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所说的儒家“十三经”其实是在南宋才得以确立，在此之前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先来说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秦始皇“焚书”之后，很多如《诗》、《书》类的典籍就失传了。
其实秦始皇只是不允许民间私藏“诗书”。
史书上记载得很清楚：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也就是说，所烧的只是非国家正规出版的书籍，并不是将这些作品全都焚毁，所以这些儒家经典在官方和民间自然都是有流传的，项羽幼时就曾学过诗书，便是证明。
要知道“十三经”的意义，就要先知道“十三经”的发展源流以及增改过程，还有这些作品中哪部分内容才是最为丰富的。
“十三经”的确立过程
汉代的学者把很多他们认为内容高深的作品称为经，虽然当时人主观上都认为这些是儒家典籍，但客观来讲，作品却不限于此，比如《离骚》就曾经叫做《离骚经》。
汉代儒家经典中还只有五经，即：
《诗》、《书》、《易》、《仪礼》、《春秋》。
直到唐代，先是将“五经”拓展为“九经”。
此时将《春秋》分出了三个版本，也就是后来的“春秋三传”，即《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其中《左传》偏重记人和事，《公羊传》偏重“微言大义”，《谷梁传》偏重思想流变。
又将《周礼》、《礼记》加入“经典”行列，与《仪礼》并称“三礼”。
这样一来就凑成了九部经典，合称“九经”。
同样是唐朝，开成年间要将这些经典刻成石碑，此过程中又添加了三部作品：
《孝经》、《论语》、《尔雅》。
这样就凑成了“十二经”。
唐朝到宋朝之间有一个小插曲，后蜀刻石经的时候，将《孝经》、《尔雅》排除，第一次增加了《孟子》，这时只有“十一经”。
直到南宋，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独立出来，和《论语》、《孟子》凑成四书，官方才正式认可了《孟子》“儒家经典”的地位。
直到此时，儒家“十三经”才正式确立。
如何来保证官方编订的“十三经”能正确无误地传播？
古代没有先进的印刷技术，为了保障读书人读的是正版经典，就出现了“石经”的雕刻。
以国家的名义，将这些经典刻成石碑，立于太学门口，供天下士子抄录、拓印。
这件事情有文字可考的，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七次，其中三次形成了所谓的“三大石经”。
“熹平石经”：刻于汉灵帝熹平四年，立于洛阳太学，后来在董卓焚烧洛阳时损毁。“正始石经”：刻于曹魏正始二年，立于洛阳。“开成石经”：刻于唐大和七年，立于长安。因为使用了“古文”、“篆书”、“隶书”三种文体，所以又被称为“三体石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石经”。
除此之外，后蜀刻的“十一经”被称作“蜀石经”，比较独特的是它将“注”一并雕刻。
两宋分别在汴梁、临安都刻了石经，清代乾隆年间在北京也刻了一次石经。
“十三经”中地位不同，后人的注解更值得关注
“十三经”内部的重要程度也有分化：
《诗》、《书》、《周礼》、《仪礼》、《春秋》、《易》这几本叫做“经”；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是《春秋》的注解，叫做“传”；
《礼记》、《论语》、《孟子》、《孝经》是“记”；
《尔雅》是训诂学的著作。
所以，经高于传、记，传、记又高于《尔雅》。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十三部作品流传的过程中肯定会有损毁、改动，比如《尚书》在汉代还算可信，但晋代时候就失传了，后来出现的《尚书》已经确定为后人伪造，是一部伪书，其内容和原来已经有了不同。
但需要分清一个概念，“伪书”和“假书”。
“假书”往往是本来没有这本书，后来人为了让其流传，就假托古人所作，是完全的造假。这样的书籍如果内容精良还有些价值，但大部分都属于为博眼球而作的劣质品。
“伪书”不是“假书”，它虽然也是后人伪造，但之前肯定是有这样一本著作存在，只不过伪造的作品是依据其精神来写就，内容可能有些许偏差，但依然有很高的价值。
《尚书》就是伪书，同样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十三经”的功用不是为了研究先秦文化，而是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解读来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更注重实际功用。
所以，相比于“十三经”原文来说，对这些作品的“注”、“疏”更值得关注。
“十三经”原文只不过是某一个时代的思想体现而已，但对它的解读却是两千多年里无数学者的集思广益。这才是这些作品的精华部分。
比如《诗经》，《毛诗序》就特别喜欢做政治解读，《关雎》被认为是“美后妃之德”，而方玉润等人又认为就是在描述君子、淑女间的爱情。
再比如有人认为“风雅颂”中，“变风”、“变雅”的存在是为了影射政事的荒淫，但也有人提出，“变风、变雅”其实是变化了“风诗”、“雅诗”的体例而已，本身没有什么深意，就像词派当中，本来有《浣溪沙》，但有人稍作修改，就出现了《摊破浣溪沙》一样。
这些争论包含了作品的内涵、形式、主旨等等方面，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对其内容的思考就汇集成了极盛极多的新思想，这是“十三经”原文不曾表露的。
袁绍挂在嘴边的“四世三公”，到底是何官职？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