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的比较
内容提要：一般认为，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主要是由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这三位著名学者建立起来的。无论后来的学者如何用社会资本进行相关研究，基本都没有超越他们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本文的目的在于介绍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三人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定义和使用，比较他们在使用社会资本概念时的同异，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一整体性的评述。
关键词：社会资本民主治理 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C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03）04-0046-08
一、布迪厄
人们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布迪厄的早期著作。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布迪厄对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把文化看作既是动力的、创造性的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社会资本”概念是从布迪厄对社会空间的研究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初，在布迪厄那里，社会资本只是一种比喻用法，与其他多种多样的“资本”形式没有两样。到了后来，布迪厄才运用这一概念来定义一种特定的关系。
在布迪厄的理论中，有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就是所谓的“心智习惯”（habitus）。1968年，布迪厄引进了“心智习惯”这个“或多或少已经被消化而且或多或少可以改变的思想模式体系”（Bourdieu，1991），并把它看作是一种将主观性（subjectivity）与结构（structure）这两个不能相互还原的方面联系起来的方式。1970年代，布迪厄和帕瑟龙（Passeron，1977）在其合著的《再生产》这本非常有影响的书中，对建立一种文化再生产如何培育群体和阶级之间的关系的社会再生产进行了专门论述，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在这本书中，非常重要但又非常不明确的解释始于“资本”概念的使用。整本书中对下列各种资本形式并没有准确的定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语言资本、学术资本、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概念在《再生产》中也只是个边缘概念，但是，这本书为布迪厄发展社会资本概念建立了一个框架。
布迪厄早期的著作只是想说明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文化判断是如何表现为文化资本，而这种文化资本又是如何再生产出权力关系的。在后来的《差异》一书中，布迪厄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他将资本看作是真正的实体，资本总量也就是在实际中发挥作用的一系列资源和权力，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Bourdieu，1984）。在布迪厄那里，社会资本通常隶属于其他资本如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他更强调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重要性，社会资本与它们相比是次要的。
布迪厄这样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他们与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认识与认知的持续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通过集体拥有的资本的支持提供给他的每一个成员”（1997）。从他的社会资本概念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一种与群体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资源；第二，它是以相互认识和认知为基础的。布迪厄认为，“某一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1986）；群体成员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的参与能够被用来提高不同领域中行动者的社会地位。这一点与下面将要讲到的科尔曼的观点是一致的。科尔曼在他的社会资本的定义中也强调了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性。
对布迪厄来说，社会资本既不能被还原成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也不独立于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而存在；对其他两种资本形式来说，社会资本起着增效器的作用，同时，社会资本是通过经济和文化资本在“无休止的社会交往”中的转换而被创造并维持的。在布迪厄那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构成象征资本，虽然他强调经济资本的主导地位，但是，他也极其重视“象征资本”的作用。
布迪厄一直试图通过文化机制将阶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理论化，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布迪厄不断地将社会资本作为三种基本的资本形式之一置于其分析的中心地位，然而，在他那里，这个概念还是没有得到完全的发展。尽管如此，布迪厄的这些著作对于使社会资本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般认为，布迪厄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迪厄开创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社会资本研究。也正是这一点，被后来的社会资本研究者继承和发展。
二、科尔曼
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吸收了布迪厄的某些观点。但是，科尔曼将社会资本概念扩展了，提供了对社会资本的更广泛的理解。他从理性行动理论出发，认为社会资本不仅是增加个人利益的手段，也是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重要资源。
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始于对综合两种不同学科即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取向的努力，他把理性行动作为研究的起点，但同时又拒绝了极端个人主义的假设。他认为，将社会资本概念看作行动的资源是将社会结构引入理性行动范式的一种方法和途径。应该说，后来将社会资本理论与集体行动理论结合起来考察的理论趋势正是起源于科尔曼。
科尔曼从社会资本的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之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某一结构中的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的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不是某些活动的完全替代物，而只是与某些活动具体联系在一起。有些具体的社会资本形式在促进某些活动的同时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于其他活动。”（Coleman，1990）在这个定义中，科尔曼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及其公共产品性质。科尔曼自己认为，通过界定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的功能，社会资本概念有两方面的帮助，第一，有助于揭示个体行动者层次的不同结果，第二，有助于从微观到宏观解释的过渡。
