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国籍是中国汉朝，西汉时期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由于当过长沙王太傅，故世称贾太傅，贾生，贾长沙。汉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其政论文《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等，在历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毛泽东读史专门写了两首诗咏叹贾谊。
《七律·咏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
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坠马寻常事，
何用哀伤付一生。
刘勰《文心雕龙·诸子》列举贾谊和陆贾、扬雄、刘向等八家“咸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又说：“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两汉诸子与“越世高谈，自开户牖”的先秦诸子不同，就在于“类多依採”。王充《论衡·超奇》说“汉时直言之士，皆通览之吏。”可见两汉诸子有得子先秦诸子：但汉初诸子更为接近战国诸子的风格，“西汉前期，言语欲文辞，还没多大分离。…因之西汉散文仍保持战国诸子生动自然的作风。”贾谊正是继承战国诸子余绪，而又“自成一家之文”，成为西汉散文大家。他的文章，说服力和感染力兼备，虽然讨论的是实际的政治问题，可他并不是用冷静、客观的笔调来加以论证，而是极富主观色彩，使人能感受到一个政治家的饱满热情；他的文章，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形象而昭晰，古朴而富丽，流畅而切实。我们试从三个方面加以具体论述。
(1)论辩的气势：
贾谊的散文，在论辩事理时以多种表现手法形成了强烈的气势，这是他文章的—个显著特征。
形成气势的手法之—，就是用鲜明的对比来造成积蓄气势的文章结构。
《过秦论》上篇将各种情况进行对比，是贾谊散文中典型的例子。因此我们予以重点分析。从整体结构上，贾谊把秦的盛与衰作对比。写秦当盛时，从秦孝公、惠文、武、昭襄王，直到秦始皇，都以武力征服诸侯，以至“诸侯恐惧”，“强国请伏，弱国入朝”、“威振四海”，甚至“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高，临百尺之渊以为固。良将劲驽，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 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写秦当衰时，”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前后对比，先扬后抑，因此文势突兀。
在这个总的结构中净贾谊还将六国与秦对比，借此反衬秦的强大。文章写秦孝公死后，诸侯“同盟而谋弱秦”、 “合纵缔交，相与为一”，而且不乏明君贤士，“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文章在极力渲染六国强盛之后，接着写其不堪一击的结局：“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众，仰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遁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贾谊将六国与秦对比，既衬托了秦的威势，也借此暗示了秦的灭亡恰恰是由于自身的“暴虐”。
此外，贾谊还将陈涉与合纵国对比，文章气势至此而再次跌宕一层：“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不敌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比陈涉强大的合纵国终败于秦，而作为“氓隶之人”的陈涉，“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竟然灭亡了秦族。贾谊正是通过一波三折的鲜明对比，而造成了文章忽起忽落的气势，既给读者留下思索的空间，同时也加强了论点的况服力。
《新书·瑰玮》在文章结构上也是用对比手法。文章开篇便说：
天下有瑰整于此：予民而民愈贫，衣民而民愈寒，使民
乐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县网，甚可瑰也！今有玮
术于此：夺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暖，苦民而民益乐，
使民愚而民愈不罹县网。……
下文便就这两种相反的政术进行推论，表明了重本抑末的观点。文章既具有顺流而下的气势，又具有较强的逻辑力量。
贾谊散文形成气势的手法之二，是善于运用排比和对偶的句式。
《新书·服疑》用大段的排比句来加强君臣“等级分明”的论点，文章气势如长江大河，一浪高过一浪，层层递进：
是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权力异，则事势异，则旗章
异，则符瑞异，则礼宠异，则秩禄异，则冠履异，则衣带异，
则环佩异，则车马异，则妻妾异，则泽厚异，则宫室异，则
床席异，则嚣皿异，则饮食异，则祭祀异，则死丧异。
这样的句式，不但没有堆砌之嫌，相反还显得十分精炼，其特点在于以敷陈来增强论点的说服力，而气势正产生于敷陈之中。
《 新书·五美》连用几个“地制一定”来构成排比的层次，也很有代表性：
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虑莫不王。制定之后，下无背叛之
心，上无诛伐之志，上下欢亲，诸侯顺附，故天下咸知陛下
之仁。
地制一定，则帝道还明而臣心还正，法立而不犯，令行
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启章之计不萌，细民
乡善，大臣效顺，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
地制一定，卧赤子衽席之上而天下安。待遗腹，朝委裘，
而天下不乱，社稷长安，宗庙久尊，传之后世，不知其所穷。
故当时大治，后世诵圣。
《新书·保傅》以简略的陈述句，构成意义上的排比，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力量：
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
