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粉青山伴白头
撰文/王淼
阅读各种清代史料，我们对袁枚大致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首先在诗文著述方面，袁枚提倡“写性灵”，并位列“乾隆三大家”之首，“著《随园集》，凡三十余种。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其名。”（《清史稿》）在个人生活方面，袁枚以一介县令，壮年即激流勇退，优游林下，侨居随园达五十年之久，极尽声色犬马之好，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有“山中宰相”之美誉。诗文之外，袁枚精于园林、美食、古玩、旅行等各种娱乐，并有着超人的经济头脑；他为人风流倜傥，放荡不羁，身边常常簇拥着妻妾、同学、女弟子、文坛帮闲和娈童歌妓，以退职县令之身，结交朝廷显贵，即使那些封疆大吏、朝中重臣也以与袁枚唱和为荣；他常常“登山临水，寻花问柳”，而且“已为海内有名客，又占世间长命人”，以“红粉青山伴白头”的姿态圆满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称得上是一位“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在中国文化史上极为少见的花好月圆式的传统文人。
袁枚生活的时代适逢“清三代”之“康乾盛世”，大清帝国在经过了康熙、雍正时期的持续发展之后，到乾隆初年国力已达到空前繁荣，各种文化思潮也随着市民阶层的扩大而不断地涌现出来。但任何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到来，意识形态都会毫无例外地遭遇到一个全面化、合理化与系统化的消纳整合，所有那些标新立异、不合时宜的思想都会被摈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其手段大致有压制与笼络两途，前者的表现在于文网綦密、“文字狱”大兴，目的是以残杀威吓让学者士人埋首于不触忌讳的“学术研究”之中，藉朴学以自保；后者的表现则在于“征山林隐逸，举博学鸿词，兴科举，开史馆，求遗书，表彰程朱，编纂书籍”等等，目的是让学者士人醉心于猎取功名富贵之科举帖括，以至俯首帖耳为之奴用驱使。正所谓“盛世无思想”，这个时代需要弘扬大一统的政治主旋律，其中不允许有任何杂音的存在，主流思想则以一种权利意识的面目出现，以排斥与打击各种异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一统”的时代也正是一个摧抑士气、士风消沉，没有思想深度，缺少洞察力与批评力的时代。袁枚所处的正是一个这样的时代。
《弘历是一是二图轴》
袁枚，字子才，小字瑞官，号简斋，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称随园老人，仓山叟等。袁枚于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二日（公元一七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杭州钱塘东园大树巷，他的祖籍是浙江慈溪，先祖曾为明朝官吏，至袁枚祖父已家道中落，祖父、父亲皆以贫而游幕四方。袁枚的少年时代是在清贫之中度过的，这在袁枚后来的诗文中也有所表现，比如“我家虽式微，氏族非小草”，“惭愧少年贫里过”，“吾少也贫贱，所志在梨枣”等等。
袁枚少而聪慧，九岁能诗，十二岁即中秀才，十九岁受业于杭州敷文书院之杨绳武先生，曾呈其少作《郭巨》、《高帝》二论，被先生批为“文如项羽用兵，所过无不残灭。汝未弱冠，英勇乃尔！”他不仅敢作千古翻案文章，且独具慧眼，发前人之所未发，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超人胆识，应该说袁枚的“性灵说”从儿时即已发端，注定了他不会做一个皓首穷经的迂腐文人。袁枚二十一岁那年赴广西桂林投奔叔父，为广西巡抚金烘所激赏，举荐他进京参加博学鸿词试，虽然落第，却在京师留下“奇才”之美誉。
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袁枚二十三岁中举，并于次年高中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却在乾隆七年，因满文考试不合格而被外放江南县令。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袁枚“未娴清字”，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过于锋芒毕露，处处显示出自己超人的才华，这一点是深为中庸自守的官僚阶层所忌的。袁枚外放之日，士林惜之，他自己亦作《落花》十二首以明志，其中有“荣衰花是寻常事”、“玉颜如此竟泥中”的句子，可见其心中的失望与颓唐。这是袁枚在仕途上所遭受到的第一次打击。
