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意味着到2060年我国经济社会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与二氧化碳移除量相等。达成这一目标应当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继续加大力度，减少人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二是针对无法减少的碳排放，通过负排放技术等进行移除。《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将在2021年7月1日正式实施，这个评价方案的发布及施行，将深刻影响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开展及业务重点。评价方案适用于3家政策性银行、6家国有大行、12家股份行以及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和江苏银行在内的24家银行。为备战这一方案的落地，不少银行已在绿色金融业务发展、资产配置策略及其架构设置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本文只从信贷投放和碳中和角度探讨银行业务转型的着力点和抓手，笔者以为，碳中和背景下银行要把握好信贷投放方向，正确定位信贷投放策略，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
处理好碳排放和碳吸收的关系
首先，银行信贷投放应当重点支持减少碳排放重点行业和领域。2019年，我国CO2总排放量达到98.26亿吨，主要贡献在发电端和消费端两个方面，其中发电端占比约为47%，消费端占比约为53%。这就意味着要控制CO2总量，实现减排目标，必须构建两端同时发力的控制机制。发电端主要增加非碳发电占比，消费端主要解决电力替代、氢能替代和地势替代等方面。
在减少碳排放方面，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与建筑部门是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这些部门的低碳化发展将是我国实现长期碳中和目标的关键。能源部门是二氧化碳排放的直接来源，低碳化发展主要涉及到四个方面：一是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二是智能电网与储能技术的发展；三是氢能源等除电力以外的二次清洁能源的发展；四是能源行业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发展。工业部门的低碳化发展同样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提高工业能效并加速电气化进程来减少能源相关的工业排放；二是创新低碳工艺而减少工业过程碳排放；三是通过工业碳捕获与封存或利用（CCS和CCU）技术的应用实现净零排放；四是发展循环经济，提升原材料回收利用率，缩短工业工艺流程。建筑是能源消耗的重要载体，在我国，建筑行业碳排放占到了近五分之一的比例。建筑行业的低碳化发展需要加快推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的发展，一方面新建建筑需要符合绿色建筑标准，另一方面老旧小区改造需兼顾绿色化要求。交通运输行业的低碳化发展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新能源汽车、电池与相关基础设施的发展；二是零碳替代燃料的利用；三是通过数字技术提升整体运输效率。
其次，银行信贷政策应当向“负排放”技术创新领域倾斜。在负排放方面，二氧化碳负排放可以通过加强自然碳汇、采用碳捕获与封存（CCS）等技术手段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加强自然碳汇主要是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植被恢复等措施，实现负排放的过程。除了自然碳汇外，其他负排放措施还包括生物质能-碳捕获和封存（BECCS）、直接空气碳捕获和封存（DACCS）技术、生物炭、增强风化、海洋碱化和海洋施肥等。但目前绝大部分的负排放技术都处于发展初期阶段，成本较高，有效性也尚待验证。这些不确定性风险防范，应当纳入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及全流程风险管理过程中去解决。
2.
