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堆里寻安全 | 叁玖：百年沉寂，西向秦国茧成蝶

随我行走山西许你万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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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秦国的遗憾是，它没有对其完整的人才引进制度完整地延续下来，而是在期间有一个小小的断痕。也就是这个断痕，使秦国继续了魏国的错误，导致强国之路的一次短暂受阻。

苏秦从秦国狼狈而回，首先面对的是家人对他的冷漠让他心寒到比政治热情被扑灭之后更为恐惧的人性，“妻不下紝，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他的父母兄嫂妻妾都嫌弃他不过是呈口舌之快而舍本逐末的小人。

此去秦国，苏秦花光了百斤黄金，磨破了身上华丽貂裘，以至于归来时“羸滕履蹻，负书担櫜，形容枯搞，面目犁黑”。他将一身惆怅和懊恼全部发泄在了秦惠王身上。

在秦国修葺一新当地宫殿中，苏秦巧如舌簧，以平生所学的精华演讲希望打动高高在上的秦惠王。苏秦说，秦国四面均有天险护卫，为天府之国。同时秦国军士能征善战，如果辅之以兵法，便可以出函谷关向河西地以东平定天下，称帝而治。

面对苏秦多达十次的上疏，秦惠王以秦国目前状态不适合为由婉拒。尽管苏秦以说客之身冒昧而来，秦惠王还是给了他极大的克制。事实上，此刻的秦国正在延续着商鞅的改革方略，秦惠王及秦国上下没有理由选择苏秦之策，尽管商鞅已然不在。

当年商鞅是抱着李悝的《法经》来到秦国的，他用很长时间考察着秦国的风土人情，也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改革思路：由帝道而王道，由王道而霸道。

“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实质上是儒家与法家的治国理念的巨大分野。就在商鞅与秦孝公大谈霸道的时候，儒家重要的传承人孟夫子也在各国积极游说传播儒学。“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夫子将儒家这样的朴素道理广为传播，喊得嘶声力竭，却难以得到各国国君的反映，死水微澜，最终恢复如常。各国国君的态度为儒学是好，但“迂阔而远于事情”，难以治疗当下社会和国家的隐患，儒学推广需要时日，未等学说散布，或许国家连同国君都不复存在了。

各国国君需要的是起码的安全保障。天下大乱，斯文是比不过刀枪的。因此秦孝公宁愿选择出身低微的商鞅，也不会选择仁义交织的温良恭俭让。秦孝公如是，梁惠王如是，天下均如是。

在当时，天下诸国中，以秦国最弱。秦国历史上，除春秋时期秦穆公短暂称霸之外，秦国一直处于动荡和混乱之中。如果不是秦穆公时期受晋国压制，不得已向西扩展，寻找生存空间外，或许早已被中原强国所灭。而其能生存下来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或许秦之地，因穷乡僻壤而西戎杂居，缺乏有效的征服动力和诱惑，以至于多次的诸侯会盟，东方各国都忘记了偏安一隅的秦国，如视夷狄。

与魏国交战并失去河西丰腴土地后，秦孝公真正感受到了死亡离他如此接近，秦国似乎始终游走在文明的边缘，但从未踏入文明一步。作为晋楚交锋和阻断西戎的缓冲地带，面对黄土高原十年九旱的生态现实，形成了与其看天吃饭不如掠夺的战争思维。而一旦战争失败，秦国首先面临的便是举国上下“无米可炊”的生存危机。

绝境中自然会想到变革。“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孝公求贤令下，商鞅变应声而来。在一段徙木立信的作秀后，商鞅正式大刀阔斧地开始了他对秦国由表及里而又触及灵魂的深层变革，以至于十八年后，使秦孝公在即将离世前欲把秦国禅让于他。夏朝之后，禅让已经是传说。商鞅得到这样的许诺，于曾经贫寒的他绝对不会想象的。好在他残存的理智果断拒绝了秦孝公的“好意”，继续做着秦国变法者的身份主持着国事。因为商鞅的铁腕，不仅让普通民众害怕，更让上流社会胆寒，以至于太子犯法，都牵连老师领了重刑。

“轻罪重罚”的法治原则下所展开的改革措施在秦国迅速展开，对上层阶级和上流社会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对普通民众则强制分户，废井田开阡陌，推行以农为本的强国策略，对中产阶级的重农抑商、奖励军功等措施，将旧制度统统打破。

作为变法维新的重要标志，在商鞅的强烈建议下，秦国国都从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迁至咸阳，对函谷关东的广阔河西之地形成极大的威慑。此时的秦国境内已经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连坐之法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执行，广大农民已经由大户型转为小家庭型，一家之中若两个儿子以上则另立门户进行分居，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充足的粮食供应。同魏国李悝变法相区别，商鞅着重下层民众的潜力，而对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权利进行了有效削弱，也就是将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分散给农民和社会下层人士，从而为国家获得了更多的民众支持，在国家储备、兵源补充上得到了充分扩展，为国家武备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更为强大的是，戎狄混居而的民间私斗被绝对禁止，社会风俗被得到有效的规范，成为秦国大众道德的基础，这种以法律和武力规范而成社会道德秩序，迅速使秦国摆脱荒蛮和无序的民间自治行为，形成了以郡县为单位的中央集权统治的雏形。而对中产阶级重农抑商的有效打压，使他们没有实力和信心颠覆君王的统治，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改革方案的执行和中央集权的固化。

