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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区日军受降始末


—— 重现69年前日军投降的8月15日

司马戡 

69年前的今天,东京时间中午11时,日本政府向全世界播放了天皇裕仁的受降诏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以同盟国的胜利告终。同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中央电台演讲,宣布“我们的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

5天前,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瑞士、瑞典两国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转交接受美英中三国对日共同宣言(即《波茨坦宣言》)的通知。托现代传播技术之福,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收到正式照会之前,总统杜鲁门已经从东京电台广播中得知此事。在中国,消息也是这样传开。当日晚7时,绥远陕坝第12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首先收到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电讯,当第一声爆竹在驻满军队的小城中响起时,还有警察喊“谁耍枪走了火?”,很快街上就挤满了庆祝的人群。在陪都重庆,更多的市民通过第二天的报纸和广播得到消息,几十万人涌上街头,今天称为解放碑的“精神堡垒”街口拥挤不动,鞭炮声、喇叭声、船笛声此起彼伏,一如这座城市几十年后常见的景象。

【受降早有预案】

蒋介石在8月10日当天便以特急文电训令驻云南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要求他命令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转饬所部,就现态势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不得破坏物资、交通,扰乱治安秩序,听候所在地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或战区长官之处置”,同时命令各战区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政府已对日本投降后的受降工作制定预案。以此为基础,何应钦在8月25日发布了中国战区各受降区的主官和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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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胡宗南,在洛阳接受日军第110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广所部投降(后调整至郑州);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太原接受日军第1军司令官澄田徕四郎所部投降(后未举行正式仪式);

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杭州接受日军第113师团师团长野地嘉平等部投降(后未举行正式仪式);

第5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在郑州接受日军第12军司令官鹰森孝所部投降(后调整至漯河);

第6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在汉口接受日军第6方面军冈部直三郎所部在湖北部队投降;

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在汕头接受日军第104师团师团长末藤知文等部投降;

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南昌接受日军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所部投降;

第10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在徐州接受日军第65师团师团长森茂树等部投降(后调整至蚌埠);

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在北平接受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所部投降,副司令长官李延年,在济南接受日军第43军司令官细川忠康所部投降;

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在归绥接受日军蒙疆军司令官根本博所部投降;

第1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在越南河内接受日军第38军司令官土桥勇逸所部投降;

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在广州接受日军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所部投降;

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在南京、上海分别接受日军第6军司令官十川次郎、第13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所部投降(后未举行正式仪式);

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在长沙接受日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所部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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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又命令台湾警备总司令兼行政长官陈仪,在台北接受日军第10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所部投降。

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总数为131.5万人。盘踞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日本关东军已向苏联军队投降,香港则经过多方讨论后仍由英国方面受降,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

【光复首都各显神通】

受降命令发布之前,大后方国军已向日军占领区挺进,身处敌后的国军部队也纷纷向各大城市进发。8月17日,第2战区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率部进驻太原,该市成为战后第一个光复的省会。

首都南京的光复经历颇为曲折。8月15日,南京伪政府首脑周佛海下令伪军遵照蒋介石命令“乘机赎罪,努力自新”、“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次日,军统地下人员周镐等人打出“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旗号,开始在城里逮捕汉奸高官。伪陆军部长萧叔萱被打死在街上,汪伪军校学生三百多人为抗议校长鲍文沛被捕,全副武装涌入市中心并架起机枪警戒,城中一时大乱。三天后,周镐被冈村宁次“请”到日军司令部软禁,事态才告平息。

8月24日,一支正规国军进入南京,指挥官还前往中山陵拜谒。但在3天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飞抵南京开设前进指挥所时,这支国军却悄悄撤走了。

原来,这支部队属于桂系部队第7军,活动在大别山东麓豫鄂皖边区,带队的第7军副军长李本一得知日本投降,不待请示上级便向南京兼程疾进,得以率先进入南京,很是风光了一把,却也付出惨痛代价:李本一因违反军令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直到1949年1月桂系领袖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才被释放。

8月28日,新编第6军陆续空运抵达南京,第一支成建制进驻的部队是该军第14师第40团第1营。营长赵振英兴奋地宣布“我们军被陆军总司令部委以收复南京的光荣任务,也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光复南京的第一支中国部队”。

【受降仪式各有特色】

画家陈坚关于受降的巨幅油画在坊间常被误称为“芷江受降图”,其实描绘的是南京受降仪式,画名便是《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在芷江举行的只是整个受降过程的第一部分:恰降。

(资料图:日军芷江洽降现场)

