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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缘何生生不息?姓氏溯源发现根本动力和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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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方志、家谱,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承的三大支柱,也是验证洪 洞大槐树移民的重要依据。移民姓氏表明了一个人的家族系统和血缘关系,是了 解移民文化的重要切入口。沿着姓氏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梳理移民姓氏和移民 文化的社会功能,使我们从中认识到移民姓氏文化研究对弘扬洪洞大槐树文化、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培养移民后裔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等方面的积极意义。
研究移民姓氏文化的重大意义
文化是什么?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 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中国姓氏文化历经多个朝代不断传承变迁,至今姓氏数量就有一万多个,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姓氏文化。它可以解读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标记历史人口迁移、反映时代文化特征、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姓氏文化是解读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把钥匙,移民文化是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种文化视角。
中国自古提倡的伦理道德、祖先崇拜和宗族制度等意识在古代社会的姓氏文化中得以充分体现。姓氏文化是标记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一座史碑。据不完全统计,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共1230个,移民分布共18个省(市)、500多个县(市)。明朝大移民是洪武二年至永乐十五年,先后数次从山西的平阳、潞州泽州、汾州等地,中经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处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后,向全国广大地区移民。这些移民像蒲公英一样后又不断转迁,在迁入地定居下来,繁衍后代、薪火相传,姓氏文化随之丰富和发展。
明中后期以来各地的移民后裔为了生计,又一次次一批批南迁,成为东南沿 海及“云、贵、川”等地的客家人,还有大批赴台或移居海外。台湾地区户籍调查显示,调查资料中户数大于五百的100个姓,其中有63个姓的族谱资料显示其先祖来自河南山东。统计资料显示这63姓共计67万多户,占当时台湾总户数的89.9%。海峡两岸人民血脉相连,来往密切。在近十多年寻根文化兴起的浪潮中,台湾的移民后裔更是热情高涨,他们通过各种努力来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着对故土的眷恋和思念。
移民姓氏文化是时代文化特征的一种反映
姓氏与移民文化,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因受到不同的社会综合因素的影响,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时代的文化特征。姓氏在其产生之初是标志氏族或者社会血缘关系的识别符号。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承载了关于血缘图谱、家族演变以及时代沿革的大量信息。
中国人历来有同姓聚居和联宗修谱习俗,姓氏密集度反映着历史上人口迁移 的规模和地域人群间亲缘关系程度。但由于社会历史发展时期的不同,姓氏与移 民文化受到不同的社会综合因素的影响,反映出不同社会时代的文化特征。姓氏 在其产生之初是标志氏族或者社会血缘关系的识别符号。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承载了关于血缘图谱、家族演变以及时代沿革的大量信息。
明代洪洞大槐树移民延续五十年,是中国古代范围最广、规模最大、历时最 长的官方移民,堪称“世界移民之最”。当时明朝统治者为了恢复生产,制定了以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措施,决定把农民从狭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明初经洪洞县大槐树处迁往全国各地的移民曾达百万人之多。据说,明初移民时百姓都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官府广贴告示欺骗百姓说:“不愿迁移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须在三天内赶到。愿迁移者,可在家等待。”人们听到消息后纷纷从晋北、晋南、晋东南等不同方向赶往大槐树下。第三天,大槐树四周集中了十几万人。突然,官兵包围了百姓,官员宣布:“大明皇帝救令,凡来大槐树之下者,一律迁走。”
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始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只耳朵的移民。在明代移民方面,朱元璋采取了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移民条例中还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但迁移到异地的百姓不忍分离手足之情,想尽各种办法,把同族近亲留在一起,当时最普遍的办法就是改变自已原来的姓氏。
