻谷为代表的稻作农业起源和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以种植块茎类农作物为特点的华南地区原始农业的起源［15］！然而块根食物的田野考古遗存是不容易发现的，笔者认为只能以后依靠考古科技的发展去寻找块茎食物的蛛丝马迹。
二、农业起源与新、旧石器时代之交的过渡性特征
据地质学研究距今22至15万年期间我国的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0℃，东北地区植被为苔原，华北、华中、华东多为草原，芜湖一带森林为草原所代替，相当于今山西北部植被。末次冰期之后的地球上出现了三大古文明区：西亚的麦类作物农业文化和中美的玉米类作物农业文化，然后就是我国的黄河流域的粟类农业文化和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的稻作文化区。
在我国，有人提出旧石器时代晚期到前仰韶文化之间的过渡性发展机制问题，认为这一阶段的农业文化存在断层，并试图从气候变化方面去找原因，认为与末次冰期之后经历的巨大气候变化有关［16］。也有文章认为在采集生活向农耕生活迈进的过程中，物质的匮乏使得原始人们进入到观念农业阶段［17］。笔者认为，从更新世末到全新世初，确实显示有人类从利用大型食草动物向小型动物和其他资源转变的趋势，表明冰后期气候变化对生态的影响。在一些地区造成植被更替，动物群消失，这种情况其实就是“环境失调”，环境失调是新、旧石器时代之交过渡性的典型特征！
从考古学上来看，由于许多农业起源地的发生期集中在新、旧石器时代之交、既不前，也不后，所以许多文章在谈到农业起源时都喜欢提到“全新世气候转暖产生农业”，似乎温暖的气候是农业产生的主要原因，甚至认为西亚农业之所以起源比中国要早是因为末次冰期“退却的时间不同，西亚地区的退却时间在13万年之际，而中国的晚更新世冰期退却时间在12万年之际”［18］。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区，农业起源的根本动力是由于“环境失调”，而非气候变暖。例如，不少温暖湿润的低纬度地区至今也没有农业发生，是因为其环境从来就没有“失调”过，而不是因为气候不够温暖湿润。导致这一误区的原因是研究者往往忽视了纬度之间的差异和局部地区山区地理形式的复杂性，以及发生农业的文化技术基础差异等等。更何况全新世之前农业实际上就已经产生了，例如埃及农耕发生时间已经达到距今一万四千年左右［19］，所以我国农业的起源毫无疑问也应该放眼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初期。
Suzhou Archeology and Museology ReviewSuzhou Archeology andMuseologyReview 在我国境内，考古学上关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典型例证是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及其东南800米的吊桶环遗址［20］。堆积分上下两层，大量碳14测定表明，下层大约距今15000至20000年，属旧石器时代末期、中石器时代；上层距今约9000至14000年，属新石器时代早期。这是我国发现的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最为清晰的地层关系的证据。并且在距今12万年的新石器早期地层中找到了野生稻的植物硅体化石标本，这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采集野生稻作为粮食；在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地层中发现的稻谷植物硅体化石标本，说明至少两千年以后，已经开始具有栽培稻的特征。黄河流域，徐水县南庄头村发现了我国北方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之一，据碳14测定为距今9700至10500年左右。南庄头遗址中发现了距今万余年的陶器碎片，同时出土的还有石磨盘、石磨棒、植物种子、石器、骨器及大量动物骨骼［21］。
旧石器时代的先民们最初出现的是一种植物可以被种植的观念，即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植物种植以后会发芽、结实等过程，即“农业观念”。这一阶段称作“观念农业阶段”，其时代在晚更新世冰期，其时间大约在距今3—1万年前。但是单纯地拥有农业的“观念”，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农业已经产生了，农业的产生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条件才能完成。当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末次冰期考验之后，降水丰沛，洪流汇集，在台地上或山前冲积扇上以其较强的侵蚀作用带来沙砾沉积或冲刷更新世晚期的马兰黄土，导致中国北方全新世下界局部不整合，这就是所谓的板桥期侵蚀。这种现象在北京、河北、陕西、河南甚至辽宁都有反映。地质学家认为，板桥期侵蚀所带来的不稳定环境，使当时的古人类在低谷地带难以生存，而洞穴中又常常发生塌崩，也非人类的理想栖息之地。这种居住环境的不稳定性就属于“环境失调”的范畴。直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中晚段，大约距今9000—8000年前后，人们才选择侵蚀活动不甚明显，且有早全新世黄土作为土地资源的地方居住。例如，北京西面的东胡林人就是如此。
2005年被评为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的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22］是一个从更新世向全新世、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典型剖面，遗址信息同时表明这一地区当时农业已经发生。