科尔曼认为，只有那些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人才会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社会资本一经创造，它就会有益于相关社会结构内的所有个体；通过利用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行动者不仅可以实现他们个人的目标，而且可以实现集体行动目标。当然，社会资本的公共产品性质也导致潜在投资不足（这是更高层次的集体行动问题），“大多数形式的社会资本只能作为其他活动的副产品被创造或者被破坏”。
在社会资本理论中，科尔曼论述了社会资本的形式、特征以及社会资本的创造、保持和消亡的过程。另外，科尔曼得到广泛认可的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早期对青少年和学校教育的经验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研究。在经验领域，科尔曼主要对美国国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的成果进行了比较研究。他的研究结论虽然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但是同时他的研究工作也对政策制定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激发了一系列的验证性研究，其中有些研究证实了科尔曼的发现，而另外一些得出了有细微差别的结论。对科尔曼来说，在这些经验研究领域，社会资本主要是用来理解在获得教育与产生社会不平等之间关系的方法。
在理论方面，科尔曼考察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科尔曼对社会资本争论的主要贡献，引起了后来的社会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在其《社会资本在创造人力资本中的作用》一文中，科尔曼首先批判了当时在政策制定领域以人力资本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主流观点。他认为，社会资本对于教育文凭的获得有着极其有益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者可以获得的某种资源”，包含“多种实体”。它有两个因素构成：“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构成，而且促进结构内行动者的某些行动——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Coleman，1988）。科尔曼将自己的研究集中在教育领域，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社会资本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内在于家庭关系和社区社会组织中的一整套资源，而且对于儿童或年轻人的认知和社会发展非常有益”（1994）。
科尔曼不满足于社会资本和资源获取之间的因果关联，他还进一步提炼社会资本概念，将它置于一个更广泛的新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科尔曼认为，行动者通过建立义务、期望和信任，建立信息渠道并设立受有效惩罚机制支持的规范等程序，社会关系将构成对行动者有用的资本资源（1988）。科尔曼还认为，社会资本拥有共同的特征，但是，任何形式的社会资本的应用范围都可能是有限的：“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不是完全可替代的。它和某些具体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有利于这些行动的社会资本形式却可能对另一些行动无用甚至有害”（1994）。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通常是相互补充的。在这一点上，科尔曼与布迪厄的观点非常类似，尤其是他们都将社会资本看作是教育优势资源。然而，与布迪厄不同的是，科尔曼主要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的创造看作主要是非故意的过程；社会资本起作用恰恰是因为它主要产生于某些活动的其他目的，是某些活动的副产品，通常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直接的社会资本投资。另外，布迪厄使用社会资本概念表示精英团体使用他们的联系来再生产他们的特权，而科尔曼却将这个概念的范围扩展到了包括非精英团体的社会关系。
科尔曼的研究对当代社会资本的争论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他也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例如，波茨指出了科尔曼著作中的许多弱点，批评科尔曼使用了一个“相当模糊的定义”，这因此而“为人们将许多不同甚至完全矛盾的过程重新贴上社会资本的标签开辟了道路”（Portes，1998）。波茨还认为，科尔曼过于强调亲密联系，却忽视了弱联系，而弱联系可能在提供新知识和资源获取方面更为有效（1998）。
但是，无论如何，科尔曼对当前社会资本争论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帕特南认为，正是科尔曼的工作奠定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他甚至将科尔曼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作为自己对意大利公民参与研究的主要参考来源。
三、帕特南
帕特南在使其一举成名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的著作中，将社会资本概念的应用进一步扩展到更大规模的民主治理研究中。在这本书中，帕特南这样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从这个概念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以及在这个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已经超越了布迪厄、科尔曼等前辈所使用社会资本进行研究的范围。
帕特南及其他的合作伙伴们是在运用新制度主义研究方法解释现代意大利南北政府绩效差异的过程中，引入社会资本的分析范畴的。他们首先探索了经济现代化程度与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发现，仅仅将南北制度绩效上的差异归结为南北方经济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异，这个解释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虽然经济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明显与高绩效的公共制度相关，但是，这并不能表明现代性就是产生绩效的惟一原因；而且说不定正是绩效以一定的方式产生了现代性；又甚或绩效与现代性二者都受到第三个因素的影响（因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必然的）。带着这些问题，帕特南等假定，制度的实际行为受它活动于其内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从而进一步考察了制度绩效与公民生活的特性之间的关系。他们深入到意大利一千年前的历史中寻找根源，运用了大量证据有力地证明，公民生活的差异在解释制度成功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引人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概念“社会资本”。他们用这个概念来指称社会组织所具有的某种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会通过产生合作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他们发现，意大利的某些地区赋有公民活动的网络和规范，它们充满活力；而另一些地区所具有的则是一种垂直的政治结构、零碎而且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制度变迁对政治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历史及社会关系对制度的成功构成了强大的制约。
