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次知青聚会上，大家谈得最多，也是最为感慨的是惨死在黑龙江的梅虹。我们到七星泡农场十一分场的第一批上海知青是一百零一人，男的四十人，女的六十一人，第二批是九十五人。十年戍边，二百来人都无恙，独独折了一个梅虹，叫我们怎么不想她？大家心里酸酸苦苦，不是滋味。
有一个女生，当年在黑龙江时是女秀才，回上海后是一家电子公司的白领，她利用业余时间，起早贪黑，写了一篇小说《梅虹之死》，寄给我，小说饱含了悲怆之情，她用动情的笔调把高梅依描写得美丽、温柔。然而，我记得女生中她不算美丽，似是一个绵软的人，温柔是一定的了。
我记得在农场里，有时我们男生的队伍忽然和女生队伍相遇，少数人会打招呼，大部分人都沉默，不作声，像不认识一样，这就是当时男女生关系的真实写照。而此时梅虹一定是躲在人群中不露脸，快速地避身离去。
但就是这温柔、腼腆如绵羊的梅虹，有人向她举起了屠刀。大概在下乡的第五年，她被推荐上了一所医科学校，毕业后分在北安县的一所医院，因为她已经远离了我们大家，所以，有关她的消息都是传闻。医院院长老是找她，谁也不知道原因，院长的老婆就拿了屠刀等她，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雪地里把她活活劈死。每每想起，我就觉得周身被一股寒气包围，渗进骨髓。我忽然明白了女秀才的用心，梅虹是死在飞扬的大雪之中，严寒凝结了她生命最后一刻的光亮，留在时空的画面上，那一定是美的，是另一种美丽。
在聚会上，有关她的话题总是谈不完。医院院长为什么老是找她呢？不，不会的，一个和梅虹关系最密切的女生激动地说，她绝不会做那样的事，然而她是一个软弱的人，院长是她的顶头上司，她怎么敢得罪他，他找她怎么敢不去？有人愤愤地说，当时是谁做的结论，院长老婆不可能是精神病，从一系列行动分析，她是有预谋，有自制能力的，应该枪毙她。还有，院长也负有责任，案发后他一口咬定他的老婆早就有精神病，简直是同谋。
在写本文之前，我通过渠道找了梅虹当年的男朋友和她的亲属，想得到多一点细节，遭到他们的婉拒。他们不愿再提那件事，再搅起心灵的伤痛。我无言，他们有他们的考虑，我没有权利干涉。不由想起了北京的王友琴，从心底里佩服她。她耗费巨大的精力，寻找文革中的遇难者，给他们一个个编号，撰写他们遇难的悲惨过程。她也遭遇了重重阻力，包括遇难者亲友的不支持。然而，她始终没有放弃，做出了卓有成绩的工作。
我以为，在一个大时代中，个人悲剧的时间离得越远，事件就越是超越了具体的人和事，具有了广泛而深刻的历史价值！我不认为梅虹的亲属怯懦，但一定不是勇敢的人，如果所有的人都婉拒，那么历史的真相就会被裹得死死的。所幸的是这种概率很低。
让我的笔停在此处吧，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在迷幻的雪景中，梅虹真的非常美丽，这是因为她年轻，像挂在枝头的苹果。再看看我们现在，一个个都是老年人，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岁月的风霜。而活在我们记忆中的梅虹不是这样，她永远保留了屠刀劈下前的形象，是这般年轻、鲜亮！我们下一次聚会，她还是这样，再下一次，她仍然不会变……这就是夭折的“好处”。我还想到了其他，比方托尔斯泰，什么时候想到他，都是一部苍老的胡子，而普希金，活在世人心目中的，永远是一个英俊倜傥的青年。
我想起了另一个女生，吴旻，那时我们还是初二的学生，她坐在最后一排，我就坐她前面一排。那时上课我喜欢举手发言，不论是数学还是语文、历史、地理，我争着举手。往往老师刚说出问题，我的手已经举起了，老师就会说，哦，又是你！此时我心中充满骄傲和得意。然而，我发现在我的右后方，还有一个人，也常常举手，就是她，吴旻。是她在和我竞争呀，我的心就像受了草枪撩拨的蟋蟀，越发地亢奋起来。她举手很文静，胳膊肘不离开桌面，伸起的只是小手臂。而我是把整个手臂都高高竖起，像一根烟囱。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我常常想起这个景象，不由发笑。