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的考古发掘队曾于2001和2003年先后对东胡林遗址进行了发掘，获得了重要成果。发掘出土了比较丰富的打制石器、细石器及大量的动物遗骸，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陶片、骨器与蚌器等文化遗物。发现的遗迹有分布密集的火塘、石器加工场所以及一座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图一）。东胡林人及其文化遗存的年代在距今1万年前后，陶器均为夹砂陶，胎厚薄不一，以夹粗砂的厚胎陶数量为多；器表颜色不匀，以灰褐陶为多；多为素面，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等。可复原的器型为直壁平底盂形器［23］。有专家称［24］，东胡林人是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革命者，是以陶器和农业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创造者。东胡林遗址早期文化层上部那层红色的古土壤就是我们环境考古学者通常所称的周原黄土，下边的砾石层是更、全新世之间的侵蚀层，这一点和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甚至和西北欧洲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两层之间全新世早期那段地层在这里的堆积特别厚，超过1米。更、全新世之间这一段时间正是一个气候、环境、文化的重大转折时期，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失调期”。这一时期是文化演进的关键阶段，年代跨度处于距今13000—8000年的约五千年之间，是地质时代的更新世与全新世之交、气候与环境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是考古学上新旧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典型特征就是气候变化的不稳定性导致“环境失调”。图一东胡林遗址
1屈肢葬式墓葬
2出土的陶片和骨镞
3出土石器的灰坑
东胡林遗存所跨的这段时间，环境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都很快，农业就是在这个变化、失调的过程中出现的。严文明先生也曾经推断过：“华北地区以种植黍和粟为特征的旱地农业首先在那里发生的可能性自然也是较大的。”“从各种证据来看，这个源头首先应该从当地即中原地区去寻找，而不大可能在别的地方。”［25］张之恒先生也曾经推断过：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不可能是其他地区传入的，而是本土起源的，地处太行山东麓的磁山文化分布区及其邻近地区，有可能是粟作农业的发源地［26］。
北京地区原始农业是在山区发源并进一步向山前丘陵地带和山前平原台地发展，进而移徙到平原地区的发展轨迹。北京转年遗址［27］位于北京北部怀柔县宝山寺乡转年村，是一处新石器早期遗址，经14C测定，转年遗址的年代在距今9200年到9800年，如经树轮校正，均可达到距今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早期阶段。北京转年遗址出土的文物体现出原始农业、狩猎、采集几种文化共存的特征，因此可以确定北京地区原始农业起源于距今10000年以前。
无论是旱作农业还是稻作农业的发生，其由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阶段到采集、植物驯化再到农业的发生演变思路应该存在着相似的过程。
三、农业起源中的“下川现象”
笔者在检索有关北方农业起源问题的资料时发现众多文章都提到了我国的下川遗址和下川文化，有人认为其代表了中国黄河流域栗作文化的先声，有人认为下川盆地属于贫瘠的不易农耕的山地，因而原始农业最初在这儿发生似乎不大可能。鉴于这一遗址的重要性，我们不妨在这里称之为“下川现象”，用以突出其地位。
那么“下川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呢？笔者认为下川地区曾经发生过“环境失调”现象。其一，尽管从大的范围看山西与周围地区比较，自然环境相对恶劣，但是由于地貌的复杂性和小气候作用，有不少盆地和河谷地带，仍然适于人类的生存。特别是晋南和晋东南地区的某些地方，气候和水温条件都很不错，有利于动植物和人类的生活。处在最后冰期盛期的下川人，生活在下川盆地中，他们充分利用了相对开阔的盆地地貌、发育良好的石灰岩洞、周围地区的火山岩和脉石英原料、落差很大的山地动植物垂直分布等资源优势，曾经度过了困难的最后冰期；其二，根据下川富益河圪梁文化层位与孢粉组合情况研究，从距今36万年到12万年期间，有六次不同的冷热、干湿在交替变化，每次在4千年左右［28］。这六次冷暖交替的环境失调现象是促使下川农业起源的直接原动力！在这种原动力的推动下，加上温湿的间冰期，为采集农业和作物的驯化创造了充裕的时间和条件，因此下川地区农业起源得以成功。
下川农业起源的成功即下川现象，是环境失调这一“偶然”现象的必然结果。人类的任何发明创造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之上的，史前人类只有经过长期的采集活动、对某种植物的生长规律有一定的认识，才有可能发明农业，所以农业起源的文化技术基础应是高级阶段的采集活动。石兴邦先生认为，下川文化的生态特点提供了高级采集和采集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仰韶和前仰韶时代的农业文化是从下川文化晚期的高级采集文化发展而来的［29］。笔者认为很有道理。
