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我是1962年从西安第二十中学（原西安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的。那年时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于是乎高考也成了很困难却也很容易的事情。
记得在高考前几个月，老师在课堂上就给我们讲：今年高考可能很难，你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平时成绩一般的同学可以考虑早点去找工作，实在不行去卖冰棍儿也可以，别白费时间精力了。家在农村的不如早点返乡，别浪费家里的钱了……。老师的几句话像是突然一声闷雷，震得大家找不着北。此后，先是家在农村的同学一个个离去，家在城市的同学也有些陆续见不着了。时值招兵服役，我们班又有几个去了部队（后来还参加了中印边界反击战）。这样一个班竟作猢狲散，走了一大半，最终报名参加高考的也就二十来个。当时没有预考一说，也没有什么报考条件，只要报名就行，这也是当年参加高考的容易之处。
我父亲是从农村到城里落脚的，我算是家里第一代城里人。尽管家里经济很困难（一家九口仅靠父亲每月48.5元的工资生活），但父母对我考学充满期望，希望我能成为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于是，我也信心满满准备参加高考。但一个没想到的插曲却给了我人生不小的一击。
那是在填写高考志愿表时发生的。志愿表上要填一类院校六个、二类院校六个，我记得当时在一类院校中第一个写的是西工大，过两天我的表被打回了，说是我不能报考有关保密学校和专业，具体指出不能报西工大。这把我一下子搞蒙了，至于为什么，说是家庭关系，好像是由班干部传达的，具体也不能问也不给解释。我像一击之下泄气的皮球一样，无精打采不知所措，胡乱重填了志愿表后就无心认真备考了。其实，这种做法可能仅限于学校及专业选择。后来高考入学后得知，当年录取破天荒提出分数前面人人平等，考生一律按高考成绩排序录取。据说有些家庭有历史问题而此前一、二年都未被录取的考生，那年都被录取了。这和历史上那段时间实行“三自一包”等较宽松的政策是相吻合的。
高考前一段时间老师也不给上课了，同学三三两两自己组合复习，我记得我和沈志强（后来保送四军大）、曹任重（后来考入陕师大）三人经常在一起，有时各自看书复习，偶尔就具体习题做法交流一下，有时也闲谈一气。志愿表事件的阴影一直盘旋在脑际，一度想放弃高考，可一想到父母的殷殷之情又得勉强打起精神看书做题。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考期临近。
到了临考前一天晚上，我记得因为家里弟兄多，太拥挤热闹，就拉着大弟（他当时参加中考），每人背个书包带了个馒头一起到我的学校去了。在学校也没找到好地方，幸好当时学校扩建盖楼，楼房主体已经建好尚未装修，我们找到三楼的一间房，地上有施工留下的草帘，我俩就把草帘当褥子，头部在草帘下垫块砖睡下了。不料半夜突然起大风，因为窗子没关，被风吹得劈里啪啦地山响，把我们惊醒，只好起来一个个关好窗户又凑合睡到天亮。起来后渴了喝点自来水吃完馒头就分头去考场了。
因为没抱多大的希望，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所以高考也没感到特别紧张。好像是数、理、化、语文、政治、外语（当时是俄语），六门三天就结束了。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作文题是“雨后”和“说不怕鬼”二选一，一个适于写记叙文，另一个适于写论述文。我当时写作文是班里的能手，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点评，所以对作文一点也不怵。拿到试卷就确定写“说不怕鬼”，把帝、修、反作为鬼铺展开来，几乎一气呵成。其他各门科目则现在是毫无印象，也不知当时是怎么对付过去的。
考完之后就是等通知，一来因为对考取没有特别的企望，二来因家里穷，天天得干点活挣点小钱帮补家用，所以日子过得很快，直到有一天邮递员送来录取通知书，一看是治院建工系工民建专业（当时作为二类院校表中首选，只是看介绍上写培养建筑工程师颇有些诱惑力）。当时院子里有一个同乡的孩子在石油学院，看到我的通知书后高兴地说治院挺好，直夸我考得好，我心里才升起了一丝成就感。
1962年的高考是在前后几年中录取人数最少，升学率最低的一年。这也是为什么说这次高考困难之处。在二十中当时我们班五十多人，当年考上的也不过13个人，还是全年级考上人数最多的班，有的班才考上三、五个人。
人生在世就像在江河中划舟奋行一样，你再努力有时也经不起突如其来的风浪，而且有时一点小浪就会改变你的人生道路。和同学在一起说起当年的高考，都说如果我们不是在1962年高考，或早一年或迟一年我们的成绩就可能会考上一类院校。
人生没有假设，所有的际遇都是命运，无数的偶然就变成了必然。高考不过是人生中的一个节点，但肯定是对后来的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也是终生难忘的人生经历。
历年高考升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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