乾隆时期的姑苏市井图
袁枚自乾隆七年至乾隆十三年，先后担任过溧阳、江浦、沭阳、江宁四地知县，其政绩在这则逸话中可见一斑：“初试溧水知县，太翁自广西来，虑先生年少不谙吏治，乃匿姓名询诸途，有女子告曰：'吾邑袁公，政若神明，真好官也！’太翁大喜，骑驴直入县署，合邑传为佳话。”（见《随园先生年谱》）但因为袁枚生性风流自任、不拘小节，他虽然政绩甚佳，堪称循吏，其仕途却并非一帆风顺。乾隆十二年，已过而立的袁枚终于得到两江总督尹继善的举荐，正在要被破格提升为高邮州知州时，却因“格于部议”而不果。吏部虽然没有明言驳回举荐的原因，但袁枚于官场的格格不入却也是不言自明的。在宗法社会中，有超人的政治才干与政治抱负而不知隐晦，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八股”取士、文牍管理的文官制度，本身就需要毫无棱角、善于妥协的庸才，虚应故事、权宜之计就成为官僚阶层的行政秘诀，而凸显个人就会打破这种官僚之间的利益平衡，做一个循吏也就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事情了。袁枚虽有善治之名，但他始终以个人的人生价值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为许多人造成了口实，当政绩无可指责时，这些人就会以个人私生活的“不检点”来说事，这原是古今同例，至今也莫不如此。
经过这一次打击，袁枚对仕途已经心灰意懒，遂于同年购置随园，以为自己的退身归隐埋下伏笔。袁枚在擢升无望，又不甘“为大官作奴”的境况下，于乾隆十三年正式辞官乞养，退居随园，开始了自己优游林下的生活。其间在乾隆十七年曾因经济原因与亲友压力，有过一次短暂的出仕，在任职陕西期间，也曾为陕甘总督上过“万言书”，发表了一套治国安边的高论，看来此时尚“心存魏阙”，对自己的政治前途还有所期望，但“万言书”终被束之高阁，至此，袁枚才真正认识到个人之于政治仕途的无力，遂绝意仕进，并借奔丧之故，彻底告别了官场。
至乾隆初年，满清“大一统”的政治统治已渐趋顶峰，自顺治时期已经开始的“文字狱”也愈演愈烈，雍正朝的查嗣庭、王景祺、吕留良等皆殃及九族，大多都是无中生有、借题发挥，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这对有着一定叛逆性格的袁枚也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袁枚已经逐渐认识到自己处境的尴尬，做一个循吏与张扬自己的个性，其间本来就是难以两全的，经过审时度势的考虑，袁枚毅然选择了顺其自然的个人生活。传统知识分子深为“学而优则仕”所困，大多想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即使有山林之想，也是脚踏两只船，取一种望风进退的姿态，他们在野时还比较清醒，一旦富贵当头，常常身不由己。袁枚的激流勇退说明他对仕途有了充分的认识，纵观袁枚一生，他最大的长处即是善于知难而退，且“不以吏能自喜”，清醒地认识到了仕途之险恶，并及时退身去做一个陶然物外的文人。应该说在传统官本位的社会欲做一名与世无争的清客也并非易事，袁枚之所以成为一个成功的清客仍然得力于他曾经的仕途生涯，从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了前半生的仕途经历，才最终成就了袁枚后半生的文雅生活。但是不管怎样，从此以后，在中国古代政坛上少了一位碌碌无为的小小县令，在中国文化史上却现了一位让后世文人艳羡不已的“山中宰相”，袁枚正是以这样一幅全新的面目定格在中国文化史上。
袁枚撰《小仓山房文集》
仔细考察袁枚辞官归隐后近五十年的个人生活还是颇有意思的，既然“专心于诗文写作，以文章报国”是袁枚辞官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他最为重要的经济来源，那么袁枚事实上就成为中国最早、而且是做得最为成功的“自由撰稿人”。的确，袁枚五十年的退隐生活以及在当时文坛中的地位，都达到了一个文人所能达到的顶峰，在这五十年中，他的创作既包括大部头的历史著作，小说，笔记，各种书札尺牍，还有涉笔成趣的食单、诗话，以及那部很难归类的《牍外余言》，无不展示着他作为一名杰出作家所拥有的强大实力。有了这样的知名度作为无形资产，袁枚的润笔就成为一笔非常丰厚的收入，甚至达到了“一篇墓志，而赠银巨万者”（《随园轶事》）。传说曾经有一位姓安的淮扬盐商为附庸风雅，出巨资重刻孙过庭的《书谱》，托人向袁索跋，袁枚仅以“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某印可”几个字就予以打发，并毫不留情地一下宰了他两千多两银子，稿费如此之高，即使今天最为畅销的作家也难以望其项背！
