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两大学派。代表着求真主义和实用主义两大思潮。而这两大派正式形成，就是西汉武帝时及其以后的儒学今文经派和古文经派。
经学产生于春秋战国，集中于齐鲁大地。在学风上因求真和实用的不同，分为鲁学和齐学两种。鲁学主张求真的理想色彩，齐学讲求实用，讲究现实、功利。鲁学以“合古”为旗号，齐学以“合时”为主张。鲁学以孔孟为代表，齐学以管乐为中心。西汉初，由于秦劫楚火，经学几乎中断。在武帝“独尊儒术”的国策下，经学又得以勃兴。这时鲁儒和齐儒的“合古”“合时”两种学风，演变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派和以刘德为代表的古文经派。
武帝时，在文景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儒学传授出现热潮。诸经博士官（讲经师）齐备，但由于师承不同，一经兼有数家。《诗》有齐、鲁、韩三家，《易》有施、孟、梁三家，《书》有欧阳和大、小夏侯三家，《春秋》有公羊、谷梁两家，《礼》有大小戴等。这种经学的昌盛，是因为封建统治者对儒生了广开了“禄利之路”（《汉书·儒林传赞》），这些儒者虽学分多家，但为了仕进和利禄，把先秦儒学改造成了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他们纂改孔孟的本意加以曲解，他们引入道家的玄学，阴阳家的五行学，法家的刑名学，凭借已经由籀书演变为汉隶的文字，迎和封建统治者的意志，把春秋战国的学术儒，改造成汉代官场儒。“学而优则仕”本意为“作学问有空余可以做官”硬解为“学习成绩优秀就做官”。“优”出现“良秀”之义是汉代才开始的。汉以前的“优良”用“善”来表示。“优”的本义是“优裕”有空闲。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天命”、“上天示警”说，更是孔子的“不信天命”、“不谈鬼神”、“以人为本”的背叛。
古文经学派是在今文经学派占有统治地位的前提下，一部分仕进心较淡，学术上求真的人为捍卫先秦儒学的纯洁性而聚为一家的。
今文经学派的特点是“学章句，弄图谶”古文经学派“反谶纬，通训诂。”孟子主张“民为本，君为轻”，董子主张“屈民伸君”。孔孟主张，孝悌仁爱，目的建立和谐社会，董子大讲主皇权，把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加在劳动人民身上。“董仲舒是推论灾异的大师。”“为儒生造谶开了先路。”“章句的连篇浮辞使人昏迷。”（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219页，1963年版）
西汉的古文经学，主要首领有河间献王刘德和淮南王刘安。刘安汇集先秦百家，书名《淮南子》书中虽保留了许上古神话传说，但多为浮辨之词。刘德专事抢救和复原先秦儒学，多为重要经典。
在反谶纬思潮的影响下，作为董仲舒好友的刘德举起古文派的大旗、不重章句推演，治学重在训诂，解经举其大义，事必合《春秋》，义必合《尔雅》，务必语出有据，下大力探求先秦六籍的 固有真义。刘德虽中午崩殂，虽壮志未酬身先死，但终究打下古文经学的牢固基础。毛贯虽接受皇封（贯封为渤海郡守，毛封为乐寿伯），他们以至颜、王等人一直致力于古文经的研究。对后世影响很大。西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图书，刘德的古文经从秘府翻出，从此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正式命名。刘向之子刘歆欲把古文经列于学官，未果。这时的古文经，终于被社会承认并受到重视。
东汉初，光武帝刘秀“诏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章帝更会群儒于白虎观，写成《白虎通》，这是董仲舒神秘儒学的新发展。但古文经派的桓谭、尹敏、郑兴、张衡等都表反对。正因为此，张衡被贬到河间（今献县）任国相。这也是张衡在河间（今献县）改进浑天仪和地动仪的主要动力之一。
