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名泽：老庄的思维特征及其影响述评

摘要：老子的史官身份使他的理论路径为从抽象到抽象、从间接经验到理论路径，是比较明显的综合、归纳、整理性思维，具有整体观念、全局意识。这种思维方式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带来一定程度的浮夸学风，夸大学术中的马太效应。过分重视哲学思辨甚或是直觉顿悟，脱离社会和自然现实，忽视实验等分析方法的应用会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庄子的出身和职业使其思维具有明显的形象思维特征，走从理论到具体在到理论的思维路径，这对我国古代科技发展尤其是我国传统农学思想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老庄  思维特征  影响  述评

老庄道家成为诸子中的主要学派之后，学界就开始对其进行不同角度的研究，在我国古代，研究老子的最早论著应首推韩非的《解老》、《喻老》两篇。从此，有对老庄身份探寻的，有对老庄思想进行探寻的，有注释老庄的，有从文学的角度研究的、又从美学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研究的、有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的，有从历史的角度，还有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老庄的，总之，老庄研究一直绵延不断，研究视角日益丰富。例如，战国时的老聃弟子、稷下学宫等人的研究，秦汉时期的注释，魏晋玄学、隋唐时期的重玄学、宋元时期除常见的“注解”以外，尚有“音训”、“集注”、“考订”、“辑佚”、“抄录”、“杂论”、“专论”、“点评”，十分灵活。明清王夫之、魏源、陆星西、方以智的总结。所以又有人对中国老庄研究的历史进行研究，使中国的老学史、庄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存在，例如，熊铁基的《中国老学史》、《中国庄学史》等。但从思维的角度研究老庄的文献似乎不多，目前明确显示是从思维角度研究老庄的书籍只有顾文炳的《庄子思维模式新论》，研究老子思维的书籍不可见。但有些研究资料中涉及到了老子庄子思维模式及其特征。例如，熊铁基先生的《中国老学史》、《中国庄学史》就暗含着对老庄思维特征的探讨，只是不曾用到“思维模式”和“思维特征”两个名词。魏义霞教授的《七子视界——先秦哲学研究》和束景南的《论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中就明确用到“庄子思维特征”这个词，但唯一遗憾的是它们并没有具体说明老庄思维模式，只指明庄子带有“明显的古代哲学的思维特征”和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老庄思维模式及其特征进行一次浅显的明说，请大家斧正。

一、《老子》的思维特征及其体现

陆永品在其《老庄研究》中依班固之言将老子视为“道家的第二代，是经过蜕变后的道家”。后学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在老子之前并无私人著作。还可以从陆永品本人的观点看出其毛病，他说“老子是我国第一个哲学家”，这可以《庄子》的记载为证，《庄子》在其内外篇中记载大哲学家孔子问道于老子的事实有八次之多，我们由此可见老子确实是在孔子之前的大思想家，同时也因为老子是第一个将原来早已存在于殷商文字中的“道”上升到哲学高度、赋予“道”哲学意义的人，所以，老子以前即使提到“道”，也仅仅是就“道”的本意而言的，老子以前的“道论”至少没有《老子》那么体系化、哲学化，因而不能构成一个学派，所以可以说老子是道家的始祖。从《老子》本身来看，它多“对字协韵”的韵文，是我国最早的富有哲理性的散文诗，是哲学著作和诸子散文的结合体，其主旨为修道之书，具有“辞简而要，旨深而远，包络天地，玄同造化”的特点。《老子》的哲学思想以“道论”也就是《庄子》中所说的“道术”为主体，主要内容为具有“天命论”唯心主义思想的“天道”观，具有极度颓废悲观人生哲学的“人道”观，具有朴素朦胧唯物主义和虚无缥缈的神秘主义“自然道”观。其认识论具有明显的辩证法、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并存的思想，所以《老子》的哲学思想是相当复杂的。当然，他的这种严密而又成体系理论上升也并非空穴来风，不仅与他本人作为史官的身份有关，而且与其总结和锤炼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相关，可以说老子的“明道之学”体系是老子“述古”的结果，是对“无为”等古代思想的总结和发展，是古代“道”论而不是道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因此我们可以说，《老子》或者《道德经》中的思维模式明显是从理论到理论或者说是从抽象到抽象、从间接经验到理论路径，是比较明显的综合、归纳、整理性思维，具有整体观念、全局意识。

