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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一生都在人格和精神的塑造中痛苦地挣扎着，直到死后都不能安静地享受大地宽广的怀抱。
贞观十七年二月，公元643年，魏征下葬不到三天，李世民便命人将魏征的墓碑推倒，磨去碑文，从废朝五天、百官相送、亲自撰写碑文，到恨之入骨，几近挫骨扬灰，这与贞观之治的包容气象格格不入，更与唐太宗“帝范无极”的形象完全背离。魏征之死，获得无尚殊荣，也被帝王嗔恨，精神丰碑的垮掉如此迅速，整个官场猝不及防，世人为之瞠目。
整整十七年，李世民隐忍了魏征十七年。想做明君，想做千古帝王，想名垂青史，在一次阴差阳错的对话后，道德的枷锁牢牢禁锢了李世民的思想，作茧自缚般地在魏征织就的明君经纬下谨小慎微的生活，哪怕超越一丝权利的范畴，以天子的身份获取属于自己的欲望，都会被魏征以不符合明君的形象而否决。
近乎无赖的做法，魏征否决的越多，越能说明李世民是比肩尧舜、万名仰赖的明君，唐朝的大千气象便是煌煌上庠，不仅宇内澄平，更有万国来朝的上邦风度。一句话，让李世民的万千想法，都化为泡影，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些事例，大多记载在《贞观政要》一书中。典籍汇总，魏征一生共上谏“数十万余言”，陈谏议有五十次，上疏十一本，从乡野讲话到皇家内眷，事无巨细，但凡魏征所知必上疏反对，大言炎炎下满朝文武居然无法反驳，李世民只好纳谏顺从于他。为了使自己上谏的内容更加规范和有理论依据，魏征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做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从根本上阻断了李世民反驳的机会：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
大道行止。魏征给李世民言行做了进一步规范，以圣人训、圣人作对李世民行为做了严格限定：十件事情中，件件需要深思，其间的九种美德一定要大力弘扬，择善而从之。如此才会有“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38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的盛世出现，明君形象才呼之欲出。
捧杀，一种完全迥别于棒杀的生存之道，被魏征运用到极致。所有的上谏都笼罩在“明君圣人”的光环下，拒谏有违圣明形象，杀我更是昏庸桀纣，而我则是千古名臣，如关龙逢，如比干。
可惜死谏之士并非谋臣。唐代李德裕在《臣子传》中表示：
士之有志气而思富贵者，必能建功业；有志气而轻爵禄者，必能立名节。二者虽其志不同，然时危世乱，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业，不能以戡乱；非好名节，不能以死难。
谋臣者，持国命而定乾坤，如汉之张良，蜀之孔明的安邦定国。但魏征绝非中诤耿直之士的死谏。文死谏，武死战，封建朝廷对人臣尽忠的最高要求，自屈原被后世推上人臣的极致怀沙投江后，死谏殉国的例子不胜枚举。刘备取成都，王累倒悬于城门，以割绳坠地而亡的代价，死谏刘璋谨防刘备入川如引狼入室。
可惜死谏之士并非谋臣，他们所关注的仅仅是苍天大树下的疥癣之疾。曾经李世民问魏征，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昏君。魏征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对之。
在魏征巧妙地捧杀逻辑下，李世民倒像个未经世事的孩童，在他人划定的道路上盲目驱行。委屈了帝王，魏征自然青云直上。由谏议大夫、光禄大夫、太子太师，赐郑国公，为相十数年，并跻身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四，显赫当朝。
清代学子袁枚一针见血地指出，才智之士，非贤臣也。太宗有故纵魏征之心，博纳谏之名。魏征有挟制太宗之意，彰能谏之直。知其说之可以行，即不行亦无害，则谏。知其说之必不行，而又犯上所忌，则不谏。其谏太宗之心，即其谏建成之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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