下川遗址在冰阶时多为草甸草原，在间冰阶时有少量树木生长。下川文化的后期13—12万年之间是一个间冰期，夏季风增强，气温有所回升，因而又有树木开始生长。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时期，从目前所知南方和北方在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年代，打破了传统的1万年界限（如玉蟾岩和仙人洞），都在12万年至14万年之间。因此，现在不少学者都断定我国农业的起源应在12万年左右。现在知道的初期农业聚落文化是距今10000年左右，它的前期阶段至少要一两千年。下川文化是以典型的细石器工艺为特征的采猎经济文化类型。它发展的后期阶段（大约距今24000—12000年期间）发展为高级采集文化，或者称为农作物栽培选择阶段。为农业的起源准备了技术和选择品种的条件，其文化与粟作农业的前仰韶文化有历史的渊源联系。
在北从山西省大同盆地，南到中条山南麓，东从太行山的南端，西到吕梁山西侧的黄河岸边这个范围内，旧石器晚期地点分布非常广泛，晚期末段的遗址包括著名的晋东南沁水下川地点群［30］（图二），以及晋西南蒲县薛关遗址、吉县柿子滩遗址等石器地点所处的地貌类型多种多样，这种多样性为农业起源的“偶然”性埋下了伏笔！
最近2万年来的中国古环境变迁的研究表明，距今18000—15000年间处于末次冰期的极盛期，当时的东亚一带气候相当干冷恶劣，东部海平面下降了150—160米，海岸线向东撤退800—1000公里，沙漠急剧扩张，干旱半干旱的冻土带和草原地带较现在向东南推进了约8个纬度，现在的南部热带雨林地带曾经消失。根据陕西渭南北庄村的孢粉分析，当时的草本灌木花粉几乎达到100%，充分反映了干冷无林的环境，渭河流域的温度达到了更新世以来的最低点［31］。由于气候变冷、植被稀疏，动物不能找到足够的食物，北方动物大量南迁，距今约18000年前后北方型动物南侵到了江南杭州、溧水一带，正是这次气候变化的反映［32］。狩猎环境的恶劣化，气候环境的失调，使人们不得不依赖采集业作为生存的主要方式，石器相应的向小型化、细化的方向发展，沙漠草原地带的细石器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逐渐产生的。图二下川及下川区石器地点位置示意
1棠梨树圪梁2容裕河圪梁3桦树圪梁4王八建5杨岭6漆树圪梁7金钩圪梁8水井背9草滩10小背圪梁11黑龙池12牛路
特别是1976年的调查报告中对发现的石磨盘的报道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报告称在下川遗址发现了三件残缺的石磨盘，“一件为粗砂岩质，已残，约为原器的四分之一。原器约为圆盘状，底面为自然平面，周围边缘打制修整。器边厚38厘米，中间由于多次旋转式研磨而下凹成圆坑，厚25厘米”［33］。不少学者都认为这一发现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把采集的天然谷物加工成粮食的信息，是由原始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经济过渡的先兆，石磨盘上下凹的圆坑显然是加工谷物的痕迹［34］。发生环境失调的这一时期，世界文明的另一中心——西亚和北非，也发现了同样性质的文化遗存（磨盘、磨棒、镰刀和大麦），西方学者称为先陶时代，时间在距今13—11万年之间，大体与我国同时进入采集农业阶段［35］。
细石器文化工艺的出现和细石器工具的使用，是人类文化史和技术上的一次飞跃性的发展，是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环境失调的结果。高级采集经济的工具主要是野生谷物的收割和加工，收割工具主要是装有细石刃的镰刀，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广泛分布的细石器遗存，正是人类适应草原环境下人类采集、狩猎活动的需要而出现的［36］。细石器材料的利用，是人类在数万年实践中，对物质世界认识的深化和飞跃，并与生产实践相联系而进行的一种创造性的技术革命，使制造精良工具有了可能，为制作复合的多类型工具创造了条件。人们利用这种技术和材料：第一，可以制作出其锋利程度不亚于金属制品的工具和利器（如箭头、矛头和刮刀）；第二，可以利用燧石等薄利的石片和石刃片，安装成不同类型和用途的复合工具，特别是狩猎用的刀、矛、镞等，以及收获用的镰刀和勾具［37］。使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增强了，方法增多了，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促进了采猎经济向高级形态发展，在高级采集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孕育了农业文化的萌芽。我国粟作农业文化就是为了适应环境失调，从山林走向平原的高级采集文化发展而来的，它的发展导致农业的产生。在下川文化的晚期阶段，16—13万年之间，出现了大量的砾石工业制作的大中型磨盘，磨棒、斧形砍斫器和细石器制作的锯镰和割刀等工具。这些工具是高级采集经济的文化遗物。到距今12万年左右，全球进入了冰后期，冰川退缩，气温回升，动植物生存环境得以改良，种类增多，繁育迅速，农作物驯化速度大大加快，农业诞生的条件成熟。
原始农业起源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应该同时也是狩猎和采集工具，只是在原始农业进一步发展以后它们才转化为农业生产工具，并在以后的农业生产活动中根据需要使器形加以改进，从而使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更加丰富。在原始农业刚刚发源的时期乃至在此以前，石磨盘、磨棒应该是采集经济中加工草籽一类野生食物的工具，只不过在原始农业产生以后由于加工的材料变为谷物，这才成为农业加工工具。北京转年遗址出土石器中发现了“石容器残片”，说明在出现陶器以前古人类已经能够制造石容器煮食物品。在原始农业产生以后，这些石容器又和部分狩猎、采集加工工具如石斧、石磨棒、磨盘一样，转变为最初煮食农产品的炊具［38］。