在先秦文献中记载和称引老子的不多，只有《庄子》、《韩非子》和《礼记·曾子问》，到了汉代司马迁时才在《史记》中系统记载。所以后人研究老子主要是依据以上资料。《庄子·天道》中记载说“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老子乃周朝史官这一历史事实，正是由于这一历史事实的存在，才使老子博览史书，为他撰写《道德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史官之职也使他脱离社会现实，致使他撰写道德经只能依据古籍行文，这就是《道德经》几乎全文引用古籍之因，老子在其《道德经》第十四章中也曾明确提出行文路径：“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除此之外，《道德经》文中不乏“古之善为士者”、“是以圣人曰”、“故人曰”等语句，这些都表明了老子从理论到理论的思维路径。熊铁基先生在其《中国老学史》中说：“大多是解释和引用古人之说。因此，《老子》中引用了不少古人、古书之说，有的明白标出了，有的未标明但原文相同”。具体的例子有：二十二章中的“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四十一章中的“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五十七章中的“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六十九章中的“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当然，老子在撰写《道德经》时对儒家经典也经常引用，例如《道德经》中的“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就是模仿《诗经》中的“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等诗句而成。与《周书》中的“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句子极为类似。《道德经》中的“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就是根据《尚书》中的“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思想来的。除此之外，黄钊在其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中提出《道德经》还继承了《金人铭》思想，对《道德经》和《金人铭》的思想做了十个方面的比较。《道德经》不仅引用古籍原话，而且总结和发展古籍思想，在此总结的基础上提出自己许多的观点，例如，老子总结我国早已存在的阴阳五行学说、气本论思想、天道思想提出道为万物之本原观。《老子》的“无为”思想也并非其首创，也来源于《诗经》中的“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老子》中的贵柔、去私、恶盈思想也来源于《诗经·大雅·崧高》中的“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和《烝民》中的“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并参考《易传》中的刚柔关系提出以柔克刚思想，也根据《易经》中的顺天思想提出“顺自然”思想。《老子》的辩证法思想主要是依据《夏小正》中的三才关系思想、统一性思想以及因时因地因物制宜思想，《易经》中的对立统一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观和事物发展变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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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19 03:47:32

二、《老子》思维的影响
《老子》一书“承先启后”。其承先表现为“五千多格言警句，有不少观念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虽然许多文字都可以说是古已有之，有所继承，但它的承先有总结，有创造，有发展，引古人古书之言形成自己的一个体系”[ 同上书，第61页。]。又如詹剑峰先生所言：“他的哲学亦非绝无依傍的，他是吸收先民中唯物的辩证的思想，创造性地组成了一个精密的体系”[ 詹剑锋：《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页。]。两位先辈对《老子》一书的评价，其共同点在于说明《老子》成书在于引用和吸收先民的思想。所以从《老子》的思维方法上看具有从抽象、间接经验到理论，或者说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思维特征。