袁枚从乾隆十四年开始修筑随园，至乾隆三十三年经过了一造三改，终于使随园成为一代江南名园。据《随园记》所载：“（随园）就势取景，而莫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有顺其自然之意。随园称得上是一个有着浪漫想象的人文规划的产物，既深得中国古典园林之妙趣，又带有几分欧式风采，既模仿西湖修堤开井，围里外湖，为花港、六桥、南北峰，同时又采用大面积的彩色玻璃作为主要的采光材料，这些玻璃从欧洲运到中国，最终落户于随园，使随园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琉璃世界”，让人目迷心醉，叹为观止！更有意思的是随园竟然不设围墙，任凭游人自由进出，于是，每逢乡试之年或时令佳节，这里都会成为古都南京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游人们从四面八方进园游览，一时间人声鼎沸，士女如云，随园主人在数十位妙龄女郎的簇拥下，居高临下地观赏这吉祥瑞和的太平盛景，这一切既表现出袁枚开放的心态，同时又反映出一种与民同乐的民间情怀。
袁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精心设计着自己的个人生活，这里有藏书三十万卷，这里的“器用则檀梨文梓，雕漆鹄金，玩物则晋帖唐碑，商彝夏鼎，图书则青田黄冻，名手雕镌，端砚则蕉叶青花，兼多古款，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随园遗嘱》）这里长期供养着一批园林工艺师和专业的烹饪厨艺师，袁枚本人就是一位大师级的美食专家，他所写的《随园食单》记录了自己一生饮馔上的体验与技艺，是有清一代最为著名的饮食著作。甚至在他的《随园诗话》与《小仓山房尺牍》中也不乏大段大段有关美食的描写：“余不喜山谷诗，如果中百合，蔬中刀豆，毕竟少味。”“唐诗最佳，而五言八韵试帖，名家不选，何也？以其落套故也。诗尚如此，食亦宜然。”由美食联想到了文学思想，可见袁枚的文学思想与人生的价值观念原是无法分开彼此的。随园还常常于春秋时节举办灯会，红男绿女，比肩继踵；文人雅士，纷至沓来。他们在这里赏花观灯，饮酒赋诗，高谈阔论，“其极一时裙屐之盛者”！连那些朝廷官员也以能一游随园而深感荣幸，他们大多都会在距离随园数里之外的红土桥下马，然后轻车简从，步行上山，以示对随园主人的敬重与仰慕，甚至在袁枚辞世多年之后，封疆大吏林则徐对随园的匆匆造访，也仍然坚持要循依旧例，由此可见袁枚自我形象设计的巨大成功，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个小小的七品县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山中宰相”。
袁枚撰《随园诗话》
如此大的排场自然需要有大量金钱作为经济后盾，在这方面，袁枚不仅仅有文学天才，更有着非同寻常的经济头脑，从他开始经营随园，他的经济事业就与他的文名一样蒸蒸日上，即在这一点上后世文人亦罕有其匹。除上文所提到的作为“自由撰稿人”的润笔收入之外，袁枚的经济来源主要还有以下渠道：将随园的田地、山村、池塘进行承包与出租，每年都可以收取租金，而且粮食、菜蔬也大致能够做到自给自足；在安徽购置大量田产，然后转租给当地农民，类似于今天的地产开发；进行保险系数比较高的放贷，以收取利息，加速手中资本的运作与流动；最后一项就是出版自己的各种著作，充分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像《随园诗话》的编辑与刊行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求入选者，或三五金不等，虽门生寒士，亦不免有饮食细微之敬。”又据“年谱”所载，《袁枚全集》六十卷，就被高丽使臣朴齐家等人以重金购走。这“一切仿佛都带着显著而娴熟的商业化操作的痕迹，这曾是李渔对文坛的贡献，但袁枚将它做得更好也更完善。可以说，中国的出版事业自他们二人始，才逐渐摆脱了颜如玉、黄金屋、千钟粟之类的浪漫空想，慢慢进入市场化的商品经济的良好循环。”（柯平《随园食事及其他》）
袁枚最遭人诋毁之处就是他对于男女关系以及对于性的态度，袁枚从不讳言自己爱色，他曾经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这样说道：“惜玉怜香而不动心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心动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人非圣人，安有见色而不动心者？其所以知惜玉而怜香者，人之异于禽兽也。世之讲理学者，动以好色为戒，则讲理学者，岂即能为圣人耶？伪饰而作欺人语，殆自比于禽兽耳！世无柳下惠，谁是坐怀不乱？然柳下惠但曰'不乱’也，非曰'不好’也。男女相悦，大欲所存，天地生物之心，本来如是。卢杞家无妾媵，卒为小人，谢安挟妓东山，卒为君子，好色不关人品，何必故自讳言哉？……”这一段话让我们不自觉地想起晚明“启蒙思潮”，其中的精神传承也是显而易见的。袁枚还公然反对女子缠足，他认为缠足违背人的天性，是对人精神肉体的一种摧残；他对女子的贞洁与改嫁也有着非常通达的议论，其思想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袁枚尝言：“伪名儒，不如真名妓”，他中年以后还刻有一枚私印“钱塘苏小是乡亲”，借唐人诗句表达自己对一代名妓的仰慕，他还在《随园诗话》中盛赞秦淮名妓顾横波与柳如是，所看重的首先是她们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精神人格，而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面对她们的私生活，并对她们的个人命运怀有深深的惺惺相惜之情！