《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的最后一章专门论述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社会资本对制度成功的影响。他们应用了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等理论作为基础，首先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了信任、互惠规范以及网络等的作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要素，而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信任，他们都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正是这样的社会资本使得遵守规范的公民共同体能够解决他们的集体行动问题；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是相互加强的，他们对于自愿合作的形成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最关键因素，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产生社会信任：普遍互惠有效地限制了机会主义的行为，将导致那些经历重复互惠的人之间的信任水平增加，而稠密的社会交换网络将增加游戏理论中所说的关系的重复和联系，从而也将增加社会信任水平。最后，帕特南等指出，大力发展社会资本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一条捷径，社会资本是使民主得以运转起来的关键因素，但是，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它需要很长的历史时间。
到目前为止，帕特南所做过的两项工作引起了广泛注意：（1）也就是上述的对意大利南部和北部政府绩效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1993）；（2）对美国社会资本的下降研究（2000）。在这两项工作中，帕特南将社会资本思想与公民组织和志愿组织对政治参与和有效治理联系在一起。从他的这两项引起广泛注意但也带来很多批评的工作中，诺利斯将帕特南最主要的理论思想归纳为三点。
第一，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社会合作至关重要：体现在公民社会中的水平网络以及与这些联系结合在一起的规范和价值既产生私人产品也创造公共产品，它们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对整个社会都将有非常重要的结果。尤其是朋友、同事以及邻里网络通常以相互义务和责任的形式与普遍互惠规范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密集的联系培育了合作创造集体产品的条件。由个人联系和朋友纽带产生的共同的理解、默许的规则、共享的程序以及社会信任等被认为可以使人更容易为了相互利益而在将来合作。由于社会联系为个人和群体产生将来的价值，因此，网络被认为是一种投资形式，如同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帕特南认为，公民社会组织如工会、教堂以及社区团体等在社会资本的生产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弥合社会裂缝，整合不同背景和价值观的人们，促进如宽容、合作和互惠等“心智习惯”，并从而有利于亲密的、丰富的、活跃的社会基础形成。
这一点带来很多争论和批评。最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来自波茨。为了论证社会资本并不像帕特南所说那样有那么积极的效果，他提出了消极社会资本的概念，并认为社会资本至少有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差异[①]。波茨详细论证说，过于亲密的社会网络具有封闭性，这样的社会资本为网络内成员带来强大利益的同时，也限制了网络外成员进入并获得社会资本的机会。不仅如此，也造成对团体成员本身要求过多，限制过多，阻碍了他们的创新精神等等。其实，帕特南承认“桥梁”网络（briding networks）和“联系”网络（bonding networks）的区别：前者是包容的和开放的，因此异质群体之间能够建立联系，而后者却排斥外来者。正如帕特南自己所承认的，与金融资本既能用于购买面包也能用于购买枪支一样，社会网络的功能也存在严重的偏离：网络也能以一种对社会有消极后果的方式将团体连接起来，黑手党组织、哥伦比亚毒品组织的紧密网络都是例子。对此，帕特南的解释是，引导社会资本的积极力量并培育“桥梁的”或包容性的网络的挑战依然存在。
此外，也有人认为，既然社会资本的价值存在于人们的关系中，那么，对于社会资本的测量就必须是社会层次，而不是个人层次，而且社会资本也不像金融投资或教育投资那样明显，而是更加含糊不清。为此，甚至有些经济学家如阿罗（Arrow）对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术语持保留意见。
第二，社会资本对民主有重要结果：公民社会可以促进社会资本；反过来，社会资本（从公民社会中产生的社会网络和文化规范）又可以促进政治参与和善治（good governance）。帕特南比其他社会资本理论家更引起人们关注和争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帕特南比其他的理论家走得更远：他认为社会资本有重要的政治结果。从他对意大利地区政府的分析中，帕特南认为，丰富密集的组织联系以及繁荣的公民社会促进有效的治理。帕特南指出，虽然从理论上还没有完全找到说明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原因，但是，可以认为，就是因为组织具有内部效应，能将如合作和共同的责任等规范和价值观灌输给组织成员，从而产生广泛的外部政治效应，这也正是多元主义者一直强调的。帕特南认为，在社会资本富足的民主国家，警戒的公民更可能让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对他们的行为负责，而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也更可能会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公民社会和公民规范通过鼓励政治讨论和传播选举结果等方式加强了公民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帕特南推理说，如果代议制政府是有效率的，那么，这将增加公众对司法等制度运转的信任，而且可以将这种对政治体制的支持最大化。好政府可以培育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强联系，促进产生公民参与和参与民主的支持条件。
对于这一点，波茨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帕特南观点中存在根本的逻辑循环论证问题：社会资本作为共同体和民族的特征，同时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波茨举例说，社会资本导致了像经济发展以及减少犯罪这样的积极结果，而之所以社会资本存在也是因为经济发展良好等；那些治理良好、经济发展的城市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社会资本，贫困城市则缺乏这种公民美德。波茨还分析了帕特南观点中存在这种同义反复现象的原因：（1）帕特南的社会资本定义是从结果开始的；（2）试图解释所有的可以看到的差别[②]。波茨还指出，要避免这种逻辑循环论证现象，则应该做到：首先，要在理论上和实证上把概念的定义与它指称的结果分开；其次，在指向上要有所控制，这样可以在证明中使社会资本的存在先于它可能产生的结果；第三，要控制其他的、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及其指称的结果的因素；最后，要全面认识到共同体的社会资本的历史来源[③]。
第三，战后美国社会的社会资本已经下降。帕特南是在他的《独自打保龄球》这本书中提出这一结论的。帕特南认为有多种原因导致了这种结果，例如，时间和金钱的压力；但是，就是技术和媒体的变化，尤其是作为美国人休闲活动主要来源的电视娱乐的增加，才是需要对美国的社会联系以及公民参与的减少负责任的罪魁祸首[④]。他认为，在50年代的美国，人们的休闲渐渐地从以去电影剧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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