那时发生了一件事，少先队干部要改选了。我十分紧张，因为我是小队长，而那时的形势是越来越紧张了，到处都在讲家庭出身。我发觉，班主任邹老师看我的眼光和看出身好的同学的眼光不一样了，我感到巨大的压力。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不知道从这窒息的空气中走出去的出口在哪里？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我还能当小队长，那说明还不是太糟糕，如果当不上了，那就证明我的厄运已经开始了。
邹老师让大家提候选人，有同学提了两个，邹老师写在黑板上，没有我。我的心被一片灰蒙蒙的雾罩住了。邹老师扔下粉笔，似乎要进入下一个程序了。这时，吴旻举手了，可是邹老师像没有看见一样，说，没有了，我们就举手表决。吴旻的手越举越高了，胳膊肘第一次离开了桌面，急切地叫起来，老师，我还有！
邹老师不能再听不见了，不耐烦地说，你说吧。吴旻站了起来，响亮地报出了我的名字。 我心里一亮，整个人都颤抖起来。邹老师没好气地说，说你的理由。当时我一定恨他，现在我想老师有他的理由，他是一个摘帽右派，那段非人的磨难像烙铁一样烙在他的骨头上，此刻更大的风暴将要来临了，他当然察觉到，怎么还敢右倾呢？
吴旻说，他爱好学习，举手发言是全班最多的。邹老师摆摆手，让她坐下去。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缓缓地拿起粉笔，沉重地在黑板上写下我的名字。
邹老师的板书写得很好，我发现。他把我名字写得很好看，那个弯勾很长很有力，它在黑板上跳舞，在我的心里歌唱。那次，同学们还是选我当小队长。
那天放学时，忽然一只蝴蝶飞进了教室，停在我的桌上，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懵懵懂懂就撞进来了。我把它抓到了手上，它是黑色的，翅膀上有金色的丝线。吴旻看见了，说，把它放了吧，我奶奶说过，蝴蝶是屈死的冤魂变的。我心里一惊，走出教室，走到半圆的阳台上，松开手指，看它飞进树阴里。
我记得，吴旻那时的个子比男生都高，脸白白的，很秀气，一只眼睛似有点斜，好像在旁的地方有了新发现，我不觉得这是毛病，有时反而是一种别致的美。在小学里，班上也有一个女同学，一只眼睛有点斜，我有点喜欢她。后来听说这个同学去安徽插队了，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后来我再没有见过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经常遇见一只眼睛不好的女生，还对她们印象不坏，我和她们有缘吗？
接下来就是许多年后的事了。我写过一篇文章《找同学》，多年前发在文汇报的笔会上，写的是我们的班长姚鸿新，他的目标是找到全班的同学，补拍一张几十年前就应该拍的毕业照。他动了许多脑筋，花了很大功夫，找到了班上的绝大部同学，只有一个同学没有找到，那就是吴旻。姚班长锲而不舍，他想，就是她钻在那条地缝里，也要把她找出来啊。
他果真找到了，找到的却不是她的人，而是一条不幸的消息。吴旻也去了北大荒（我一点都不知道），在回上海探亲的路上，她遇上一个骗子。那个骗子花言巧语，口若悬河，赢得了她的芳心。我知道她是一个单纯、善良的人，她一定沉浸在爱情的诗意中，怎么知道世界如此凶险呢？她被骗色骗钱，骗子却从人间消失了。她悲痛欲绝，睁大了有点斜的眼睛问，怎么么会这样啊？没有人回答她。她选择了自杀，却被人救活了。
第二次骗她的却是她的亲骨肉。父母过世了，老房子要拆迁了，弟弟和姐姐动足脑筋都把户口报了进来，说这样，我们就能多分一点房子。吴旻想，姐姐、弟弟都成家了，住的都不宽绰，我是单身一人，他们能多分点房子也是好的。