处理好信贷投放与气候环境风险关系
银行业金融机构越来越受到气候相关风险的影响。气候相关风险主要包括物理风险、转型风险和责任风险三类。所谓转型风险是指快速低碳转型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包括政策变化、技术突破或限制、以及市场偏好和社会规范的转变等。转型风险更多体现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方面，银行向业务模式不符合低碳要求的公司提供贷款，他们蒙受损失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如由于政策行动、技术变革以及消费者和投资者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支持，大量化石能源燃料储备面临搁浅风险，化石燃料公司可能会面临收益下降、业务中断、融资成本上升的不确定性。
商业银行需要加强气候风险管理和披露。为了应对日益凸显的气候风险，银行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加强自身的气候风险管理：
一是降低高碳资产配置。化石燃料可能成为搁浅资产的风险，促使国际银行业对煤炭开采和煤电领域的融资限制不断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参与者，一方面，有责任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煤电等资产可能成为搁浅资产的风险，使得银行对煤炭开采和电力领域的融资限制不断加强。权威金融研究机构披露，如果银行继续向煤电提供贷款，在未来10年煤电行业贷款的不良率或违约概率会从现在的2%左右上升到10年后的20%以上。事实上2019年全球已有超过100家主要金融机构撤离动力煤领域，并制定了正式的动力煤开采以及燃煤电厂限制政策，这些金融机构包括公共开发银行、国家发展金融机构、出口信贷机构、私人银行和保险公司，囊括了前40大全球性银行和20家全球主要保险机构中的40%。《2020银行业气候变化化石燃料融资报告》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银行中有超过70%的银行有限制煤炭融资的政策，越来越多的银行也开始限制对部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融资。2016-2019年间，前30名煤矿企业的融资额下降了6%，前30名煤电公司的融资额缩水了13%。
二是银行信贷投放应当建立气候环境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随着金融监管机构对气候风险的关注，以及银行对气候风险认识的逐渐加强，银行将逐渐建设全面的气候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近期欧洲央行与欧盟成员国国家主管部门近期共同起草了《气候环境风险指南（草案稿）》，《指南》对欧洲银行体系应对气候环境风险提出更高要求。借鉴欧盟的此指南，更多银行将气候环境风险管理纳入银行的商业战略和商业决策，逐步建立气候环境风险管理相关的政策、制度和流程，明确风险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职责分工，开展气候环境的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建设全面的气候环境风险管理体系，不断提高银行气候环境风险的管理能力。如开展重点行业的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并将测试结果应用于信用准入和风险管理之中。
三是加强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气候信息披露将有助于银行评估和管理气候风险。实践方面，首先要学习和创新气候信息测算与披露方法学，进行信贷和投资等银行主要资产碳强度的信息披露。国际上，部分金融机构以协调融资排放量的核算为目标建立了碳核算金融合作伙伴关系（PCAF），目标是标准化投融资排放的核算和披露，并协助金融部门与《巴黎气候协议》保持一致。在国内，兴业研究构建了一个综合的指标——信贷碳强度，即每新增一单位信贷投放将引致多少单位的完全二氧化碳排放量，该指标并不区分绿色信贷与“非绿”信贷，主要测算依据是信贷投放行业的碳足迹，反映的是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综合碳排放效率。对气候信息等重点领域多进行主动披露，除了每年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外，商业银行还可以对绿色金融业务、气候、环境风险管理等不定期做专门的详细与特色披露，通过不断提升银行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金融的透明度。
3.
处理好碳中和政策和碳中和市场化的关系
所谓绿色金融一般来说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市场化金融。从商业性金融的视角分析，就是讲究所谓“赤道原则”，它的推行是以商业性金融主体的自愿为基础的，商业性金融它有“在商言商”的一套行为逻辑，强调自愿。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更多注重社会责任，更多注重社会责任所要求的绿色化。二是政策性金融。大量的绿色金融、小微金融、普惠金融等等，都是在政策性金融轨道上的具体金融业态。相对于市场化金融，政策性金融，具有其独特的和政策色彩和一些机制和制度安排特征。
两种金融业态，功能作用方面必然是有主有次，市场化金融要求哪些项目风险度低，回报率高，银行愿意更多地把资源配上去，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很好机制，可以使直接效益比较高的项目得到更多的支持，但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政策性金融的特点，不以财务报表的直接效益或其安全性为主要目标，更多的是考虑超越一般商业原则的政策需要。这两种形式都不能简单地来做相互否定，两者的内在逻辑各有侧重，我们必须遵循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认清他们两者的共同点，还要特别正确地认识他们必然的区别。碳中和背景下的绿色金融，其本质是一种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导的金融模式。银行应当把碳中和提升到更多超越商业利益的社会责任高度上来理解，但是必须同时兼顾商业银行趋利避险的市场化内化逻辑要求。
4.
处理好碳中和过度投放和投放不足的关系
碳中和，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大势所趋，商业银行乘势而上是明智之举。一方面低碳信贷比重必须达到一定标准，这不仅是监管方面的要求，也是银行转型发展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过程，也是我国产业升级和绿色金融市场化的过程。其中的市场化等风险不言而喻。如果银行用力过猛、一拥而上，就容易出大问题。08年光伏产业的教训异常深刻，当年4万亿财政及金融的大水漫灌，活生活到把一个好端端的光伏产业催生成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当年的主要政策背景是强调产业升级、节能降耗，政策及银行共同作用，催生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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