袁枚的《随园诗话》以其广收四方之诗而风行一时，其中即包括当时很多大家闺秀的诗词，并因之招致了士林非议。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女人从来以“内言不出”和“不以才炫”为戒，所以她们即使作诗也只是限于自吟自赏，却无心外传。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就曾经记有这样一件事情：“清人许世溥之妻王氏写有诗词二百余首，许准备为她刊行，王氏转欲将其诗词焚毁。焚稿的动机是：担心诗词流传于外，与娼妓和女冠的诗词编选在一起。王氏的爱惜名誉可谓达到洁癖的程度！许世溥体谅到妻子的忧虑，放弃了为她出诗集的打算。他说：'盖自来刻诗者，方外之后，紧接名媛，而贞妇、烈女、大家世族之诗类与青楼泥淖并列；姬每言之，辄以为恨。予嘉其旨，不敢付梓，并其名字不忍露也。’”由此可以想像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女子诗词流传于世将是何等的困难，而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则公然宣称：“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蕈》、《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第恐针黹之余，不暇弄笔墨，而又无人唱和而表章之，则淹没而不宣者多矣。”且不说《关雎》等诗是否真的出自女子之手，但袁枚沿用援经为例为其立言方式，并以此来揄扬女子的诗才，其彰显之力，的确是功不可没的。
袁枚撰《随园食单》
袁枚曾经在一封尺牍中这样说道：“饮食男女之间，最易观人之真识见”，到了二十世纪，周作人先生则说过这样的话：“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法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书房一角》）把这两段话对照来读还是颇有意思的，作为测量一个时代思想高下的捷法，二百多年后的思想先锋，仍然要在袁枚那里吸取精神养料，可见袁枚正是以自己对男女关系的不凡见识，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拉开了一段远远的距离。当然，袁枚也无法逃避时代的局限，他对于女人的赞美也往往会流于另一种意义上的赏玩，而不是平等地位上的对视，在很大程度上，袁枚眼中的女人有点像是今天的宠物，他所付出的只是一种把玩式的呵护，事实上，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女人的“才华”本身也不过是一种陪嫁的资本，那么我们对于袁枚还有什么好苛求的呢？
袁枚身上有着太多的名士气，故《随园诗话》中亦多有惺惺作态之言，这从袁枚与郑板桥的交游中亦可窥见一斑。据《随园诗话》记载：“兴化郑板桥作宰山东，与余从未识面；有误传余死者，板桥大哭，以足蹋地。余闻而感焉。后廿年，与余相见于卢雅雨席间。板桥言：'天下虽大，人才屈指不过数人。’余故赠诗云：'闻死误抛千点泪，论才不觉九州宽。’板桥深于时文，工画，诗非所长。……板桥多外宠，常言欲改律文笞臀为笞背。闻者笑之。”读此我们大概会觉得袁郑二人即非知己，也应该是性情相投的，实际上二人私下彼此之间均颇有微言，郑板桥对袁枚的造作感到不屑，而袁枚对郑板桥的粗犷风度亦看不上眼，不过他们仍然相互标榜，由此可见《随园诗话》的虚与委蛇与媚俗之处，以及当时文人相轻的社会风气，袁枚虽然时时在《随园诗话》中为小人物彰显文名、抨击诗坛之陋习，但其中亦不乏他与朝廷大佬之间的虚伪唱和与应酬，可见袁枚本人也正是寄生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上。
