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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译文】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是关系到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重要领域和根本问题，是不可以不加以认真研究的。
所以，要从五个方面进行仔细的比较分析，从而探索了解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
这五个方面，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帅，五是法制。所谓政治，就是能使人民与君主同心同德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方针，让人民甘愿与君主同生共死，而不存二心。
所谓天时，指的是用兵时的昼夜晴雨，严寒酷热，春夏秋冬等气候情况。所谓地利，就是用兵打仗时距离的远与近，地势的险峻与平坦，地域的宽阔与狭窄，是死地还是生地等地理条件。
所谓将帅，要考察他是否具有足智多谋、言而有信、仁爱部下、勇猛果断、治军严明等素质和能力。所谓法制，是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管理、军需供应等情况。
以上这五个方面的情况，将帅们没有不了解的，但只有真正了解和掌握这些情况的人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所以说，必须从七个方面认真比较计算，从而探索敌我双方胜败的情势。
也就是说，比较敌我哪一方的君主政治清明，路线政策正确？哪一方的将帅有才能？哪一方占有天时地利？哪一方的军纪严明、法令能严格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的士兵训练有素？哪一方的军队管理有方、赏罚分明？我根据这些情况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负了。
如果将领听从采纳我的计谋，并用它指导战争，就一定能取得胜利，我就留下来；如果不听从我的计谋，贸然用兵便必然招致失败，那么，我就应该辞别而离去。
如果经过利害的权衡，君主采纳了我的计谋策略，就要设法造成有利的态势，用它辅助军事行动外部条件的形成。所谓有利的态势，就是根据对我有利的情况而采取灵活机动的措施和行动。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之术，需要运用种种方法欺骗敌人。所以，明明能征善战，却向敌人装作软弱无能；本来准备用兵，却伪装成不准备打仗；要攻打近处的目标，却给敌人造成攻击远处的假象；要攻打远处的目标，相反却装作要在近处攻击。
敌人贪心就用小利来引诱它上当；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取他；敌人力量充实，就注意防备他；敌人强大就暂时避开其锋芒；
敌人容易冲动发怒，要设法挑逗他，使其失去理智；对于小心谨慎的敌人，要千方百计骄纵它，使其丧失警惕；敌人安逸就设法骚扰它，搞得它疲劳不安；内部团结的敌人，要设法离间它，让它分裂。
在敌人没有准备时，突然发起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凡此种种，是军事家用兵取胜的奥妙， 只能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是无法事先规定刻板传授的。
开战之前，在朝廷的策划谋算时就能预知胜利的，是因为筹划周密，胜利的条件充分；开战之前就预计不能取胜的，是因为谋划不周，获胜的条件缺少。
筹划周密，条件充分，就能取胜；筹划不周，条件缺少，就难以取胜，更何况根本不作筹划、毫无条件呢？我们依据这些方面来考察，谁胜谁负便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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