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以Science fiction when the future is now为标题
发布在2017年12月20日的《自然》书籍与艺术版块上
原文作者：Lauren Beukes, Kim Stanley Robinson, Ken Liu, Hannu Rajaniemi, Alastair Reynolds & Aliette de Bodard
六位作家为我们解析这个失序的时代在他们笔下的涵义。
AlphaGo、假新闻、网络战争：2017年的当下已经让我们感到相当科幻了。仿佛过不了多久，人类就会在太空和海底定居；当然，这也意味着核战争和流行性疾病可能会不时来叨扰。伴随着极速变革的科学技术和愈发反乌托邦的日常，科幻小说该何去何从？它是否会被主流小说接棒取代？
Señor Salme插图
《自然》请到六位知名科幻作家：Lauren Beukes、Kim Stanley Robinson、刘宇昆（Ken Liu）、Hannu Rajaniemi、Alastair Reynolds和Aliette de Bodard，在不平凡的一年落幕之时，请他们谈谈科幻小说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
Alastair Reynolds和Hannu Rajaniemi解释了科幻小说和当下社会的联系。
Nature Podcast
“非洲未来主义”的力量
文 | LAUREN BEUKES
在这个充斥着灾难性气候变化、难民危机、极端保守主义崛起的时代，科幻小说是否仍然和我们息息相关？答案是肯定的：不在于它对未来世界做出的预测，而在于对置身其间的我们的剖析：我们到底是谁？
小说家Ursula K. Le Guin在她197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离开奥米勒斯的人》中描绘了一个虚幻的乌托邦，它的存在来源于一个人所共知的惨痛代价：在奥米勒斯地下的一间房间里，一个孩子在无边的污秽和阴暗中饱受折磨，为他人的快乐接受着惩罚。
对我来说，奥米勒斯是帮助我理解自己作为一个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南非白人，自己所处的那个世界的有力途径。白人只占全国人口的9%左右，但直到1994年，他们都在用种族主义、毫无人道且暴力的政权挟持其余所有国人，逼迫有色人种去做契约劳工，读低等学校，用催泪瓦斯、枪击、暗杀小组和酷刑农场来镇压反抗。
科幻小说使得我们能够在动乱不安的时代规避那些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可以展现各种想法和场景，因为身而为人，我们理解寓言、神话和讽喻，听得懂TED演讲，辨别得清伦理方面的电车难题。小说是我们和自己作斗争的场所。通过想象那些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实可能变得更容易忍受了。
非洲未来主义是一场集科幻小说、魔幻、传统信仰、黑人历史和文化于一体的艺术、美学及哲学运动。代表作有尼日利亚裔美国小说家Nnedi Okorafor的跨风格作品；塞内加尔导演Selly Raby Kane于2017年出品的虚拟现实电影《另一个达喀尔》；肯尼亚导演Wanuri Kahiu的“非洲泡泡糖”艺术；马拉维作家Shadreck Chikoti笔下险恶的乌托邦《阿左托王国》（Malawi Writers Union, 2015）。所有这些作品都聚焦于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社会问题，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如何通过创意十足且出乎意料的另类方式来予以回应的。
非洲未来主义最激动人心的方面在于其敢于想象“黑暗大陆”的未来——这一标签如同令人憎恶的狗皮膏药，很久以前便被贴在身上。非洲未来主义不一定是关于想象出来的另类城市，而是关于真实的、正在进行中的、遍布整个大陆的分裂和去殖民化。
南非1997年推行的民主宪法基于“乌班图”这一非洲哲学原则：人因为他人才为人。这是一种理性人道主义理论，即我们彼此联通、互相依存。最有趣的科幻小说不仅从科技对我们的影响的角度来探寻人何以为人，并且思考我们是如何利用它的。而在南非，面临独特的挑战和资源的匮乏，我们做出相应的计划并为之努力。在科萨语中，这一行为被称作vuku’nzenzele——起来为自己而奋斗。