芷江是日军在战败前对中国最后一次发动大规模攻势但遭到惨败的地方,中方选择这里作为恰降地点可谓别有用意。8月21日上午,日方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一行乘飞机抵达芷江,下午2时30分会议开始。虽然何应钦和各方面军司令官全部到场,但按照对等原则,只由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出席,向今井传达关于受降各项命令的4份备忘录后即告结束。

(资料图:南京受降现场)

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受降仪式场面更加盛大。礼堂外的广场上林立着联合国52个会员国的国旗,旗杆下站立着两名士兵护卫。会场内,孙中山的遗像悬挂在正中,两旁是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对面墙上则是中、美、英、苏四国领袖画像。礼堂大门上方,悬挂有“和平永驻”四个大字。现场观礼的嘉宾,有中国文武官员、盟国代表和记者400余人。会场虽然不如陈坚描绘的那般壮阔,气氛却更加热烈。

8时56分,何应钦率领中国方面受降代表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一级上将、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上校,东南行营主任顾祝同上将、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入场,就坐于会场正中大方桌后。日军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将、第10方面军参谋长諌山春树中将、第38军参谋三泽昌雄大佐随后入场,在中方代表对面的小方桌后就坐。

(资料图:何应钦接过小林呈送的降书)

受降仪式于9时开始。小林向何应钦鞠躬后呈递日方授权证明,随后萧毅肃将投降书交给岗村宁次,后者站立捧接。冈村将投降书签字盖章之后,复由小林递呈何应钦签字,再由萧毅肃将日军留存的投降书、中国第1号命令和命令受领证陆续交给冈村。冈村签署受领证后再由小林呈递何应钦。

(资料图:陈坚绘制受降场景的油画)

陈坚的油画描绘了小林低头鞠躬递上投降书、何应钦在桌子对面安然站立的场景。接下来的一幕也被现场的记者拍摄下来,却引发无数争议。照片上,小林低头呈送投降书,何应钦欠身拿取,幅度比小林显得更大。几十年来,将这张照片作为何应钦亲日、媚日证据的说辞不计其数,反对者则认为这不过是递交动作的一瞬,和现在的各种现场照片一样,不应该进行过度解读。

各战区、各方面军的受降仪式陆续举行,创造了不少值得纪念的瞬间。9月28日,在越南河内原法国殖民总督府举行的第1方面军受降仪式是中国军队首次出国受降。10月25日,在甲午战争失败割让台湾50年后,中国军队终于在台北举行仪式,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投降。

(资料图:在太和殿外等待呈送军刀的日军将领)

北平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举行,观礼人数超过10万人,场面宏大堪称各地之最。和南京受降选择9月9日9时“三九良辰”相似,北平受降的时间是10月10日10时10分。参加受降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接替下村定)以下20余人按照受降官孙连仲的要求携带军刀入场,鞠躬行礼、签署降书之后,逐次解下军刀呈递到受降桌上再退场。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曾规定“日军缴械时不举行收缴副武器之仪式”且“日军代表于正式投降时不得佩带军刀”,中方将其以第17号备忘录通知日军,以致于包括南京受降在内的大部分受降仪式都没有这一环节,使“北平献刀”成为抗战史上罕见的一幕。

(资料图:日军北平受降时呈缴的军刀)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受降工作】

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后,8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连发六道命令,要求各地八路军接受日伪军投降,并特别命令原东北军吕正操部、张学思部、万毅部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进发,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同率所部随八路军进军东北并收复朝鲜。新四军也在当天下达了总反攻的命令,并发表黄克诚、罗炳辉、叶飞、粟裕、刘长胜五名新四军将领分别担任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主席和南京、上海两特别市市长。

8月15日,为了抗议蒋介石要求中共部队“就地驻防待命”的命令,中共方面也致电冈村宁次,要求:“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并对受降作出部署“在华北的日军,应由你命令下村定将军派出代表至八路军阜平地区,接受聂荣臻将军的命令;在华东的日军,应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天长地区,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由你命令在武汉的代表至新四军第五师大悟山地区,接受李先念将军的命令;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其实,包括陈毅、聂荣臻在内,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赓、萧劲光等中共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政首脑,都在1943年后因参加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返回延安,到抗战胜利时仍然留在延安学习。他们都是从8月25日起陆续搭乘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奔赴各自防区的。

虽然冈村宁次没有下令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但还是有一些小部队成为了中共的俘虏。12月26日,驻江苏高邮的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步兵第626大队自大队长岩崎学以下891人向新四军投降。5天后,驻山东禹城的日军第47师团步兵第131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山谷悦二郎也率领所部613人向八路军投降。最大的一笔收获发生在东北。10月,日军第101教育飞行团第4练成飞行大队大队长林弥一郎率所部17名飞行员,24名机械师,27名机械员,180多名地勤人员在辽宁本溪向八路军投降,为日后中共建立空军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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