这种方法的“启后”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老子》重视对先民理论的锤炼和总结，尤其是对原来已有经典语句的引用，这一方面对传承传统文化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自己的文章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这对后人从事科学研究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但是这种方法也明显的带来了浮夸学风，所以我国后来的文章很多存在全文引用或者摘抄前人文章的现象，尤其是道教产生以后，其许多经典都有过分崇拜前人思想，雷同或者伪造之风，这既不利于树立良好的学风，对于科学研究中的马太效应产生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②过分重视哲学思辨甚或是直觉顿悟的方法虽然有助于建立完备的形而上学体系和辩证法思维、认清人的思维过程和摸索一些有益的认识方法，但同时也会导致科学研究往往会脱离社会和自然现实，忽视实验等分析方法的应用，这种方法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来说可行，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来说虽有一定的思维启发作用，但总体而言会阻碍演绎、类比、统计等思维方式和分析、实验、观察等科学方法的产生和应用。
③从间接经验出发建立理论体系，往往会产生忽视现实和技术的弊端，使该理论体系仅仅停留在玄思上，这对人的思维可能有很大的帮助，但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后人认为《老子》中存在“术”的意义，但本人人文，《老子》中的“术”也仅仅是认识方法之术，虽然提到“却走马以粪”，这并不是具体的农术。虽然提到“舟舆”、“埏埴以为器、朴散则为器”、“什伯之器”，但主要是为了说明“有机械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有机心则纯白不备”，反对对“器”的使用。所以不管《老子》中存在的所谓治国之术，还是治身之术，均对人的行动不会有实际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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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庄子》的思维特征及其体现
庄子是道家学派第二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西汉司马迁作《史记》时将其与老子合称为老庄，尤其是《淮南子·述略》中正式使用老庄一词，可见庄子在道家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从庄子思想来源看，庄子主要是继承和发扬老子思想。首先，庄子甚赞推崇老子，视老子为“耆艾”。在其文中详细记载了老子的身世和引用老子文章，“《庄子》书中称引老子者有19处。显然提到老聃和老子的有16处”[ 熊铁基、马良怀：《中国老学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其次，庄子以老子思想为基础阐述自己的理论体系，将老子思想发扬光大。当然，这种继承和发扬阐述又是对老子思想的辩证否定，使庄子的思想既同于老子思想，又异于老子思想。从庄子的思维方式看，他一改老子那种从间接经验到理论的方式，运用理论或者间接经验与实际观察并举的方式进行思辨和写作，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庄子的思维特征为观察和引用相结合到理论路径，即理论到具体事物再到理论的思维路径：首先是以老子思想为基础，然后再在具体事物和活动中去体道证道悟道，再通过具体事物说明自己已经悟出之道。很明显庄子思维不同老子思维之处就在于以具体事物为纽带将老子之道和庄子之道紧密联合起来。关于庄子的思维，庄子自己在其文中也有所说明，在《天下》篇中，庄子已用“道术”和“方术”来划分当时的学术，并且已经给了他们分别定义，“所谓道术，包含着‘天地之美’，包含着‘万物之理’，即‘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所谓方术则仅仅得其一偏，是‘各得一察以自好’，而且还‘往而不返’，不知道回头，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所以方术乃‘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潘建荣：《庄子故里考辨》[M]，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第4页。]。我们由此观之，道术包含的是一种综合、归纳、整理性思维，整体观念、全局意识。而道术则体现的是一种分析、演绎性思维，在于把握事物的某一个方面的特征。并且，《天下》篇还明确指出““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道术在六经中”[ 同上书同页。]。所以庄子的思维就在于“道术”与“方术”并举。