非洲的创新就像一只自给自足的喜鹊：从各类学科和传统中提取最精华的部分，以有效干预我们的独有处境。本土社会知识必须和传统科学和药学并肩，例如首创智能手机支付应用（如Mpesa），造风筝以用作地理考察的无人机，给肺结核和艾滋病药物治疗中的病人发送提醒信息等。Vimba应用联通了强奸案幸存者和危机干预组织；开普敦附近斯坦林布什大学的研究者们研发了纳米纤维茶包来过滤农村地区的水。
但我们的独特性亦在于我们是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的。这包括关于25万年前的一种古人类——纳莱迪人的考古发现。一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地下宇航员”队伍下到约翰尼斯堡附近的“星之洞”中发掘遗址，用天文学语言打破人类古生物学从古至今都被用于支持种族歧视的历史桎梏。
这些都告诉我们，为什么非洲需要科幻小说。我们给自己讲的那些关于自己的故事塑造了我们——以及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看现实的3D眼镜
文 | KIM STANLEY ROBINSON
我们正生活在一部所有人一起撰写的科幻小说里。当下让人感到危险而动荡，哪种未来会真正降临完全无法确定。对于未来的人类而言，活在一个共享且相互依存的生物圈中或许也不错。但同样可能到来的是极端气候变化，物种大量消亡，农业崩溃，绝望的人类种群之间发生致命冲突，包括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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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种种匪夷所思的可能未来相抗衡，我一般一次写一个故事，部署一套系统化的想法。
科幻小说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现实主义。它描述现实的方式和双向飞碟射手定位碟靶一样，会稍提前一些瞄准，来揭露那些尚未到来，但已经产生了影响的事件。这为我们提供了概念化时代的隐喻和意义体系。所以，就像和任何其他种类的现实主义艺术一样，你从全局的经纬里扯出这么一缕，然后跟着它的方向走。
因为一本小说并不是一个世界，即便它是关于一个世界的。它只是千百万被讲述的故事中的一个，所以不一定要面面俱到。
我们为了两种科幻体验去阅读科幻小说：时光旅行和心电感应。小说把我们带到其他时代和地方（摄政时期的英格兰，冰河时代，木星的卫星），也把我们送进人们的大脑深处，聆听他们的想法，感受他们的心情。
科幻小说能够描述从明天起到之后的亿万年中的任何时间。在如此之广的涵盖面之外，小说还创造了一系列子类，每一个都独具个性。以星际旅行为主题的小说设定在遥远的未来，以整个宇宙为背景，有时收效惊人。近未来的科幻小说就是我之前描述的那种预叙性的现实主义。在这二者之间，假设在从现在起的一百到三百年间，还有一个我本人很感兴趣的，相对冷清些的故事带。你可以称之为未来历史。设定在这一区间的故事和19世纪的社会小说很相似：人物不仅和彼此交流，也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甚至是星球交流。可能在面对着如此复杂的当下之时，描述一个世纪之后的事件让我们可以提取出某些特定的元素进行更仔细的研究。
对于科幻小说的美学意义，我是这么想的。它不是预测。它像3D眼镜的镜片一样，有某种双重作用。从一片镜片看出去，我们是在认真地尝试描绘可能的未来图景；从另一片看出去，我们是在用某种宏大的明喻来隐喻地观察当下，说着“好像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似的。”当这两个视角合二为一时，产生的第三个人造维度就是历史了。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所说，我们像看着“跃进时间长河里的巨人们”一般审视自己以及我们所处的社会与星球。所以真正进入我们视野的是第四个维度：深度时间，和我们在其间的位置。有些读者没法合成出这个视角，所以他们不喜欢科幻小说；它总是闪烁着不真实感，让他们头痛不已。但是，只要放松一下双眼，却可能看得异常清晰。
剧变面前保持人性
文 | 刘宇昆
看过《银翼杀手2049》后，我意识到这部电影中讲述的未来和1982年上映，设定在2019年的上部《银翼杀手》一样——都充斥着会飞的汽车。科幻小说，即便是那种认真对待“未来学”这一概念的小说，预测起现实来都不怎么准确。环顾一下四周，哪儿有月球殖民地或《黑客帝国》中连接母体Matrix的颅内端口？