今文经的“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讲经）繁琐至极，一经的解说，少则数十万字，多则数百万字。除今文经派分子个人孤芳自赏外，下边群众厌恶，上头统治者厌恶。王莽令博士删五经章句，每经均留20万字。博士弟子郭路，日夜思索，暴死烛下。东汉光武帝刘秀，选太子师，以删繁就简经传为条件。钟兴删去《严氏公羊春秋》重复的章句；桓荣删《欧阳氏尚书》，由40万字剩23万字，二人被选。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是东汉主要的上层建筑。东汉政权初始便不稳固。统治者迫切寻求神力相助。但谶纬既帮了统治者忙，也帮了想成为新的统治者的忙。谶书有言“黄家当兴”。张角就利用他制造童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把东汉王朝搅了个底朝天。曹丕利用“黄家当兴”，引用大量谶言纬图证明自己便是“黄家”，并建年号“黄初”。刘备也引用大批谶纬里的“备”字，证明自己该当皇帝。孙权也大造符瑞，证明自己是得天命的。这时，统治者才知道，谶纬是双刃剑，是杀人也杀我的低劣麻醉剂。
东汉时，今文经章句学和谶纬学的遭抵制，为古文经的胜利创造了客观条件。与今文经学相反，古文经学一致反对“章句”和“谶纬”。如桓谭、班固、王充、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人都博通群经，宗于古文。特别是王充，著书《论衡》二十余万言，以唯物的观点，给唯心迷信的今文经学以重击。
汉章帝建初元年，允许古文经的《左传》、《谷梁传》、《尚书》、《毛诗》公开传授，但不立博士，这是古文经由“地下”转到“地上”的胜利。东汉建初四年（79）章帝刘火旦在白虎观大会群儒，讲议五经同异，用皇帝的名义制成定论，称“白虎通义”，即今文经提要。不料，一个个今文经博士，只会记诵章句，不会概括大义，只能专讲一经，不能概括五经。只好求助古文经学者班固担此重任。从此，今文经派声望一落千丈，不可收拾。古文经学借此发扬光大。
为发扬光大古文经，许慎用22年时间（100年至121年）著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共十四篇。他收集秦文（小篆），战国诸国文字（古文）西周文字（籀文又称大篆）共9353个文（独体为文，如日、月）和字（合体为字，如明、江、说），在《毛诗训诂传》和刘德他们为五经作训诂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解说其形、声、义（字义即训诂）全书虽不过13300字，但读古文的大多疑难俱可迎刃。此为对今文经派不懂文字意形，只依据隶书的穿凿附会、刻舟求剑行为作了严厉的驳斥。此为显示了古文经学坚实的科学基础，为其成长扫平了识字和取义的知识障碍。由此《说文》成为中国第一部字典。
在刘德整校的五经基础上，结合《说文解字》，古经文学家贾逵首先为《左传》作注。接着其弟子马融又注《孝经》《论语》《毛诗》《周易》《三礼》《尚书》。古文经的传习一下子占了优势。今文经派的何休借鉴古文经的训诂，注解《春秋公羊解诂》，大异于博士章句，但难挽今文经的颓势。马融的学生郑玄，古文今文两种经学皆通，但偏重古文经。他为张大古文经兼保存今文经，在古文经学的主体内杂揉进今文经的一些观点。这种开放的态度发扬了献王刘德实事求是的精神，使经学研究又晋一阶，也使古文经学更趋丰满，成为既“合古”又“合时”的经典学术。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这个由河间王后代过继嗣位的刘宏颇重视经文的权威性和规范性。他命蔡邕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五经（或云六经）经文，镌刻石碑，立于太学，这是古文经学第一次立为官学，宣告了今文经的破产；这也是我国最早的官定经本，后世称《熹平石经》。这对于纠正今文经学家臆造别字和维护文字的统一与纯洁，起到积极作用。
至此，古文经派和今文经派的斗争，看似画了句号，其实，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隋直到盛唐贞观间孔颖达作《五经注疏》，才最后宣告了古文经派的胜利。然而，宋代程朱理学、明代阳学心学等学派，又是另一种形式的“合古合时”、求真和实用、科学与功利、实事求是与弄虚作假的斗争，直到明清民国以至新中国建国后，斗争的余波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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