无疑商鞅的改革是成功的，也使他坐拥十五座封邑，俨然国中之国。在秦国，人们只知商君，而不知秦君。历史上一直将商鞅以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的大为宣传褒扬，殊不知商鞅人生的顶峰之时，也是他灭顶之灾的开始。没有了中产阶级的群像反映，商鞅则成为中产阶级新兴代言人，要遭遇国君、政敌以及民众的多重挤压。

商鞅是被秦国车裂而死的，其痛苦程度不言而喻。秦孝公之后，秦惠王即位。曾被商鞅施以鼻刑的公子虔等人，立即向他发难，他们捏造罪名，诬告商鞅谋反，秦惠王当机立断便下令逮捕商鞅。失去政治靠山的商鞅，惊慌失措中逃回魏国。但商鞅助秦对魏国在河西之地的战争中俘获公子卬的仇恨还未化解，索性魏国拒绝了商鞅的政治避难要求，还遣送商鞅赴秦。在逃亡中，商鞅可谓“丧家之犬”。秦国边境，商鞅客店投宿，店主却对他说：“商鞅制定的法律规定，留宿无证件者，要治罪。”商鞅慨然长叹，天地之间，已经无他容身之处了。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几乎抛弃了商鞅为秦国图强所做的努力，而是认为商鞅用肤浅的帝王之术取悦秦孝公、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走门路这些不光彩手段获得重用后，在秦国国内采用近乎“暴力”的手段进行快速改革、处罚公子虔、欺骗公子、不听赵良的劝告，这些足以证明他是个刻薄少恩的人。班固更是认为商鞅变法造成百姓贫富悬殊加剧以及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如秦国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并非是道德层面的自觉，而是冰冷法律面前的惧怕。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谔谔。鼎盛时期，也有人规劝过商鞅，不如奉献出十五座封邑，找个山清水秀之地告老还乡，或许还能安享晚年。否则命在旦夕，譬如晨露，瞬间就会灰飞烟灭。可惜商鞅并未听从劝告，而是自认其对秦国的功劳和对权力的极端渴望，让他在秦国相位中不肯离去，继续着出入轩马、锦衣玉食、一呼百诺的生活。

事实上，秦惠王也是按照商鞅变法的一条重要原则来去除商鞅本人的，那便是对世卿世禄制度的废除。《商君书》中认定“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功高震主下，秦惠王也只能把商鞅杀掉免除后患。但秦惠王以及其后的数代君王均非常清楚，商鞅变革之法是真正的霸道，必须坚持而为。

秦惠王对国政的处置方式，无意中破解了后世一项沉重而反复困扰执政者的命题：政策的延续性和有效性，特别对于安全生产监管和应急救援来说，它更不因某些领导的变动而变动，以使工作出现空档，政策及制度无法兑现问题。同时人才的任用，无论在魏国、还是秦国都应该从安全和应急高层次人才的流失而引以为戒。

果真，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秦的到来自然不会受到过多的欢迎。郁闷的苏秦回到家中，在整理书籍的时候，意外发现天下奇书《周书阴符》。而他凭借此，头悬梁锥刺股，奋发研习，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遏制秦国、维护七雄均势为宗旨的合纵战略。“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后来的韩非表示，“纵者，合众弱以攻强者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众弱”指燕、赵、魏、韩、楚，它们从北到南大体上成一个纵列。“一强”则专指秦国。

苏秦提出合纵战略的宗旨在于遏阻秦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大，以免力量失衡格局进一步加剧。其相应对策则是通过六国联盟遏制秦国，以求维持以崤函、河西为界线的东西两个战略区域的力量均衡。苏秦深谙天下山川形胜，熟知各国力量现状，他每到一国即首先向当局者详陈该国的地缘环境形势，苏秦提醒山东六国首先应明确各自的安全状况，他反复告诫六国的君主，要明白这一形势，即他们共同的危险来自西方侧翼的秦国。由于秦国享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地形地势优势、体制优势，将来必定是一种能够凌驾于六国实力之上的强权力量。因此，六国中每一个国家都绝对不能与秦国单独媾和以求苟安一时，更不能与秦结为同盟，那不啻是与虎谋皮。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六国从亲”，并力西向以抗秦。

苏秦理论成型后，他以超强的公关能力，迅速将燕、赵、魏、韩、齐、楚等六国说服，以从约长的身份，执掌六国相印，全面负责合纵事宜。

这是苏秦衣锦还乡。他的嫂嫂匍匐于地，不敢仰视。当问及缘何前倨后恭，变化如此之大时，他的嫂嫂说，您现在“位尊而多金”。忽然间，苏秦感慨人心善变不古。

更为感慨的或许应该是秦惠王，犹如魏国拒绝商鞅，他拒绝了苏秦，因为苏秦合纵之策，此后十五年，秦国军队不敢出函谷关半步。秦惠王没有想到，世事轮回，来得这么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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