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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有恒" (有时曾国藩称为“有常”)，即无论做什么事坚持不懈，始终如一。 曾国藩十分重视有恒，称有恒为人生“第一美德”。他认为“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1858年，曾国藩在给他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涂皆略涉其涯涘(涘：si（四声），水边；涯涘，泛指边际)，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慢),废搁殊多，三耻也。”其实，这段话并不属实，而恰恰是他重有恒思想的具体体现。
其一，1858 年后短短数年间，他即基本学会了辨认星体；其二，书法事实上他自作京官时，就“深以学书为意，苦思力索，几于困心横虑”，1858年后则练字更勤，“每日笔不停挥”，除办公务和读书、作文、写日记以外，还坚持“习字一张，不甚间断”，至于说“不能临一家之体”，则正是他对书法艺术不懈追求的表现；其三，至于其他事情或学业，其所谓“有始无终”，则主要是指他本来打算治经要成一代“通儒”，作诗欲与陶渊明、白居易、苏东坡、陆游等人齐名，写文章要和当时桐城派名家梅曾亮比肩，但由于自1853 年起，奉旨办团练镇压太平军，十几年军旅疆臣生涯，因而“卒卒无暇不能以笔墨陶写出之”，未能尽偿所愿，却并非是真正由于他个人做事有始无终所致。
事实上，曾国藩修身、治学终生无不以有恒自律。倡行勤俭，老而弥笃，治学也是如此。他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譬如读经，要谨守“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坚持下去，定会达到预期目的。他一生治学，从青年时期至垂暮之年，日以继夜，孜孜以求，不管公务多么繁杂，始终按计划进行，从不间断。直到生前最后三年疾病缠身、行动不便、右眼失明时，也还每天除定时办公、接见宾客僚尾之外，“吟览经史古文，以为日课”并每月抽时间作时文一至二篇，坚持不辍。
就在他临死那一年病重卧床不起时，“犹取《宋元学案》、《理学宗传》等书，披览大意”。可谓是持之以恒，至死不渝。正是因为他对学问终生孜孜以求，坚持不懈，才使他尽管一生后20年基本忙于战争和疆臣公务，也取得了常人所不及的成就。近世中国一代才子梁启超说曾国藩一生单就文章而言，已“可以入文苑传”。民国文人徐凌霄、徐一士兄弟则称“国藩文章诚有绝诣，不仅为有清一代之大文学家，亦千古有数之大文学家也。”更有甚者，有人誉其文章“冠绝古今”，“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
曾国藩重有恒的思想，既是对他本人修身立世经验的总结，也是承继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结果，其中不乏科学的合理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