可是，吴旻怎么想得到，亲骨肉也藏着险恶的用心。他们表面上说，把吴旻的户口也报进新房子里去，实际却没有报，而是把他们子女的户口报进了新房子。吴旻得知真相已经是两年之后了，她根本吵不过暴躁的弟弟和心狠的姐姐，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她们不是我的姐姐弟弟嘛，为什么也要骗我啊？她有点斜的眼睛里满是晶莹的泪水。她的精神分裂了，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不久就离世了。
我听了黯然神伤，那天同学聚会结束，刚好路过黄浦江。看着滚滚东去的浑黄色的江水，我心里也是一浪逐一浪。当我在少年时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是你给了我有温度的支持，而在你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我却浑然不知！那两个凶险的弟弟姐姐不是你的亲骨肉，而你是我们广大知青的姐妹！你应该向你的知青兄弟姐妹倾诉啊。你读书时成绩不错的，如果不是文革，你很可能进入大学深造，已经成了一个有成绩的人，可是此时，你却成了黄浦江上飞翔的亡灵。
她是个命很不好的人，人生在世最残忍的都让她经受了。爱情、亲情都成了伤害她的利刃。我又想起那只撞进教室的黑金色的蝴蝶。吴旻说了，人屈死了会变成蝴蝶。我不知道她现在变成了哪一只蝴蝶，那我就要好好善待所有的黑色的花色的白色的粉色的蝴蝶。如果吴旻变成了鸟，那我绝不伤害任何一只飞鸟。
C
我在公众号上发出文章，尤其是发了关于知青的一些时评之后，没有预料的事情发生了。
有人给我留言了，各个时期散失的朋友都找来了，一个两个，五个十个……一些早已被我忘记的名字忽然间钻出来了，仿佛是从深深的海底钻出来的鱼。我十分惊喜，忙不迭地问，想不到是你啊，你在哪里？噢，他说我在北京，在香港，在洛杉矶，在黑龙江……我深深地感叹。我敢肯定，如果没有互联网，没有微信公众号，这些熟悉而陌生的名字，这些我曾经的朋友，很可能再也不会想起来了。回溯我过往历史的小门，是微信公众号打开的。
6月，我上传一篇文章，《那年高考》，写到有传奇色彩的周老师。很快一个叫沈立君的人留言了，他说，他在香港，看了我的文章，勾起他许许多多的回忆。不幸的是周老师已于十年前因病逝世了。我听了，心里一沉，有说不出的苦涩。沈立君又说，在黑龙江农场时，他和周老师，和周老师一家的关系非常密切。周老师过世时，他原本想从香港赶到北京去和周老师告别的，却不料他的太太也突发意外去世了，他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就无法上北京了，没想到，就此和周老师一家失去了联系。他希望通过我的公众号，联系上他们，因为周老师一家都是他的朋友，他非常想念他们。
我觉得这个托付的份量很重。刚好这时，我发现了一个帖子，恰好是周老师的妻子发的，她说，看到我的文章，如见其人，她们全家感谢我。她向我问好，问沈立君问好。我想太好了，连忙回复，请她留下联系方式。并告诉了沈立君。他觉得有希望了。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周老师妻子并没有回复。我想，很可能是她没有再看留言栏。
沈立君却有点按奈不住了，他说，周老师是我的恩师，是我努力向上的榜样。十年之后，我一无所求，只想报恩。
他这么说，我只得天天注意留言栏，每天都要看三遍。还是没有音信。就这时，沈立君通过其他途径，在他们四分场的群中联系上周太太了。还是伟大的互联网！
近日，沈立君携他的太太，北上进京，和久别的周老师一家相见，此情此景我能想象。他还拜祭了恩师的陵墓，给我发来了精心制作的视频，有许多照片，有的是十多年前他和周老师在香港欢聚时拍的，更多的是他和周老师的太太、子女、孙子辈团聚的情景。周老师孙子辈都有五人了，都鲜亮、蓬勃，那个男孩已经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博士生了。视频的首尾都有一句话，是周老师子女们的心声：沈叔，爸爸是你的榜样，你是我们的人生导师。
