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古文经学派之争浅谈国学体用

章太炎

刘师培

近些年来国学之风甚热，但却多是世人为了装点门面所用。由此怀念起了清末民初的两位经学大师，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二叔”——余杭章太炎先生和仪征刘师培先生，这两位先生一位来自浙江，一位来自江苏，而同时也受皖派朴学的影响，可以说，他们代表了中国近代文化鼎足而立的三省（安徽，浙江，江苏）经学之最高峰。章先生年轻时入诂经精舍从晚清著名经学大师俞樾治学，仪征刘家以四代人疏证一部《左传》闻名，可谓是家学渊源。相信由这两位具有代表性和很大影响力的经学大师入手更加能够看出今日国学的价值和体用关系。

朴学，考据训诂之学，朴学盛于乾隆、嘉庆，故又称“乾嘉学派”。内中又有吴派（主“博古好古”）、皖派（主“实是求是”）竞相争雄，惠栋、戴震，各领风骚。研经究典，斐然成章。但是清代朴学总体特征是重名物而轻义理，为学术而忽实用，虽整理文献有余，而经世先王之志，亦已衰矣！

今古文经之争，始于汉朝而亡于清末，在过去的研究以及很多学者都清楚今古文学派之间的区别，即今文学派在讲经的时候比较注重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他们甚至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而古文学派则更加偏向于对经中的文字进行训诂；在汉朝的时候，今文经学家在解经时常掺杂谶语这样的迷信以力求能够符合统治阶级的喜好。而古文学派虽然还是对于儒家以及“天子”之说的神学色彩带有着盲目的崇拜，但却反对今文家的迷信，而注重实学。而章刘两位先生一致的认为今古文经的区别只在文字上，章太炎先生讲学时提出，焚书之后，到了汉朝时期的秦末遗老能够凭借着记忆复述出来的《六经》用当代语言记出叫做今文，而秦时读书人偷偷藏在山崖，夹壁之中的古时原本叫做古文，两者其实也就是相同的书今版古版的区别而已。只是篇幅也有了差异，再到后来两家的主张从根本上又有了不同，所以就开始了争端。这样的观点和刘师培先生1906年左右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汉代古文学辩诬》之中是一样的，刘先生在文章中说：“今文古文为汉儒之恒言，犹今日所谓旧板书新板书也。汉代之所谓古文经，乃秦代之时，未易古文为秦文者。其故本至汉犹存。”相比较几千年来的无谓争执，刘先生主张辨明其同出一源，这也是近代经学家能够不被门户之见所束缚，从而集大成的原因之一吧！

但是两派之间的争执却也并非一无是处，历朝历代今古文学派名家辈出，刘韵、许慎、张苍，贾谊，马融等等。他们的学术，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也带动了中国的文字训诂学，考古学。最大的继承和发扬者，也就是宋明理学家以及乾嘉学派诸老。写到这里，就开始牵涉到今日国学的价值问题了。在过去的学习之中，我一直认为相比较古文家的务实与博学，今文学家走的，是一条哗众取宠的道路，他们所主张的“微言大义”也只是一种对于经典的臆想和胡乱的揣测，但是乾嘉学派带来的学术与政治分离的问题却又重新引起了我的注意。众所周知，乾嘉学派常常标榜为“汉学”而讳言经世致用，以求与宋学相对立，朴学开创者之一顾炎武多次强调“士当以器识为先”，可是到了乾嘉时期却将此抛在了脑后，顾与黄宗羲等人反思明朝灭亡的种种原因，由此得出了学术经世的结论，乾嘉学派继承了他们的学术方法，可是这样一个最基本，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理论核心却并没有继承，可能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被大力的批判为误国之学也与其脱不了干系。乾嘉学派，一直痴迷于考据学，训诂学，渐渐迷失了道路，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无可避免，回到过去的宋学再看，就明白了。宋学主要的就是义理的倾向，其实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发现宋学其实是“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则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宋学所主张的依据个人对经典言外之意的领会也是来自于佛家提倡的“悟”。可是今古文两派到了晚清逐渐就又变成了今文家占据上风，反而又造成了矫枉过正的毛病，康有为等人甚至认为古文都是刘韵所伪造的，这不得不说是这位“南海圣人”闹出的最大的笑话。

宋学又称道学、新儒学。是中国传统儒学(经学)发展到两宋时期的产物，是宋代学者对中国儒家经典的认识的学说。

宋学是与汉学相对应的概念，汉学是训诂之学，宋学是义理之学。汉学严禀师承，笃守家法，不越雷池一步；宋学疑古惑经，不守传统，敢于创立新说。

今天我们常常在学习的过程中突然觉得国学可能并不能带来什么价值，其实这样的思想还来源于对国学的惘然无知。今文学派一直将思想与政治和社会发展相结合，在经典之中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是值得我们今人学习的。学术的研究应该能够符合社会的变迁，发展，进步。不得不说，古文家所存在的问题最大的就是学问有余而能力不足，更加偏属于赵括一类的人。古文派的学术研究严重的缺乏历史的进化观念，刘师培先生认为传统的学术研究中存在着两个很大的问题，其一就是有着将学术研究变为纯粹考据的倾向，其二就是传统学术研究者缺乏在原理与方法上的自觉，第一个问题是针对古文家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针对今文家提出的，古文家研究经典，却往往考古不知今，纯粹无用之学。宋明理学家空谈性命道德论，却缺乏方法论作为理论基础。所以在解释儒家经典时“不轨家法，悉凭己意所欲，出以空理相矜”。近代经学的研究者，虽然在乾嘉学派之后逐渐走向下坡，但是依旧出来了一些甚于古人的大家，而偏于今文家如梁启超，信奉古文家如章太炎，都逐渐开始整理今古文经学的发展，也将中国的经典学习与西方的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近代中国，为了拯救传统学术，一帮具有精深学问和先见之明的学者，组成了国粹派，但是在不断爆发的战争以及改革中，他们的思想日益消沉，此时章太炎先生仍旧坚持了以中国之学术主要为儒家思想来拯救中国之命运。这暗暗与辜鸿铭先生的唯有儒家思想才能够救中国的思想相契合。回头看今日的中国，依旧尊奉儒家，可见大师们的思想仍旧是正确的。

今天或许我们依旧会面对着国学体用论的问题，过去的中国人也面临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抉择，但是无可争议的一点就是，国学的学习必然要带入到社会生活中，今日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军事就能够决定一切的时候，也不是经济，政治等任何一个方面能够决定的，最重要的，是要发展期本国的文化，是要有着本国特色的文化。所以国学，也就是一国固有之学术，也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总和，终于到了用武之地了。

郭展源

2014-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