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诗歌美学

孔子关于诗歌的美学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关系甚密。我们不可就诗论诗，否则抓不住根本，难以理解其实质内容。

 通观《论语》，孔子之道的核心为“仁”，而仁之用即为礼；礼的关键在于“正名”，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是也。人若要达于诗、书、礼、乐，必先以仁为前提，《八佾》篇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见，礼、乐只是体现仁的形式。再者，孔子言诗每与礼、乐相提并论。《述而》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朱熹注曰：“诗，以理情性；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礼独言执者，以人所执守而言，非徒诵说而已也。”《泰伯》亦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此谓诗只是激发志意，而礼可以树立人的行为，并以乐成之。谈到这里，我们应该阐明诗、礼、乐三者的关系，以便明确孔子诗歌美学的本质。《学而》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意思是说，礼乐相互制约，礼必须同乐结合起来，才能和谐不乱；乐必须以礼节制，才有所立，礼乐结合则为美。《雍也》：“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无畔矣。’”此处所说的“文”，当指六经之学，包括诗。学六艺要归于礼。博学于文，在于明道；约之以礼，在于行道。只有约之以礼，才不会背叛孔子之道。《子罕》篇中颜渊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意正相发。《季氏》篇也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所以，礼是诗与乐的标准与尺度，诗与乐终究归之于礼。这样，我们理解孔子的诗论就有了一把钥匙。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为政》）关于“思无邪”历来颇多异议。何宴《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思无邪，“归于正”。邢昺《论语注疏》曰：“诗之为体，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于正，故此一句可以当之也。”朱熹曰：“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论语集注》）他还认为，“思无邪，乃是要使读诗人思无邪耳。读三百篇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故使人思无邪也。若以为作诗者思无邪，则《桑中》、《溱洧》之诗，果无邪耶？”（《朱子语类》）诸家解释都有失偏颇，原因就在于没有把“思无邪”这一结论置于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来认识。事实上，《诗经》的思想内容有正有反，三颂为正，国风中的婚恋诗为反。孔子基于“观民风，知得失，志考证”的宗旨，本着知己知彼的思想，以正为主，以反为辅，适要通之，以正制反。所谓“思无邪”是从诗的教化作用着眼的，即“立于礼”。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这里说明了诗有扶持和涵养人的性情的作用，使人的性情不至于邪。孔子所谓“放郑声”、“郑声淫”（《卫灵公》），指的并非是郑风，而是郑国的音乐，因此“无邪”与所谓的“淫奔”之诗的说法也是不相干的。理解了“思无邪”的真正内涵，也就容易理解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了。

      《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和事父事君相提并论，表达了孔子的诗为世用的思想，体现了他的政治观、伦理观。“兴”，即“感发志意”（朱熹《诗经集传》），指对读者心灵的影响。“观”，就是“观风俗之盛衰”（《毛诗集解》引郑玄注），“考见得失”（《诗集传》）。“群”，孔安国释为“群居相切磋”（《毛诗集解》引），与“兴”相通，由兴及群，感化和合。“怨”，则为“怨刺上政”（《毛诗集解》引孔安国注）。孔子论诗皆就《诗经》而言，这四种作用的基础就是“诗无邪”。因为“兴于诗”还得“立于礼”，所以兴观群怨都必须受“礼”的规范。掌握了诗“兴观群怨”的功能，就有助于事父事君。在孔子看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礼之大体，诗则为事父事君的工具。至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实际上指出了诗借鸟兽草木之名，塑造“比兴”以取义，既有科学的认识功能，又有可资遵循的法则。但孔子论诗更多偏重的是学诗与从政、修身的关系，对于怎样做诗却未直接发挥。《子路》篇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由此可知孔子十分重视诗在政治活动中的实际作用，这是春秋之世的特殊情况，所谓“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以成身文。”（《文心雕龙．明诗》）。

孔子十分赞赏子夏、子贡在理解诗时触类旁通的机敏。《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子夏由绘画之事想到“礼”，是由诗而及学。《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从孔子话中悟出义理之无穷，故引诗以明之，是由学而及诗。从这两例中可知，孔门虽设教四科，但各类相通，尤重诗的寓意。

 孔子评诗，称道“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也是从他的伦理观出发的。《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与“礼之用，和为贵”的精神一致。《诗大序》曰：“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进贤思贤之说不足取，哀乐适中是也。韶乐“尽善尽美”，合乎孔子无过与不及的中庸之道，所以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而“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阳货》）诗、乐本来理无二致，与礼无违。

孔子论诗，始终强调其社会功用，对于后来形成“文以载道”的观念有极大影响。《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指六经之学，服务于道、德、仁。很显然，孔子认为道为主，诗为辅。这种观点有其时代与阶级的根源，但孔子以诗的审美作用从属于教化作用的思想，是片面的。诗总离不开“礼”的束缚，这是一种历史的、思想的局限。

（本文为1984—1987年在武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时《论语研究》课程的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