在我职业生涯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做某种科技史学家的工作（主要为争取专利和商业机密诉讼中当事人的利益）。我自己的判断是，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受到科技进步中无处不在的失败开端、机缘巧合和路径依赖阻碍。没有一个见证万维网发明者Tim Berners-Lee写出第一个HTML网页的人能够预见到Tumblr和Twitter的出现，或想象到给自拍添加滤镜会成为价值亿万美金的生意。“黑天鹅”搅扰着每一根平稳的外推曲线。
但我们没法接受自己的判断在无法预测的未来面前始终是不可靠的这一事实。我们必须设计无从验证的理论，讲述假设的故事，马后炮地构建某种合乎情理的叙述；这便能让我们最后选择的那条路看上去是天注定的。
我们人类被叙述的谬误围困。物质世界也许永远是随机的，但我们的大脑已经进化到给每种关联判定因果，在各种噪声里发现规律，不去把历史理解成一件接一件被诅咒的事，而是某种宏大计划的展开——也许都是某位“作家”之功呢。
发明创造的步伐似乎在逐渐加快，不断进步的科技放大了这个复杂世界中每一个人的力量，无论结果是好是坏。现在只需一个人用一些精心构思的电脑代码就能够让整个世界臣服；很快也可能会有人设计出某种生物病毒屠杀百万生灵。世界只是在一步步变得更随机，更无法预测而已。
科幻小说和愈发天马行空的预测产生了化学反应。遗传工程能让我们活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吗？我们会被载入云端，作为数码神祇存在吗？我们会不会被某种超级人工智能所奴役？又或者，我们能否设计出某种后匮乏时代的创意经济，吸引得外星人露面，亲自欢迎我们来到银河共和国？
很大可能是这些未来无一会实现。它们都是太轻易地从现实轨迹中推演的产物。现实并不会沿着既定情节发展，或者满足角色设定：较之这些推测，我们将经历的未来既可能更光怪陆离，也可能更平淡无奇。
虽然科幻小说对于了解未来而言没太大用处，但它让我们在永不停歇的变化面前保持人性的功用却始终被低估。充斥着大众监控和机构宣传的现实世界可能比乔治·奥威尔在《1984》和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想象的世界险恶复杂得多。但这两部作品中的主角都转而回到过去搜寻那些核心人道主义价值观，筑起壁垒对抗势不可挡的科技压制和涣散精神的麻醉剂。这一点是万古常新的。至于我们这个移动网络永不断线，在智能手机而非护目镜或植入芯片上实现了增强现实的世界，赛博朋克可能没预测出多少。但它让我们能够把虚拟存在视作以科技为中介的人类关系中的重要部分。通过社交媒体和多样的聊天平台，我现在可以在网络空间中维系有意义的友谊；不过我极少化身为另一个虚拟自我，这一点和赛博朋克作家的预想不那么一致。
流传后世的科幻小说始终聚焦于在剧变面前构建人道主义的叙述——或者说灵魂，如果你更偏好这个词的话。我能感觉到，虽然没法预测，但这将是我们在即将到来的种种不确定面前愈发离不开的一种技能。
创造更不可思议的世界
文 | HANNU RAJANIEMI
在Netflix剧目《怪奇物语》中，一座略带怀旧气息的上世纪80年代美国小镇被超自然力量攻击了。为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十一二岁的主人公们转向经典游戏《龙与地下城》，并用游戏中生物的名字来命名侵略的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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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亦在经历不可思议的侵略。一套算法在和自己下了三天棋之后，成功击败了围棋这一拥有2500年历史的棋盘游戏世界顶尖棋手。基因驱动技术也许很快就能将抑制种群增长的基因传播到携带疟疾的蚊子身上。至少有一名硅谷富豪很可能会被埋在火星上。媒体用标志性的科幻形象来描述这些发展并不令人惊讶——反复出场的有终结者、弗兰肯斯坦和钢铁侠。
从事相关工作的科学家对这些比较嗤之以鼻，因为他们知道初期实验和新兴科技是多么不稳定。我自己在早期学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职业生涯中认识了一些科学家，仿佛只要提到科幻小说就会激起他们的呕吐反射；他们已经疲于就那些先入为主的看法来解释他们的工作。但科幻小说其实能够帮助科学家和非科学家更好地理解彼此，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颠倒的时代。
