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看到的关公像，绝大多数都是一手拂髯，一手拿《春秋》，左边关平捧印，右边周仓扛大刀，基本上都是这个形象。而且，很多时候都会听到关羽夜读春秋的说法。可以说，《春秋》是关羽今天的公共形象中的一个重要道具。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社会风气说起了，尤其是官场风气。
西汉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而在当时最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易学”和“春秋学”、“礼学”，都是经世致用之学。而且，都是以吏为师。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教。要当官就要先学习，学习好了才能当官，当官当得好了也就可以教育别人。
很多世家大族都是“世守一经”的家族。为什么要“世守一经”呢？因为从春秋到两汉时期，私人著述虽然已经出现，但还不发达，教育主要还是通过口口相授的方式进行，所以大多数人是父子相传，世代相传。
当时的教育只能以这种口口相授的方式进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传播技术的问题。蔡伦发明造纸，是在东汉中期。发明之后也没有马上就应用到知识传播上来，而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才使用。更多的时候，传播媒介还是竹简和绢帛，但无论竹简还是绢帛，抄写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所以仍然无法在全社会大范围应用和推广。
当然，也有些人会不远千里万里，到别的地方去求学，跟着知名人士学习。之所以要跟着别人学习，就是因为别人的学问都是口口相授的，没有著述，只能跟着他，一起生活、工作，同时学习。
比如东汉著名的世家，弘农杨氏，也就是杨修的家族。杨修的祖上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就已经以军功封侯，但并没有显名当世。一直到杨震的父亲杨宝，才开始学习《欧阳尚书》，但刚好碰到西汉末、王莽时期和东汉初期，所以一直隐居不出。
杨震也学《欧阳尚书》，但并非受学于其父，而是受学于太常桓郁。《后汉书·杨震传》说：“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到五十岁的时候，才开始出仕州郡为吏，之后受到朝廷征辟，逐步升迁，曾担任太尉。
杨震的儿子杨秉，《后汉书·杨震传》载：“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也是四十多岁才开始出仕，也做到了太尉。而且，在桓帝继位后，他还曾“以明《尚书》征入劝讲”，也就是为桓帝讲《尚书》。这就说明，经过杨宝、杨震和杨秉三代人的努力，弘农杨氏世传的《欧阳尚书》已经成了杨氏家学，是《尚书》的权威学派。
杨秉的儿子杨赐，同样延续了弘农杨氏的这个传统，“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不答州郡礼命。”而且，灵帝继位后，由太傅和三公共同推荐，杨赐也为灵帝讲《尚书》，之后曾任司空、司徒。
杨赐死的时候，灵帝为杨赐辍朝三日，下诏褒奖称：“故司空临晋侯赐，华岳所挺，九德纯备，三叶宰相，辅国以忠。朕昔初载，授道帷幄，遂阶成勋，以陟大猷。师范之功，昭于内外，庶官之务，劳亦勤止。”
杨赐的儿子就是杨彪，也就是杨修的父亲，同样“少传家学”，入仕后先后当过司空、司徒、太尉，在董卓李傕郭汜当政时期，杨彪一直追随天子，多次在关键时刻保护皇帝。随汉献帝到许都后，又任尚书令，曹操一度想杀杨彪，孔融出手相救，杨彪才免于一死。曹丕登基为帝后，为了招揽人心，还曾经想拜杨彪为司徒，但杨彪在儿子杨修被杀后，早已心灰意冷，没有答应。
所以，在东汉末年，袁绍家族号称“四世三公”，杨修家族同样毫不逊色，而且是连续四代担任太尉。“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
袁氏家族的情况和杨氏相似。从袁良开始学习《孟氏易》，袁良又传授给孙子袁安。袁安出仕后，曾担任司空、司徒。袁安的儿子袁京“习《孟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曾担任内廷重要职务侍中，没有担任过司空。但袁安的另一个儿子袁敞曾担任过司空。袁京的儿子袁汤“少传家学，诸儒称其节”，曾任司空、司徒、太尉。袁汤的儿子袁逢、袁隗也曾担任司空。
袁隗在董卓之乱前后曾任太傅，因为袁绍袁术起兵反董卓，袁氏在京城洛阳的人被族诛。袁术就是袁逢的儿子，袁绍是袁逢早死的哥哥袁成的儿子。但袁绍实际上是袁逢庶出的儿子，袁成早死无子无后，袁绍出嗣袁成为后。