早在袁枚外放江南县令之日，有一位朝廷大佬就曾经这样告戒过袁枚：“君聪明，任君行去，但要大处错不得，可紧记老夫语。”（《袁枚先生年谱》）纵观袁枚的个人生活，他一生的要诀即在于“大处错不得”，虽以“山中宰相”名世，却与世道无碍，终于功德圆满，得享天年。袁枚的时代虽然去明未晚，但晚明士人特立独行、决不苟同的精神却早已风流云散，晚明“启蒙思潮”也已被官方视作异端邪说，大清帝国如日中天，百姓多已成为专制社会驯服的工具，正所谓海内一统，国泰民安。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当“公共空间”已没有存在的余地时，学者们也只好以注释经典去取得合法性的学术话语，借“我注六经”而隐约达到“六经注我”的目的，一时间训诂之学大兴，学者们纷纷钻进了故纸堆，所有的洞察力与批判力都已消失殆尽。袁枚处身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之下，也注定不会有更大的作为，注定了他只能是这个制度的寄生者，而且以袁枚的个性，他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执着的、烈士型的思想家，因为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对物质生活有着极强的欲望，在努力实现自己生活理想，营造自己心灵自由空间的同时，取一种乖巧的处世态度，小心翼翼地掩盖着自己个人主义的浪漫情怀，将生活细节化作人生的乐趣，用以消磨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也使自己成为“康乾盛世”的文化点缀。
一个民族的文化个性，他是否拥有浪漫、幽默的精神特质，是否拥有生活的智慧，所反映出的其实是这个民族一贯处于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之下。传统文化原本缺少浪漫与幽默的特质，因为它首先就缺少一个挥洒自如、任情适性的社会大环境，所以袁枚留给世人的大概也只能是这样一幅面孔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袁枚在“康乾盛世”的作用竟有点像他自己眼中的女人，说穿了不过是一个高级宠物而已，统治阶级的确需要袁枚这样的文人来粉饰太平、点缀文化，而袁枚也只有依靠统治阶级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物质生活理想，他的“写性灵”虽然带有晚明遗绪，但毕竟构不成颠覆的威胁，所以最终被这个大一统的盛世所宽容了，乾隆之下，当统治阶级再也没有了盛世的精神余裕时，即使这样的优容也一去不复返了！于是，袁枚之下，这种袁枚式的浪漫也终成“广陵散”矣！
袁枚一身集合了中国传统文人之文化积习，是中国传统文人理想化生活模式的成功实践者，他具有传统雅士的典型素质与特征，是传统雅文化的结晶；同时，袁枚身上还带有现代公民的某些素质，他把商品意识带进了文学创作，并获得了操作上的巨大成功。袁枚中年曾写有《秋夜杂诗》十五首，对自己的一生作了相当准确的定位，其中有一首他颇为自得地写道：“至人非吾德，豪杰非吾才。见佛吾无佞，谈仙吾辄排。谓隐吾已仕，谓显吾又乖。解好长卿色，亦营陶朱财。先生高自誉，古之达人哉！”可见“古之达人”的境界正是袁枚有意识的精神追求。由袁枚的个人生活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样一种事实，即传统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独立的人格可言，无论是入仕还是在野，他们都不可能脱离现实政治而独立作用于社会，他们之于政治也正如唐太宗所言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在此前提之下，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生产则变成了一种私人慰藉的行为，既缺少必要的人间关怀，也不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一种“小摆设”，相当于一种精神上的自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与全民族的的生存和发展不发生任何内在联系”，当知识分子丧失掉自身独立的精神人格时，他们对于社会进步也就无法产生任何意识形态上的推动作用，而文化自身的崇高性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袁枚的晚年是在“红粉青山伴歌吟”的旅行中度过的，他以耄耋之年游天台，登武夷，饱览黄山秀色，所到之处，一片花团锦簇，五彩斑斓，受到当地士绅盛况空前的欢迎与礼待，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公众人物，其事业名声达到了一生的颠峰。
公元一七九八年一月三日（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袁枚以八十二岁高龄终老随园，结束了自己花好月圆的一生，次年（一七九九年），已经退居二线的“十全老人”乾隆太上皇驾崩，十八世纪落下帷幕，大清帝国的盛世寿终正寝。五十多年后，随园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一代名园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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