《庄子》这种思维路径的产生是与其身世和生活时代密不可分的。从最早记录庄子身世的《史记》来看，庄子，名周，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一生只做过宋国蒙县的漆园小吏，只管事物，不管政治，所以庄子的思想不会像老子那样受到政治或者社会伦理道德或已有知识的过多约束，语言比较正统，严肃，虽然带有玄思性的理论水平不如老子，但思想自由广阔，自然优美，通俗易懂。尤其是庄子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对他影响甚深，庄子生活在孟渚泽，下湖泛舟捕鱼、仰卧静观蓝天，耳听鸟语、鼻闻花香是经常之事，所以与大自然有着十分亲密的接触，养成了遐思与自由的品性，这种品性在庄子的作品中就表现为超脱和缥缈。他在陈夏千亩漆的贵族官营漆园里为官，“正如孔子做委吏与乘田。但漆园究竟是青绿的树林，更与天地自然生意相接触，没有多少尘俗的沉杂”[ 钱穆：《庄老通辨》[M]，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页。]。所以文中多大自然之草木花鸟禽兽以及人类所使用的各种工具，所生产的物质，他借助这些具体的物质去明自己心中所需说明之“道”，同时还借完整的寓言故事、重言、卮言明心中之道，自己所说的正如以“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来曲折反映他的思想，所以从文学角度看，这种思维路径表现为议论和描写、说明相结合，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庄子》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散文，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哲理性散文。我们理解《庄子》中的意境也须“把眼界放活，则抑扬进退，虚实反正，俱无定极。惟跟着神气之轻重伸缩寻觅去，才能大叩大鸣，小叩小鸣”[ 见胡文英的《庄子独见·读庄针度》。转引自陆永品：《老庄研究》[M]，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从上文来看，道家虽然将老庄并列，但两人探讨的内容之间是存在很大差别的。这种差别表现在道论和认识方法上。老子的道“本体论和宇宙论意味比较浓中，而庄子中的“道”与老子之“道”不同，他在老子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例如，老子视“道”为“有、无”，为万物之始，庄子认为“道”为“未始有物者”，所以他说“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庄子之“道”的主要特色在于庄子将“人道”转化为心灵的境界。老子特别强调‘道’的无为、不争、柔弱、处后、谦下等特性以及这些特性在社会活动中的策略性意义。庄子则全然抛弃这些概念和策略，但求精神上的超越”[ 陈鼓应、白奚：《老子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页。]。庄子论道的方法从文中来看，主要是使用寓言和重言故事，主要有神话和一般的寓言故事两种，例如，《则阳》中柏矩哭齐之“罪人”的故事和封人为禾的故事，《天道》中轮扁斫轮的故事，《列御寇》中曹商使秦和庄周薄葬的故事，《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寓言，《至乐》中庄周梦髑髅寓言，《应帝王》中的儵忽凿窍寓言故事，《盗跖》中的孔子见盗跖的寓言，《外物》中庄周向监河侯借粮的故事，《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天子方》中宋元君邀众史画图、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和庄子见鲁哀公谈鲁儒的寓言，《让王》中舜以天下让善卷的寓言，《徐无鬼》中徐无鬼见武侯的寓言，《外物》中儒以诗礼发冢、任公子为大钩巨缁的故事，《逍遥游》中的鲲鹏展翅图南，《达生》中的孔子观于吕梁，《秋水》中的惠子相梁，《大宗师》中用了七则寓言：南伯子葵、子祀子舆、子桑户、孟孙才、意而子、颜回、子舆与子桑有。庄子论道的主要目的在于“如何拓展主体的内在生命，实现宇宙之‘我’的理想”[ 同上书，第277页。]，对这种拓展方法的探讨是《庄子》与《老子》的最大差异，也正是对这种方法的探讨显示出庄子的现实意义。当然也主要是受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影响，内心“以自然为宗”“以自然为美”所致。庄子认为达到“道”这种人生最高境界，其方法是[ 参见：陈鼓应、白奚：《老子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283页。]：首先，要破除形躯和自我中心以及内在情绪的局限，其次，要破除功名利禄富贵声誉等外在因素的蔽障，否则会玩物丧志。再次，要了解宇宙和万物变化正如《庄子·秋水篇》中所说的的“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的真相，要培养死生如一的心态。最后，要保持心灵的凝聚状态，他用三则寓言具体说明保持这种凝聚状态的方法：《达生》篇中的佝偻承蜩，《知北游》中的大马捶钩，《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还在《人间世》和《大宗师》中提出了心斋和坐忘两种得“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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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19 03:48:21

四、《庄子》思维的影响
