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 关学 为民族 铸魂
牛兆濂9岁入塾，一览成诵，人称“神童”。 1882年（清光绪八年)，他15岁参加县考，名列榜首。1884年肄业于关中书院，后入志学斋，专攻儒家经学。第二年，充任志学斋斋长。因其爱好广泛，曾遍读兵、农、钱、谷、水利、算术之书。1886年补廪膳生员，并被聘为塾师。1888年听柏景伟讲学于关中书院，并受教于李菊圃、黄小鲁等人。次年（22岁）应乡试，中第28名举人。因才华出众，诗文延誉关辅，远近皆以“牛才子”称之。
后因父殁母病不能进京应试，按清代科举例制应削举人之名，陕西巡抚端方重其才，以孝奏请朝廷，免于削名，且奏加“内阁中书”之衔，牛兆濂上书奏呈，予以坚辞。1890年任白水书院山长，开始治程朱之学。为此曾于1893年赴三原拜贺复斋（名瑞麟）为师，投身程朱理学。从此广结道友，潜心研学，被称为“横渠以后关中第一人”的陕西关学派最后传人。
1898年，管理蓝田县里衙局，后又主持县赈恤局。他廉正清明，亲自制定局规，率先执行，并严格要求下属。时逢陕西大灾，收成锐减，牛呼吁社会急起相救，得江南义赈会捐赠，保全了众多百姓生命。后因厌恶官场应酬辞职，讲学于芸阁学社。
1900年，陕西发生罕见旱灾。负责蓝田赈恤局的牛兆濂主持全县赈恤救济，不辞辛劳，清正躬事。其子清德欲容身赈局，谋一职事，以求薄薪济家，牛兆濂不予应准，以安贫乐道责其子晓以大义。陕西巡抚升允以“关中大儒”并出类德才奏闻朝廷，朝廷命为“经济特科”，促其赴京召对，牛兆濂仍坚辞不就，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1901年，清政府开设经济特科，选拔专门人才。陕西巡抚升允举荐牛，并赠以路费促其赴京召对。但他以专攻经史不懂经济为由辞而不往。1901年废科举、设学堂。1903年，升允以关中书院改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聘牛为总教习，一年之内书函敦请六七次，他认为自己是立志做学问之人，不能与做官者为伍，又兼与新学不通而婉言相谢。最后巡抚派人持聘书、聘金驱车登门相接，才勉强随去。牛兆濂虽一生不愿当官，乐于教育，然师范学堂不合其意，仅事教3个月又辞归蓝田故里，仍“请程朱之学”。先后任蓝田里卫局负责人，劝学总董，省咨议局议员，亦曾于省存古总教堂掌教事。后相继致学于三原“清麓书院”、西安“鲁齐书院”、蓝田“芸阁学舍”、兴平“爱尔堂”、陕西“宋濂学舍”等。他在吕氏庵讲学时，因房舍不够用，同好友茂陵张元际、张元勋兄弟及县邑贤达人士倡议捐资扩建。除葺新原有的六间破房外，又新建东西厢房四间，取名“芸阁学舍”，盖因“四吕”中吕大临号芸阁，以示纪念先贤并推崇其所倡导的程朱理学之意。
1907年秋，牛被选为咨议局议员，后又被选为常驻议员。1911年牛兆濂在任省咨议局常驻委员时，负责全省查禁鸦片烟苗工作，正当他东履蓝田、西赴西府，不徇私情，严查彻禁罂粟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西安随之响应“反正”。作为封建儒人的牛兆濂认为“三纲五常之废驰，乃旷古之奇变也”，他难以接受改朝换代之现实，辞去省咨议局委员之职，携家眷避入南山。新省府当局屡书相召，牛兆濂认为他与大清君臣之分早定，一概托病谢绝。
1912年，原清廷陕甘总督升允由陇东率大军反扑西安，兵至咸阳，在西府激战3个月，直至次年清帝逊位仍战火不熄，西安危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派部下郭希仁、刘守中请牛兆濂与兴平张仁斋往劝升允罢兵，牛兆濂为免除生灵涂炭，慨然前往乾陵与升允相晤，陈说利害，使升允即日罢兵息战，此事成为牛兆濂一生中之美谈。此后他专事讲学于清麓书院，以宏扬儒学为己任，慕名来学者与日剧增。
