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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这个人生大舞台上，各路门阀士族纷纷登台献技。然而，他们演出的戏剧，并非与士族这个耀眼光环完全同步和谐。其外表的富丽堂皇之下，往往也有些心酸尴尬，甚至悲催不幸。在一般人印象中，石崇是一位挥霍无度，极端奢侈的门阀大族。但透过表面这层光环，却能发现其人生历程的艰难曲折，甚至悲催有加。石崇一生努力去寻找各种发展途径和机会，最后终于被政治葬送了自己的生命。从而揭示出新出门阀希望通过个人打拼社会来出人头地这条人生道路的曲折复杂，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也未必如愿以偿这样的惨痛人生教训。
一、白手起家的门阀财富新贵
石崇（249－300），字季伦，小名齐奴，渤海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西晋名门豪族，“金谷二十四友”之一，西晋大司马石苞第六子。
与王、谢之类老牌门阀世家相比，石崇所出的渤海石氏家族的地位影响几乎难以望其项背。在石崇的父亲石苞之前，石氏家族几乎不为人所知。石苞年轻的时候还只是一个铁匠，经人引荐给晋景帝司马师之后，才慢慢发达起来。石苞的发迹得力于他本人的才干和政治头脑。从才干上来说，在甘露二年（257）诸葛诞反叛后，石苞率军参与平叛和平吴，立下战功。从政治头脑来说，石苞凭借两件事情成为西晋王朝开国元勋，一是高贵乡公曹髦打算讨伐司马昭时，曾找到石苞密谈，希望得到支持。没想到石苞出门就向司马昭透漏了这个消息，使司马昭及时做了准备和安排，曹髦丧身成为成济刀下之鬼。所以史载当晋室代魏后，“及禅位，苞有力焉。”；二是司马昭去世后，因当时尚未称帝，所以贾充和荀勖在是否按帝王丧礼发丧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时，是石苞明确表态：“基业如此，岂以人臣终乎！”（均见《晋书·石苞传》）于是敲定司马昭的帝王级别葬礼。
石苞凭借这些大手笔，一举成为晋室举足轻重的重臣，石氏家族也步入高门大族之列。可石苞临终前分配遗产的时候，却唯独没有给石崇这第六位儿子留下任何财物。理由是：“此儿虽小，后自能得。”石崇没有辜负父亲的预判，他很早就有过常人难有的人生抱负：
石崇每与王敦入学戏，见颜、原象而叹曰：“若与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王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语人!”（《世说新语·汰侈》）
面对王敦对自己类似子贡追逐钱财的讥讽，石崇明确表示自己的志向在于“身名俱泰”，也就是既要获得钱财，也要获得社会名誉和政治地位。这句话成为他人生目标的座右铭，他一直在这个目标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身无分文的石崇，只是凭借父亲的高位，从修武（今属河南）县令做起。因为才干出众，后来被提拔为散骑郎，迁城阳太守。太康元年（280），又因伐吴有功，被封为安阳乡侯。不过据本传记载，此后不久石崇便“以疾自解”。从史书记载来看，从这次辞官之后，石崇虽然也复出官场，而且一直混在官场，历任城阳太守、员外散骑侍郎、黄门郎。参谋灭亡吴国，获封安阳乡侯，累迁鹰扬将军、南中郎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等职，历任徐州刺史、卫尉卿职。可是留心一下他这些仕履历程，除了几次上书谏言遭到否决，有时甚至还因此遭到贬职之外，好像没什么大的作为。也就是说，石崇自己希望追求的“身名俱泰”的两个目标中，其中一个并不理想，相反倒是聚联财富方面倒是取得了巨大成功。
《晋书·石崇传》有两处提到石崇的财富状况：
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
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
两处记载似乎有某种因果关联。既然石崇没有继承任何家产，其公职俸禄也不可能达到如此富足的程度。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担任荆州刺史时那次凭借职务之便抢劫了远方商客行为，使其暴富。这笔意外横财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石崇的经济状况，实现了他父亲“后能自得”的预言，而且也使石崇的价值观念和心态发生巨大变化。从此，官场政界几乎听不到石崇的文治武功成绩，相反倒是不断传来他在奢侈生活方面的种种劣迹。《世说新语·汰侈》篇总共十二条故事，石崇一个人就占了七条，几乎成了他一个人的专篇。其他书中也有类似故事，这些故事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生活极度奢靡：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世说新语·汰侈》）
厕所是衡量一个家庭或一个社会文明或经济实力的重要窗口。一个以十几位盛装婢女列侍，名贵香味驱除异味，并且提供更换内衣的厕所，千古罕见。能够光顾这里的“客”，应非凡夫俗子，而是与王敦之类世家大族相仿佛的上流社会人士。这些人都“羞不能如厕”，其豪华奢侈程度，可见一斑。如果真有贫士到此，则更是难以适应：
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寔更往，向乃守厕婢，所进锦囊，实筹。良久不得，便行出，谓崇曰：“贫士不得如此厕。”乃如他厕。（《裴启语林》，《古小说钩沉》本）
除了刘寔的身份与上条王敦形成鲜明对照外，这篇故事还有几处颇有趣味的补充：一是刘寔误将带有豪华绛纱帐大床和持锦香囊婢女的厕所误认为石崇内室；二是那锦香囊中的“筹”，实际上就是当时作为卫生纸使用的除秽竹片；三是进入厕所的刘寔因为实在不适，竟然难以完成出恭任务，只好另换他厕。这些细节描写都充分衬托出石崇奢侈之极度夸张。
二是与其他豪族争豪比富：
王君夫以饴糒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裹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世说新语·汰侈》）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世说新语·汰侈》）
除“饴糒澳釜”和“蜡烛作炊”外，所有这些竞赛项目均非日常生活必须品，属于奢侈品。这位政治仕途无所作为的高级官员，竟然在财富方面把晋武帝的舅舅王恺比下去了。用“富可敌国”形容，恐怕也不过分。除了这次“珊瑚”事件之外，石崇还有一次“火浣布”事件把晋武帝比了下去。据《太平御览》引《晋书》，当时有外国进贡了一种火浣布（即石棉布）。物以稀为贵，晋武帝得到后欣喜异常，很快用来制作成一件衣服，穿上之后便来向石崇炫耀。结果石崇让家里五十多位奴仆全部换上这种火浣布衣服，列队欢迎晋武帝。于是“帝大惭”，很没面子地返回了。
三是奢侈生活中的残暴行为：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世说新语·汰侈》）
宋代刘辰翁对此评曰：“决无斩人劝饮，血当盈庭矣！”又有佚名评曰：“以人命为儿戏，国法何在？宜召戎狄之祸也。又曰：是时士多不检，祖车骑尚有南塘之行，又何论其斩奴乎？是皆西晋放达之风所致，以是知礼让为治国之本也。”
如同这位佚名评家所云，石崇暴敛财富，争豪炫富，不是个人个别行为，是西晋门阀士族群体放达之风。此时无论是传统世家大族子弟，还是石崇之类新暴豪族，虽然政治上还要依附皇权，但在经济上已经富可敌国，傲视王侯。生活奢侈炫富，是元康时期很多豪族世家的普遍心态和行为。这些群体爆发大户的暴富心态与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心态相比，已经从对于纯净精神世界的追求转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此时玄学从正始时期的“贵无”论转化为以裴頠、郭象为代表玄学“崇有”论，也正是这种金钱拜物思潮泛滥的思想表现。
（本文节选自宁稼雨《魏晋人物谈》之十五《石崇：财富、文学、政治之间的游走与结局》，《文史知识》2021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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