我也感慨良多。沈立君说，一切都始于你的文章。
我的小学同学留言了，他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我，说，你就是永一小学的乔老爷吗？我们还在一起演过红岩。我记起来了，有这件事，我从家里寻出一件长衫，扮的是许云峰。
校友乔中兴留言了，他比我高两届，在学校时，我们经常一起谈文学。现在他是一家社保基金的负责人，我们三十多年没有联系了，他说，经常在报刊上见到我文章。几个月前，我赶到上海，向他请教了一些社会问题。
黑河农场分局的左峰也来信了，我一直记得这个名字，他是上海知青中有才华的一个，写过不少好文章，编过两本散文集，里面有我一篇。
还有太多的朋友找到了我……
出现了许多粉丝，他们是本公众号的的支持者，一登出新文章，他们就积极阅读，并广泛转发。他们还踊跃地留言，称赞我们的立场和卓有成效的工作……
此刻我想起了另一件事。有一年，部分女知青聚会，刚好我在上海，她们就叫上我。见面聊了不一会，有人说，一个女知青患绝症，已经是晚期了，在医院里。大家不说话了，顿时气氛冷了下来。有人提议去看她，我说好，现在就去吧。
我们不能空着手去，我把皮夹里的钱抽出一大半，交到一个原来当指导员的女知青手上，别的同学也都交给她。
太阳光从宽大的玻璃窗里照进来，屋里亮堂堂的，很暖和。如果不是进进出出的穿白大褂的护士在提醒我，我都怀疑这里是病房，它像是北大荒的一个会议室，或者是女生的宿舍。生病的女知青脸上红得有点怪异。她看着我们，眼里深藏着恐惧和渴望，好像她仅仅是患了一场感冒，盼着我们明天就能把她带到大雪纷飞的原野上，带到山花烂漫的后山上。这样想，我的眼睛就有点湿润，我发觉大家的眼睛都有点湿。我们都不谈她的病，只是讲北大荒的故事，讲我们怎么包饺子，怎么烧火炕，怎么锄地，怎么收割，谁和谁谈恋爱，谁和谁不谈了，谁和谁后来又谈了。
这个女生在食堂里做过，大家就纷纷挖掘那时的话题，怎么把搪瓷碗递进去，她舀了一大勺酸菜烧肉，白菜下埋着好多肥肉。晚上在场院里脱谷子，月光和谷子的尘埃一起扬洒，夜已经深了，她从食堂送来了包子，是韭菜肉馅的。后来我不说话了，只是在听，由着思绪漫走。我想，我们许多人在一起度过了整整十年，如河水一样流淌的三千多个日日夜夜！白天在一片地里锄草、割大豆、放牛、放羊，夜里几十人睡在南北大炕上，你讲一句悄悄话，都有人偷听去；你换一件什么内衣，旁人都看在眼里。容易吗？而且是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十年，黄金十年！再想想，即使你和你同父母的兄弟姐妹，有几个能够十年都在一起的？
终要离开了，当年的指导员把我们筹的钱塞到了枕头下面。生病的女生一定要送我们出门，送到了电梯口。她说，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她的眼睛陡然红了。我们的眼睛都红了。
电梯门开了，我忽然有了一种冲动，上前一步，轻轻地拥抱她了。在农场的十年，我从来没有和她走得这么近，更没有肌肤接触，联结我和她的只有知青这个名义，可是在她生命垂危之际，我拥抱她了。她的身子柔软，我感觉到了她的体温，和健康的人没有区别，可是医生却说她的生命已经以天来计算了。这怎么可能！我心里一阵绞痛，眼眶里发热发湿。我在心里说，走好，我们都要到上帝那里去，只是你性子比较急，比我们早走了几年。
我们没有挽留住她的生命，十多天后，老天把她带走了，那天大雨。但在这之前，我们让她感受到了知青兄弟姐妹对她真挚的热爱和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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