1917年春，牛兆濂偕同张果斋等友人同道应邀出游各地，赴山东曲阜、邹县，拜谒了孔孟庙祠，大偿平日仰止之忱，并作有《曲阜告至圣文》、《邹县告孟子文》等祭文。接着又南下金陵、东抵上海，又朔江而上至武汉。此行本意在南方会友讲学，但因道学上的分歧，加之语言不通，服饰违时，为南人讥笑，愤而归返。至华阴时又登游华山，攀至绝顶，方泄心中不快，并作了《登华山诗》：“踏破白云万千重，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表达了他实想将已被潮流冲击的孔孟程朱理学扶持起来的心理状态。
牛兆濂全家照
牛兆濂晚年时虽不再喜游，但凡各地同道邀讲，则欣然前往。其时已名声更盛，“所过之地，争瞻风采，途为之堵”。从1918年起，牛兆濂基本定居芸阁学舍，尊儒崇孔，研习理学，致力教育至终。牛兆濂一生桃李满天下，弟子遍及秦、晋、豫、鲁、冀、皖、陇、鄂、苏、滇等十数省以及朝鲜国。
1926年，刘镇华围困西安数月不下，亲至蓝田求教于牛兆濂，牛兆濂对镇嵩军祸陕害民早就深恶痛绝，安能为其出计，概以讥讽隐喻之言以示之，留下了许多佳话和传奇故事。这一时期，全国军阀混战，扩充实力，民不聊生。目睹此社会现实的牛兆濂愤然写下讽刺这种现实的打油诗：“大祸中原小祸秦，自微亦足祸相邻，苍天若念黎民苦，莫更等闲出伟人”。同时还写有针砭时势，斥责弊政的“侈费一也，冗员二也，苛敛三也，贪污四也，……民力其能乎！”的呼号。
1929年关中大饥，牛兆濂每饭以黎藿充饥，门人劝其加餐，牛兆濂曰：“饿殍遍途，吾忍饱乎！”这是自谓清高孤傲的牛兆濂所以能获得人民喜爱的根本原因。
强烈的民族精神是牛兆濂一生中忧国忧民意识中最突出的表现：面对列强对中国的欺侮，他“终身不服外货”。 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后，派蓝田县县长曹汉英带绅士十数人持聘书和聘礼邀牛作顾问，但牛力辞不受。1931年“九一八”事变，牛义愤填膺，减膳数月以志爱国之心，并积极倡导抵制日货，用攘夷之说激励学生爱国救亡，并在报上发表《阋墙谣》诗，号召国人团结起来，共御外侮。1933年日寇进占山海关，复据承德。牛兆濂与兴平张果斋先生纠合义勇五百，通电全国，决心出师抗日，其爱国之志，莫不感动国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极为感动，认为“全民联合抗敌，由此发扬，中华民族便有复兴之日”。并亲自组织300名兵勇，恳请投笔从戎，效命疆场。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向中国增派八个师团的兵力，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患病在床的牛兆濂闻讯后痛不欲生，忧愤不已，寝食不安，病情剧增，于7月21日病卒，犹死不瞑目。
牛兆濂逝世后，陕西各界进行了隆重悼念，遗体安葬在蓝田县城郊外的五里头村芸阁学舍后边的山坡上。然而，时光仅仅过去了70年，先生的十余亩的墓地坟头已经看不见了，墓碑也被拆除，四周的参天树木早被砍伐了。
牛兆濂生性恬淡，沉默寡言，虽潜修理学，也博学广闻，谙达天文地理，尤长逻辑推理，预见性强。人有疑难求之，多以所学排解，无有不奇，故秦地无不以“圣人”称之，甚至被神化为“牛神仙”。 他过着“十亩薄田，一度春风一度雨；数椽茅屋，半藏农具半藏书”的耕读生活，给关中百姓留下了“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上银钱是催命鬼”这样的民谣。他一生奉行“学为好人”之道，德行乡里。牛兆濂逝世后葬于他终生讲学的芸阁后冈，各级政府予以拨资助葬；《大公报》以“关中巨儒牛蓝川先生逝世”为题作了报道，并被地方政府特准入乡祠，每年定期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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