河南内黄二安镇小槐林村的“戴马同宗墓碑”记载,戴子龙、马子才系同胞兄弟,祖籍山西洪洞县,于明洪武年间,迁来此地,为图团聚,兄改姓戴。死后,戴、马的子孙后裔为其筑并肩二墓,人称“戴马同宗墓”。同在内黄的一通井店镇南街 “陈邵坟墓碑”记载,陈、邵两姓祖籍山西省洪洞县,明洪武迁民至井店,兄弟不忍分离,于是他们分属两姓,兄陈纲,弟邵芳,实属同胞。后裔子孙立陈邵坟墓碑,昭示后人陈邵乃为同祖同宗,切莫忘了同根之谊。同样还是在内黄县六村乡温邢固村,王、温两姓也是同宗。据《内黄县志》记载,王、温两姓的始祖原是夫妇二人,男姓王,女姓温,祖居山西洪洞枣林村,明永乐年间迁至内黄,生有二子,为图兄弟团圆,一子改姓母亲的温姓。在内黄县,还有二安镇的孙小砦村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孙氏移民,祖先姓孙,膝下双子,因恐双子分迁,无奈特命次子改为陈姓,以保居家团聚,骨肉不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二安镇一带孙、陈两姓还不许联姻。
另外,山东曹县长刘庄《魏刘氏合谱》则记述了魏、刘同宗的原委。据合谱载:“予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士,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历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同处一村。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铜佛为记,传流至今五百余岁依然相在。搁堂对联曰:‘两姓人众莫测辟木百枝实基本,刘魏物繁难量犹水万派总同源;一本散万殊两姓枚举言分考,万殊归一本刘魏大同观合宗。考昔洪洞同宗始,证今曹邑分姓传;两姓判初,先祖昭证有代远,刘魏肇基,子孙竟是脉传;功成于谱,刘魏先世垂裕德,名就于宗,两姓后昆永历传。”
河南省范县张庄乡有个叫朵庄的村子,1000多口人,全部姓朵,村子位于黄河西岸,和隔河相望的两个赵姓村子(赵营村和赵海村)共续一本族谱。据记载,在明初从山西洪洞迁来赵氏三兄弟被官兵追杀,赵一和赵二逃到河对岸,分别聚族而居,形成两个赵姓村子,而赵三留在河西岸,改姓朵,繁衍为今天的朵庄。
滑县四间房乡曹村穗姓,传说原是一位韩姓逃亡将士,明初移民途中因故被 官府追杀,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藏身于麦田内。追兵搜寻到他的时候询问他是否姓韩。这位姓韩的将士遂看见麦田的麦穗就称自己姓穗,方逃过厄运。此后就隐姓埋名,穗姓也由此诞生。全村共有穗姓大概2000人。家谱大概从明清时期开始记录,属于极其罕见姓氏。
内黄县东庄镇菅庄村菅姓,在明初洪洞移民之时得罪官府,为避免满门遭诛 的厄运,举族迁逃,当追兵临近时,全族人等皆藏身在菅草丛之中,方得以逃生。后族人皆改取“菅”为姓氏,称管氏。
山东省莘县张寨乡申庄村申姓,原本曰姓,明洪武初年,因家族不愿故土分 离而犯下灭族之罪,在被官兵追杀逃难途中,遇到正在东迁的邻村申氏家族,曰姓长者情急生智,急令本家族人:“将曰改申,加入申姓队伍。”申姓长者也主动掩护,他厉声告诉追兵:“我们都是申姓家族,奉旨东迁,为何苦苦追赶?”追兵时无计可施,曰姓家族免去了灭门之祸,从此改为了申姓。
再如明姓一支则源于明朝,出自明朝灭亡后的汉族反满情节属于以历史事件 改姓为氏。大明王朝灭亡之后,有许多明朝遗老旧日臣、门阀豪绅、文人子女,皆以故朝之称为姓氏,称明氏。但在清初满清政府的残酷控制和镇压下,许多姓氏家族皆将“明字拆开,再加上一些偏旁部首以混淆视听,因此在清朝初期大量 出现了一些奇特的姓氏今40多个,均带有“日”“月”的标志。而且,这些姓氏在后裔子女中或齿序交替使用、或排辈交替使用,合起来都是“明”字,为此, 被满清政府识破而杀头灭族的人多不可数。到了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后,全国爆发的辛亥革命运动中,以及在民国初期,许多这样的“偏姓家族”大多均改回为原姓氏,但也有少数人统其为明氏,世代相传至今。
至此可以知晓,分姓而居的真正原因,是明政府“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 的移民分派、安置方案,否则,移民决不会违背血缘情结而改变后代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事实上,即使同居一处的异姓同宗,为恐后代彼此不相认在分姓之时或若干代后,仍以一种信物为彼此标识。河南荣阳汜水镇《牛氏家谱》载:“永乐年间,牛姓始祖牛川奉命迁往河南时,因子女十八口不能同迁一处,料定一家人将来难以团聚,又恐日后子孙繁衍,互不识宗,在离开洪洞大槐树之际,遂商得一计,即将一口大锅砸为十八块,各自怀揣一块,留作信物,并约定,日后凡是遇上牛姓,即互相询问:“打锅不打锅,若回答打锅’,即为同宗;若回答‘不打锅’,即为旁支牛姓。这则趣谈,在今天偃师、温县、内黄等各县牛姓中仍广为流传。”
山东商河县韩庙村王氏被称为“杀驴王”。当年移民时,韩庙王氏的祖先有三兄弟,在依依不舍中把家中惟一的一头驴杀了相约把各自的后代都称为“杀驴王”,以免与其他宗族混淆。
山东曹县庄寨镇虎头王村王氏都是山西洪洞县移民后裔,至今已形成一万多人的大家族。据族谱记载,移民时祖先带着只小老虎来到这里落户,因此取名“虎头王”。
山东定陶县城西有个一千王村,明洪武年间王姓始祖王良公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至此,因其是猎户,枪法极好,人称“枪王”,后演变成“一千王”。
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文化思想更为多元,姓氏文化表现出了新时期新的 文化内涵。姓氏是个人作为家族成员的符号标记,是个人对于“我从哪里来”的 哲学思考的科学回答。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机遇期,依法治国、民主公正的理念深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姓氏作为一种社会元素,是个人的家族归属感和民族认同感的标志,姓氏不再承载“别贵贱”的文化内涵处处体现出现代社会的平等意识和家族观念。
来源:大槐树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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