前文已述，老子是我国第一个哲学家，第一次将“道”上升到哲学地位并进行了详细论证，老子的“道”论为后来的儒家、道家等诸子学派所继承，成为后来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哲学的核心部分，也使道家哲学占有中国哲学史的主干地位。庄子也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论的内容，就其继承来说，庄子的“道”论主旨仍以老子“道”论的主旨为主，通篇不离自然、无为等思想。《庄子》的变化主要是把老子之“道”明显分为“天道”和“人道”两部分，并走出了老子的以哲学为主旨的“人道”论，以具体的寓言事例和现实事物对“人道”进行了具体论证，也提出了不同于老子的修道方法。这些变化是庄子的思维亮点，这些转变对庄子本人、对后来的道家、对后来的道教均产生功不可没的影响。
对庄子本人的作用而言，“首先从客观存在，即从现实生活出发的”的写作思想，导致他使用“寓言故事和描写，通过社会现实生活和客观存在的自然事物”[ 陶白：《略论庄子的文艺思想》[J]，《光明日报》，1980年7月16日。]来表达他的哲学思想。这些故事和描写使《庄子》具有通俗易懂，意境恢弘，贴近生活的优点，这样得到了各阶层民众的的喜爱，尤其是迎合了下层百姓的心理需求，广大百姓一睹为快，争相收藏，这种收藏也使《庄子》在焚书坑儒的过程中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同时庄子也通过具体的故事和客观现实事物的描写凸显其重“术”的思想，虽然这种“术”主要是指修炼身心之“术”，但这种重“术”思想就不仅仅使《庄子》具有道术的韵味了，我们似乎可以说这种“术”可以泛指“技术”了，首先就身心修炼之“术”而言，《庄子》提出“隐士”一词，提倡隐居生活，主张迁居山中，远离人世，以便于达到“心斋”、“坐忘”的境界。其次这种重视对客观事物的考察和描写，也使《庄子》对当时的主要经济形态——农业做出了贡献，虽然庄子本人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后人不会忘记其对农业技术的贡献。根据《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整理，《庄子》中与农业有关的语句至少有20处之多，《庄子》通篇不离草木，可以说是一部农业技术哲学论文。庄子在文中提出以下技术思想：《盗跖》中说“昼拾橡粟，暮栖木上”反映了我国“正在形成中的人”的经济生活。同篇中记载神农氏教人开始纺织技术说：“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一方面说明了神农氏的农业贡献，另一方面也医药、制陶、农具制造纺织等手工业的起源。《让王篇》记载了我国春秋战国时“垄上曰亩，垄中曰畎”的垄作和条播技术。先秦文献中提到作为农具犁的，仅见于《管子》中的《乘马》和《轻重甲》两篇，古代注家直接训为犁的有《胠箧》：“耒耨之所刺”，释文引李巡注：“耒，犁也”[ 转引自：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农业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第99页。]。《天下》载“禹亲操橐耜”。在《天地》篇中首次记载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先进的提水机械“桔槔”，《天地》和《天运》描绘其特点和功能说“引之则俯，舍之则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工多”。这是对农业生产工具的重视。《则阳》提出“深其耕而熟耰之”的耕作技术。其中的“昔予为禾，耕而鲁莽之，则其实亦鲁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予终年厌飧”。说明了精耕细作、集约经营、注重高产的思想。从《天地》篇中载子贡“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释文引李巡曰“菜蔬曰圃，埒中曰畦”。其中埒是田埂，四周围以田埂的农田正是一种低畦，是便于灌溉的农田结构，说明低畦农田已经出现。在《庚桑楚》中还区分了鲁鸡和越鸡，它说“越鸡不能伏鹄卵，鲁鸡固能矣”。这也是人工代孵的最早记载，还记载了周宣王斗鸡的故事，说明当时的养禽业相当发达。在论马的死因时，《马蹄》说：“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指出马的死因为饲养不当，过多的加以人工干预，过度使用。还记载了用针灸火烙治疗家畜的方法。《大宗师》中说“鱼相造乎水，……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这是有关人工养鱼的较早记载，并且此句中的“池”有陂塘蓄水灌溉工程之意。尤其是《外物》提到“枯鱼之市”，说明渔业已经相当发达了，而且渔业管理也已经很成熟了，可能出现了渔业税。《山木》中所记载的螳螂捕蝉，异鹊见利忘身的故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则是我国生物防治技术的较早记载。所以，我们今人研究我国农业科技史，就不能不提到《庄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老子》，虽然其哲学影响大大超过《庄子》，但今人看来其农学贡献几乎为零。