为了弄清楚为什么，我们必须越过科幻小说那些老套的手法，去审视我们是如何阅读它的。在科幻小说里，和在所有其他小说中一样，你有机会扮演别的角色——但你周遭那个想象出来的世界也同样陌生，它邀请你从内部去探究其规则。在作家含蓄地保证存在某种潜在的秩序可供发现后，读者必须全身心投入，主动去建构意义。秩序被厘清时常常迎来超验的一刻，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在读者的想象里，它会打开文字之上的一扇门，通往更辽阔的景致。
这种惊异感是在不从事科研工作的情况下，你所能获取的最接近科学发现之狂喜的感受。这对于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而言是极富价值的。教会研究者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去想象某种新技术的影响，比一切咨询报告或数据都能更强烈地赋予他们责任感。当我们思考压倒性变革面前的社会瘫痪，即“未来休克”（作家Alvin Toffler在上世纪70年代造出的新词）之时，科幻小说能够保护我们。
所以这一体裁必须更努力地发展，让其描绘的世界更加不可思议。最近对全球各处多种多样声音的容纳就是一种有效途径。同时，若要为这个复杂时代创造科学技术方面的暗喻，我们必须转向复杂科学。令人遗憾的是，生物学、神经科学和经济学在现代科幻小说中仍未得到充分利用——虽然诸如Johanna Sinisalo和Nancy Kress此类作家的作品展现了这些学科令人称奇的力量。这些小说教会我们和身处错综复杂的人类、科技和生态系统，并致力于摸清其规律的主人公共情：这些小说可被称之为系统小说。
随着科研变得愈发开放，对公民科学家包容度日渐提高，一些作者开始尝试合作构建科幻世界。如果没有作者Andy Weir的在线试读版读者强迫症般地为他检查每一处技术细节，《火星救援》（2011）的主人公Mark Watney绝不可能用“他妹的科学”手段摆脱在火星上的困境。与科幻小说相伴改变了我们的写作方法。让《怪奇物语》的主人公们最终大获成功的并非《龙与地下城》中那些久未更迭的知识，而是玩这个游戏时所学到的东西：齐心协力绘出未知，避开陷阱，把宝藏带回家。当我们结束这趟旅行时，世界也许并没有少一分诡谲，也不会停止带给我们震惊；但它可能变得有那么一些些更加奇妙了。
吟唱动乱的诗人
文 | ALASTAIR REYNOLDS
在科幻的当下，思考未来可能有些困难。2017这一年，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开发的AlphaGo算法击败了全球最强的人类围棋棋手——这是一件人们长久以来都认为人工智能无法做到的事——很难不让我们感到某些突破已经照进现实。还有诸多其他事情变得寻常：人猪混合胚胎、商业太空飞行、神经义肢、网络战争。我们似乎还能看到全球流行性疾病、头部移植、超级高铁和定居海底等种种可能性在不远的将来向我们招手。生活在如此复杂的当下，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科幻小说作为一种严肃投机事业的辉煌已然成为了过去。
但是，让我们想想一个世纪前的科幻小说作者，站在1918之巅审视她的世界，试图中肯地思考即将到来的时代。之前几十年于她而言，像是一窝蜂日益加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剧变。亲眼见证了蒸汽动力宣布曾经的“航海战斗时代”告终；电力开始取代煤气点亮城市；汽车和卡车取代了马匹；机械化战争占领了战场（1916年坦克首次开始执行任务）；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系统——全球首个电信基础设施——自1858年起便已经存在。但较之Guglielmo Marconi等人（包括1900年首次演示了无线声音传输的Reginald Fessenden）发明的无线电报和广播，这一系统看上去已然老掉牙了。在量子革命发展迅猛的当口，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不久后便会通过其第一次实验检验。
她还了解其他令人生畏的科学发现。其中包括亚原子结构、拥有5亿年历史的加拿大伯吉斯页岩化石中的生态系统、化学家弗里茨·哈伯的固氮作用实验，还有托马斯·亨特·摩尔根在果蝇身上探索出基因是遗传单位，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说。一个个发现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
那时的未来似乎无比的不确定，那个当下也同样显得无比的不可把握。但就是在这种充满变革和不确定的时代，产生了科幻小说这样一种大众文化现象。