所以，袁绍袁术常自称“四世三公”，就是指袁安、袁敞、袁汤、袁逢、袁隗，实际上是四代五个人都担任过司空。
也就是说，在东汉中期开始，通过学习经学，以“通经”受征辟入朝为官，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入仕渠道。同时，社会上对这些世守一经的“高第”也越来越尊重，朝廷在选拔官员时，也越来越重视出身门第，尤其是出过三公高官的世家，尤其受到重视。因此，到东汉中后期，一些传统上的将门世家，也越来越倾向于转向文职路线。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司马懿。司马懿的先祖是楚汉之争时期的赵将司马卬，到司马懿的高祖父司马钧，还是汉朝的征西将军，可见这时候仍是将门世家。但从司马钧的儿子司马量开始，才逐步跟着社会风气的变化，转向儒学世家。到司马懿时，已经“博学洽闻，伏膺儒教”，俨然是儒学世家了。
《春秋》在汉代经学中可以说，处于核心地位，非常繁荣发达。孔子著述中，也只有《春秋》是孔子所“作”，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删订、传授，地位也非常重要。所以，相对来说，《春秋》在汉代的普及程度比其他儒家经典要更高一些。而且，《春秋》虽然经过孔子的删订改编，但毕竟还是以历史为基础，比“易学”、“礼学”这种专门的学科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
关羽是什么人呢？关于他的家世，史书无载。东汉中后期就已经非常重视一个人的出身门第了，所以，如果谁能够追溯到某位历史名人，或者有官职，一定会留下记录。但关羽没有，说明他出身是比较低微的。杀人之后逃亡到涿郡，结交了刘备和张飞。之后就一直跟随刘备南征北战，成为当时名将。
但随着黄巾之乱后三国鼎立格局基本形成，初期草莽出身的纯粹的将领的地位开始逐步下降，三国朝廷上世家大族出身的儒学士人开始崛起。比如到曹丕时期，独挡方面的将领中还是曹休、曹真这些武将特征更明显的人，但司马懿、蒋济的地位都已经开始上升。而到曹叡时期，主要领兵出征的将领已经是司马懿、满宠、陈泰、郭淮、王凌、毋丘俭、诸葛诞这些带有明显儒学世家色彩的人了。
蜀汉则更明显，刘备死后，主要负责军事指挥的诸葛亮、蒋琬、费祎都是文官，而不是武将。孙吴出现这种趋势还要更早一些，周瑜就是世家子弟出身，吕蒙也在孙权的建议下开始学习，鲁肃、陆逊都是以儒生为将。到三国后期的名将羊祜、陆抗，就更是儒生了。
也就是说，在汉末群雄并起的大混乱格局基本上结束，进入了相对稳定的三国鼎立的时期之后，三国各自内部都出现了由武入文的趋势。原来的世家大族在各自的内政中的地位开始上升，一些出身寒门的将领想要巩固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也要附庸风雅，重视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
《三国志·张郃传》：郃虽武将而爱乐儒士，尝荐同乡卑湛经明行修，诏曰：“昔祭遵为将，奏置五经大夫，居军中，与诸生雅歌投壶。今将军外勒戎旅，内存国朝。朕嘉将军之意，今擢湛为博士。”
《李典传》：典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敬贤士大夫，恂恂若不及，军中称其长者。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关羽也在学习，开始读《春秋》。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江表传》称：“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汉代《春秋》有多种流派，但左传仍然是最接近史书的，记事最为详尽，适合作为已经具备一定文化水平、但仍然不足以理解《春秋繁露》、谷梁传、公羊传这些经义更为复杂的流派的人阅读。关羽显然就属于这种人，所以他所读的实际上是左传。
到三国后期，门阀士族继续发展，儒学世家更为兴盛，这个风气延及两晋，以至于出身将门已经成了骂人的话。东晋一个皇帝在和妃子吵架的时候，妃子就以门阀士族出身为荣，说司马氏的祖宗司马懿西距诸葛，东抗孙权，非将门而何？
不过，与此相反的则是，一些东汉末期的世家大族子弟在学习儒学经典的同时，也开始学习军事。袁绍、袁术出身儒学世家，但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武将特征。设计诛杀董卓的王允早年也学习过剑术，曹丕以文学著名于后世，但也是当时的剑术高手。前文提及的桓郁以儒学显名于世当时，后人中到东晋时更出了权臣桓温，身上武将的特征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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