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曾说：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大革命。可声誉如此卓著的卢梭其实和拿破仑一样，并不能算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他一生当中，通常用以下的方式签名“让-雅克·卢梭，日内瓦公民”，卢梭祖上在1549年来到日内瓦，他自己又于1712年出生于此，所以，确切地说，他是个瑞士人了。
卢梭出生的房子
30岁那年，卢梭来到巴黎，此后，卢梭真正开始了他精彩纷呈的一生。当时的巴黎人才荟萃，卢梭结识了狄德罗等许多著名思想家、学者。他为《百科全书》撰写音乐方面的内容，自己还创作了七部歌剧；他在狄德罗的鼓励下，以论文《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对改良风俗是否有益》参加第戎学院征文，获得名次，在法国名声大振。1753年，第戎学院再次征文，卢梭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文应征，虽未入选，但确立了他的名声；他隐居巴黎近郊，1756年至1762年间，发表《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作品；他捍卫自己的信仰，屡遭迫害，一会儿流亡瑞士，一会儿逃奔英国，和伏尔泰、休谟等人吵得不可开交；他和戴莱斯·雷瓦索同居生子，却迟迟没有结婚，甚至将小孩送到育幼院去。这么能折腾又信仰坚定的卢梭，一生争议不断，1794年，在他去世十六年后，卢梭被以国家英雄的身份葬在巴黎先贤祠。
以下选篇来自《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一部分，本段讨论了人类的“美德”“怜悯心”“自尊心”等关乎人类自我和社会关系的概念，卢梭认为“怜悯心”是人类其他美德的基础。其中提及人类在光天化日下屠杀同类，让人不禁想到最近屡屡发生的恐怖袭击。
6月28日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诞辰，让我们一起重读经典，纪念卢梭。
巴黎先贤祠里的卢梭墓
论“怜悯心”
文 卢梭
我认为，给予人类这种唯一的自然美德不会招致任何非难，因为就连那些最厌恶人类道德的诽谤者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美德的存在。我这里所说的自然道德就是：怜悯心。
对于像我们这样软弱并易于受到如此多苦难折磨的人而言，这确实是一种非常适合的秉性，而且也是人类最普遍、最有益的一种美德，因为它先于思考而存在，而且是那么地自然，就连兽类有时都会发出些许同情的信号。
且不提母亲对孩子的慈爱，也不提她们在保护孩子时对自身安危的忽视，我们每天都能观察到马儿踏过活生生的躯体时所表现出来的抗拒情绪；没有一个动物会无动于衷地走过同类的尸体；有的动物甚至还会为它们死去的同伴举行某种仪式的葬礼；而即将被屠杀的动物发出的凄惨的叫声则向人们诉说着它正在经历的恐怖遭遇。
我们非常欣然地看到，书写《蜜蜂的寓言》一书的作者在不得不承认人类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感性的存在之后，终于从他那冷峻、含蓄的笔调中走了出来，他所举的例子，向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动人的场景。那是一个被囚禁的人类的形象，他眼睁睁地看着外面一头凶狠的畜生从母亲怀里夺走正在哺乳的孩子，用它那致命的獠牙撕裂孩子的四肢，用它的爪子撕扯孩子仍在跳动着的心脏。有哪一个亲眼目睹这般场面的人心里不会产生可怕的骚动，即使这与他个人毫不相关？当眼见这一悲剧发生，却对已然晕厥的母亲和奄奄一息的孩子爱莫能助时，有哪一个人心里不会产生极端的不安？
1755年荷兰出版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封面
这便是先于一切思考而存在的纯粹的大自然的感动；这便是尚未被最败坏的道德摧毁的自然怜悯心的力量。在剧院中，我们每天都能看到那些同情剧中不幸者的遭遇，为他们伤心落泪的人们。但是一旦这些人自己登上统治者地位，他们却又会变本加厉地折磨自己的敌人。