在通往未来的道路无可争议之时，便是科幻小说最无用武之地，也是最无趣之时。因此，我们有智库和未来学学院，对未来进行体面且理性的投射和外推，这么做风险并不高。虽然它们往往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至少它们的存在为政府和企业带来了些许慰藉。
科幻小说不是为带来安全感而存在的。相反地，它执着于动乱、变革和不可预见性。在这动荡不定的时代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迫切地需要它。
我们对科学故事的需求
文 | ALIETTE DE BODARD
2017这一年，我看着世界秩序被颠覆。政治动乱和大规模迁移，新近政治化的社交网络，无人机偷运毒品，机器人劳动力进入工厂。但也是在一个类似的动荡时代中，现代科幻小说得以成长起来——伴随着声势浩大的社会经济变化，不论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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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西方见证了连续的剧变，从健康水平的显著提升到工业化的增强。为了许多科学技术进步，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一点从庞大的移民规模和不平等上便可看出；绝大部分穷人、受压迫的人和被殖民者都未曾从中得利。
如今，科学已渗透进了生活的每个角落，从抵抗乳头瘤病毒的新型疫苗到无处不在、扮演着私人助手和支付终端角色的智能手机。现在的科幻小说和过去一样，被包含在科学故事中。而故事塑造着现实的规则：它们是我们理解并改变世界的底线。所以，在这个挑战艰巨的时代，它们为我们提供直面这些挑战的策略。对于我们这帮科幻小说作者而言，令人生畏的挑战同样令人兴奋——它们召唤着我们，在写作和现实生活中都要拿起武器开始战斗。
科幻小说能够告诉我们科学研究将去向何方。它能告知我们，我们正在塑造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生活。它能告知我们科学的用途，科学发现背后的良知、伦理、更宏大的目标和愿景，即推动做出这些发现的重要动机。它还能告知我们，那些从科学进步和财富中获利的人与那些被留在原地的人之间存在多么巨大的不平等。
科幻小说能够传达警世寓言。例如马尔卡·奥尔德（Malka Older）的《信息民主》（Infomocracy）剖析了民主，提示我们如何能让其更加强大。安·乐克（Ann Leckie）的《仆士的正义》（Ancillary Justice）为我们展现了人工智能的应用，以及自我感知对于分布式人工智能而言是何种概念。李允夏（Yoon Ha Lee）的Raven Stratagem（Solaris, 2017）让我们了解不同环境中时间推移的延展性和主观性——甚至在特定时间设置下，它还能被用作武器。
科幻小说和科学浸透日常生活的脚步一起踏入了主流；因此，随着其他虚构载体借用其手法，它可能会丢失自身的奇异感。一些电视剧，比如由Mark Fergus和Hawk Ostby改编自James S. A. Corey的科幻小说的《太空无垠》，现在在观众中广受欢迎，而这些观众可能未必会定期阅读科幻小说。在我看来，这是科幻小说与日俱增的相关性和生命力的标志。随着科学发现的日渐加速及其对人们产生的影响日益加深，我认为科幻小说和主流小说会更加难分彼此，二者会借用彼此的手法、意象和概念。无论它们是在文学小说、科幻小说抑或是同时在两种体裁中展现，我们都比以往更加需要这些科学故事。
这是因为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科学都是选择性地造福社会，它们被滥用的频率和用于造福人类的频率一样高。例如，廉价而高功率激光指示器被改换了用途，用作致盲飞行员的武器。我们要时刻铭记科学能做什么，可好可坏，亦正亦邪——并在我们写作的故事中大写加粗地强调这一点。在我看着自己的孩子们长大，想象着他们将要继承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时，我想到了时间所带来的变化之规模。我选择将这一年视为命运之轮的转变，而非决定性的剧变。我也希望这个时代的故事所塑造的未来，能够为我们的世界带来更多美好。ⓝ
Nature|doi:10.1038/d41586-017-086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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