对后来道家产生和发展的影响，“老子开创的道家学派在战国时期也分化为庄子之学和黄老之学，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学说的不同方面，将道家学派引向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前者为后世的老庄之学，成为魏晋以后道家学派的正宗和主流，后者则在战国中后期和汉初的两个阶段盛极一时，两度成为真正的显学”[ 白奚：《先秦哲学沉思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庄子学派创立后与黄老之学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潜心著书，是战国时期道家的右翼，所以能在魏晋以后成为道家学派的正宗和主流，而黄老之学则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是战国时期道家的左翼，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所吸收推崇，所以，在战国和汉初成为显学。当然这两种学派之间又是互相影响的，正是两者的相互影响，才产生秦汉时期许多优秀著述。例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管子》等，这些著述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方面继承了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同时它们也效仿庄子的思维特征，从现实出发，密切关注现实社会和自然界的本来面貌，所以书中不乏一些“术”的记载，《管子》中既有齐法家思想、道家哲学论，也有养生术和阴阳五行理论，也是我国古农书之一。《吕氏春秋》中也不乏黄老养生术、治国术，更重要的也是我国古农书之一，包含大量有益的农业技术思想，是我国先秦唯一可考的农业著作。《淮南子》积极强调“络马首的作用”，写作手法与庄子极为相似，也以寓言和比兴手法详细论证徇道之必要和徇道之具体措施，尤以论证人际间的伦理道德和为政之道为甚。其他诸如田骈、慎到的法、势思想也正是以道家智慧为基础而提出的一种统治术。庄子之学到魏晋时期发展成为“玄学”，在隋唐时期，道家又大都以注释老庄之书为其主要形式，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我国儒释道三家鼎立的学术局面和丰富的传统文化，这不能不是庄子之学对我国学术的贡献和对道家的贡献。
《庄子》思维对道教的影响，东汉末年道教产生后，老子被封为道教教主，《庄子》也被奉为《南华真经》，从此《老子》、《庄子》的思想成为道教的基本教理教义，对它们的注释也成为道门人士从事理论创作的一种方法，可以说老庄的思想渗透到道教的每一篇经典中。《庄子》的知识论和语言哲学特别强调知识的无涯，强调语言的相对性和主观性，强调语言在描述事物时的缺失，所以经常以具体事物说明抽象的道理，寓言体的特征被道教经典所垂青，所以神话和故事往往也在道教经典中用来说明抽象的理论。庄子那种从现实出发并且重术的思维特征为道教重术提供了理论指导，所以道教中的外丹，养生、医药、政治管理等术均与《庄子》中崇尚“自然无为”与“络马首、穿牛鼻”相结合的思想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庄子》中的“络马首、穿牛鼻”思想正是道教重视和探索科学技术的源头之一，道教能给我国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其根源就在于此，以至于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的根底全在道教”，以至于现在对道教科技的研究成为其中的显学，并且道教科技研究的范围日益拓展。尤其是老子对外物和心之间关系的认识，主张禁物欲的思想在庄子那里看得到进一步发挥之后，庄子提出过隐士生活的具体操作方法，为我国后世的隐士阶层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庄子所提倡的那种“心斋、坐忘”修炼方法不仅成为道教内丹修炼的思想来源和基本理论基础，也称为道教隐士修炼身心的有效方式，使道家道教所提倡的修心养性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层面，虽然这种思想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对社会的“止纷”、“挫锐”、“和光”、“同尘”不无作用。正象《庄子·天下》篇所说的“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

袁名泽：广西玉林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厦门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中国古代科技。
注：本文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道教农学思想史纲要》的系列成果之一，项目号为：10XZJ0007。主持人：袁名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