正如那嗜血成性的苏拉（Sylla），即使对不是由他自己造成的痛苦，也会感到非常伤感；又如菲尔王亚历山大，他不敢去看任何悲剧的演出，只因为害怕人们会看见他与昂多马克（Andromaque）和普里亚莫（Priam）一同叹息，但当他听到每天因执行他的命令而被处死的那么多人的哀号时，却表现得无动于衷。
“自然既然给予人类眼泪，
那就表示，
它曾给予人类一颗最仁慈的心。”
曼德维尔（Mandeville）早已独具慧眼地指出，即使人类拥有各样的道德，但是如果大自然不给予他们怜悯心以作为理性的支柱，那么他们不过是一群魔鬼。但是，曼德维尔没有看到，人们能够具有的而被他所否认的一切社会美德正是从怜悯心这种品质中产生出来的。事实上，如果没有给予弱者、有罪之人或者整个人类的怜悯，慷慨、宽容和人道指的又是什么呢？
严格说来，就连仁慈和友善都是怜悯的产物，只不过这是针对某一特定之物的持久、固定的怜悯之情。这是因为，希望某个人不受痛苦折磨，不就是希望他过得快乐吗？如果怜悯心确实只是让我们与受苦之人感同身受，那么这一观念除了能够给予我之前所揭示的真理更多力量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重要性吗？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在野蛮人那里是隐秘而又强烈的，而在文明人那里虽然发达，却是羸弱的。
1962年罗马尼亚发行的纪念卢梭诞辰250周年邮票
事实上，如果让一个旁观动物发自内心地将自己等同于另一个受苦的动物，那么怜悯的力量将会更加强大。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比处于理性状态下的人类的这种等同感要深切得多。正是理性催生了“自尊心”，而思考则使它变得强大；也正是理性使人类回到自身，同时让他们摆脱所有束缚与折磨。
而摆脱这一切的方式就是：哲学。
正是通过理性，“自尊心”可以悄悄地告诉受苦受难的人们：“你要死就死吧，反正我是安全的。”这样一来，只有整个人类社会的危险才会打扰到哲学家的清梦，然后将他们从睡梦中拽入现实。
人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屠杀自己的同类，而不用受到任何的惩罚；他们只需要用手捂住耳朵，然后简单地自我辩护一番，以阻止大自然强迫他们与被害人感同身受。野蛮人却并没有这种“令人钦羡”的天赋：由于智慧和理性的缺乏，我们总是看见他们轻率地将自己托付给最初的“人道主义”情怀。当发生暴动或是街头争吵时，贱民会聚集起来，而谨慎的人则会敬而远之：这个时候，将那些厮打在一起的人们分开，阻止那些所谓的正义之士互相残杀的，却恰恰是那些下等人和市井妇女。
因此，可以确定的是，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它可以通过克制个体的“自爱”来促进整个物种的相互保存。正是在怜悯心的驱使下，我们毫不犹豫地去帮助那些我们所见到的受苦的人。
同时，在自然状态下，正是这一怜悯心代替了所有的法律、风俗和道德，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尝试违背它温柔的召唤：正是有了怜悯心，强壮的野蛮人只要能够在别处觅得食物，就绝不会剥夺一个柔弱的小孩或者一个年迈的残疾人本就脆弱的生命；理性正义的崇高准则是“像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那样去对待别人”，而怜悯心却让整个人类遵循另一个天生善良的准则：“在尽可能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一准则可能不如前者那么完备，但是却更加实用。
瑞士日内瓦的卢梭雕像
总之，为寻找任何一个人在作恶时，即使这个人对教育的格言一无所知，也会感到内疚的原因，我们与其求助于那些巧妙的推论，不如求助于这种自然情感。尽管人类可以附和苏格拉底以及那些追随他的智者，认为可以通过理性来获取道德，但是如果人类的自我保存仅仅依赖于人们的推论，那么人类也许早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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