下川文化传统是至今发现的从采猎文化到高级采集文化以至向采集农业过渡时期最完整和持续发展的文化遗存，为前农业族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系统的有价值的资料。
气候的不稳定性导致的环境失调促使人类认识到主动种植的必要性。经常性的环境失调打破了采集狩猎生活的“浪漫”，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专靠打猎为生的民族，从未有过；靠猎物来维持生活是极其靠不住的”［39］。民族学调查资料表明，一些现代的采集狩猎民族，如非洲的布什曼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只有大约1/3的食物来自狩猎，其余由采集供给。非洲的有些土著人每隔三四天才狩猎一次，成功率只有23%［40］。根据英国学者Stavrianos的理论，人类在进入农业时代的几千年之前就已经认识到了植物生活的机理，之所以没有发生农业是因为狩猎、采集者不仅有充足的食物供给，而且有大量的空余时间；另外，可以驯化的植物和动物比较少。直到冰河晚期气候剧烈波动，打破了人与自然长久以来古老的平衡，才开始了种植自己需要的食物［41］。
综上所述，短期的经常性的环境失调打破了狩猎采集生活的平静，促使了栽培知识的日常积累，较长时间的气候变动决定了农业的最终产生，农业是抵御环境长期失调唯一的选择。正是环境失调的“长短结合”才使人类在无意识当中逐渐迎来了农业社会的春天，使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否则就可能像其他的动物一样纷纷灭绝。
四、结语
农业起源是人类充分利用了生活经验，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适应环境失调的结果。农业起源与某一地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及所积累的采集栽培经验有关，而与长期特定的环境没有必然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根据长江中游、下游和黄河流域发现的最早的农业遗存发生的地理环境来看，过去所认为的农业起源的山地说、平原说、洞穴说、绿洲说、贫瘠说、温带说、热带说等等都是片面的，在农业的起源方面显然我们又一次低估了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在甘青地区，大地湾遗址的证据说明，栽培经验教会人们在黄土高原地貌的地方生存，可以寻找河谷地带种植作物，这里比山地更适宜农耕。所以不能一言以蔽之说：黄土塬地貌农业可以起源或者不可以起源！
由于环境失调，在人口和自然资源平衡失调的压力下，发展农业成为被迫采取的一种谋生方式，而不应该简单地归结为主观上的“进步”。例如，关于对人类发展农业的评介，科技考古又给我们新的启示。通过对人类骨骼中的元素分析表明，早期农业群体的成员普遍营养不良，饱受各种疾病的折磨，形体矮小，不仅和现代人相形见绌，而且比农业产生之前的狩猎－采集群体的人的健康状况要差得多。
总之，笔者的观点是，农业产生于自然环境的失调时期和失调地区，可以简称为“环境失调论”。这是一种相对的环境压力，而不是绝对的压力，人们如果主动改造周围环境仍然可以勉强生存。相反，绝对的压力所导致的后果只有两种：一是迁徙，二是灭绝。
注释：
［1］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食物采集文化》，《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5年，第157—163页。
［2］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关于农业起源问题的探索（三）》，《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的历史 理论 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19页。
［4］徐旺生：《农业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影响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
［5］宫玉海：《试谈如何揭开〈山海经〉奥秘》，《长白论丛》1994年第3期。
［6］张箭：《农业起源的农神说和单中心说商榷》，《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
［7］陈文华：《农业起源的神话传说》，《农业考古》1999年第1期。
［8］古为农：《中国农业考古研究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研究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
［9］李根蟠、卢勋：《我国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考》，《农业考古》1981年第1期；严文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早期文化的发现》，《考古》1979年第1期。
［10］张新斌：《洞穴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11］吴家安：《史前农业研究的几个问题》，《跋涉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七五届毕业生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12］陈胜前：《农业起源与农业的不起源》，《中国文物报》2007年4月13日第7版。
［13］王东：《农业、新石器、陶器三大技术创新论——文明起源三大物质前提新论》，《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14］李根蟠、卢勋：《从景颇族看原始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15］赵志军：《有关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年第2期。
［16］陈星灿：《黄河流域农业的起源：现象和假设》，《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
［17］徐旺生：《中国农业本土起源新论》，《中国农史》1994年第1期；徐旺生：《论原始农业起源过程中的“观念农业阶段”》，《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18］徐旺生：《中国农业本土起源新论》，《中国农史》1994年13券第1期。
［19］孔令平：《关于农耕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20］彭明瀚：《江西万年仙人洞及吊桶环遗址发掘的意义》，《中国文物报》1998年5月13日。
［21］邵凤芝：《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的起源》，《文物春秋》2001年第3期；向东：《徐水发现我国的“南庄头人”》，《保定晚报》1997年8月18日。
［22］《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项目揭晓》，《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8日第1版。
［23］赵朝洪等：《北京东胡林遗址发掘再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30日第1版。
［24］专家谈东胡林遗址的学术背景和意义［EB/OL］中国文物信息网http://wwwccrnewscomcn(200311219∶58∶36)。
［25］严文明：《中国农业和养畜业的起源》，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55页。
［26］张之恒：《黄河流域的史前粟作农业》，《中原文物》1998年第3期。
［27］郁金城等：《北京转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北京文博》1998 年第 3 期。
［28］石兴邦：《下川文化的生态特点与粟作农业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4期。
［29］同［28］。
［30］王建、王向前、陈哲英：《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石兴邦：《下川文化研究》，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44—154页。
［31］安芷生、吴锡洁、卢演俦等：《最近2万年来中国古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载《黄土 第四纪地质 全球变化》，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6页。
［32］徐钦琦：《东亚更新世哺乳动物南迁及其与气候演变的关系》，载《中国古生物学会第13、14届年会论文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271页。
［33］王建、王向前、陈哲英：《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34］黄崇岳：《从出土文物看我国的原始农业》，《中国农业科学》1979年第2期；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35］石兴邦：《从下川文化的内涵看中国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36］刘宝山：《试论细石器及其功能》，《青海文物》总第8期；王建、王向前、陈哲英：《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石兴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卫斯：《我对下川遗址出土石磨盘的看法》，《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
［37］转引自GF科诺布科娃：《古代的镰刀及其使用痕迹之模拟试验研究》，载《考古学的历史 理论 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6页。
［38］于德源：《北京转年遗址的农业考古意义》，《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3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40］〔美〕马文 哈里斯：《文化人类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61页。
［41］〔英〕Stavrianos著,李群译：《农业的起源与传播》，《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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