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
贾谊使用排比句还同时与对偶的形式相结合，这在《过秦论》中尤为突出。例如称秦强大，“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称先王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
这类句式成为贾谊广泛使用的表达方式，整齐而不板滞，因为他极讲究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衔接，文章于是在整体上有波澜起伏的气势，比如《过秦论》在极力渲染秦孝公等的功业之后，中间有这样一段小小的停顿：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
文章在此略为间断一下，是为了掀起气势的另一个高潮，于是下文再写秦绐皇的强大和威力，紧接着，用“始皇既没，余威振于殊俗”一笔掠过，文章的锋芒又急转而下，写陈涉亡秦的情状。这样，文章便写得峰回路转，有助于形成气势；其间以排比对偶的句式加强逻辑的力量，使文意迭出，而又层层演进。
贾谊散文形成气势的手法之三，是使用夸张的语言。
《新书·解县》有一段表达作者报国之志的话，显出一种雄豪之气：“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然而这毕竟只是豪言壮语。最能说明贾谊善于夸张的，还是《过秦论》。
文章开篇就出语惊人，气势陡起：“秦孝公锯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文中“窥”、“席卷”、 “包举”“囊括”、“并吞”等词语，把秦孝公时的强盛形势，形容得无以复加。再看他形容秦始皇的威风：“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槁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一个天下主宰的形象跃然纸上。“吞”、“履”、“鞭笞”等语都极为生动。
高度的夸张，比具体地罗列秦如何强大的事实，要形象得多，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文学色彩，正如刘勰所说：“壮辞可得喻其真。”夸张的用语，本身就含有一股气势，贾谊把这种修辞手法运用到论说文中，文章自然显得生气勃勃。
事实上，贾谊使用夸张的语言，与对比、排比和对偶这些手法，是密切相关的，这些手法共同形成了他文章的气势。
贾谊散文在形成气势的手法上，借鉴了前人，而又有自己的创造。 我们还是以韩非子为例，作—番比较。
韩非散文有排山倒海之势，在战国诸子中颇为突出。他的文章气 势主要表现为文笔峭拔和逻辑严密，句式讲究排比、对偶，文意层层推演而又环环相扣。
《说难》大段大段地运用排比，以“如此者身危”列举各种游说人君的危难情况；《亡征》则以国家可亡的四十七种征象组织成文，通篇用“可亡也”来连缀章节，分析透辟而气势酣畅，是一篇极有特色的散文。
而《爱臣》、《主道》、《扬权》又为句式整齐对称的韵文，在韩非散文中别具一格。如《爱臣》开头一段，音韵铿锵，无异于四言诗：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
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
韩非散文善于将排比对偶的句式和利害得失的对比结合起来，文意正反相生，而以其无懈可击的严密逻辑形成不可阻遏的气势。《五蠹》集中地表达了韩非的政治思想，也最能代表他的文章风格，下面只引其中的一节，便可略见一斑：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诮之弗为动，师
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
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
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
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
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
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
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
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
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
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韩非从不同的侧面，来表达同一个中心，即信赏必罚。行文之中，以事对比，形成正反相对的“意群”。排比、对偶的句式，推波助澜，层层相因，所以文章的气势与谨严的说理相辅相成，令人无可辩驳。
贾谊的散文在形成论辩气势的手法上，显然得益于韩非子，而又自创一格，这主要是他的文章具有赋家辞气。贾谊是政论家，也是辞赋家，他的散文与辞赋参体，将辞赋的敷陈与论说文的论辩融会贯通。唐人裴度谓贾谊之文“铺陈帝王之道”，并非虚言，《过秦论》骈散相间的语言，叙述、描写的手法，造成了辞赋的风格，此所谓“作论而似赋”。然而它“弥纶群言，而研精—理”，又为论之正体，显示了贾谊的“通才”。贾谊的策疏，“激昂有奇气，颇似韩非子”，而这种“奇气”又是和语言的节奏感分不开的，如《治安策》：“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 非甚有纪，胡可谓治！”再如《论积贮疏》：“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这些辞藻对于形成激昂的气势具有重要作用，
因为语言是思想的工具，而文章风格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取决于语言风格。贾谊正是以其铿锵有力的言辞，造成了畅所欲言的沦辩气势。
(2) 充沛的情感：
贾谊政论文不仅在论辩气势上发扬了战国诸子的风格，而且在文章的情感特征上也是如此，这两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战国诸子散文理与情交融，这也是我国古代政论散文的优秀传统，即逻辑与艺术相结合，议论与情感相结合。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政论散文，总是用旺盛的热情，议论当代的政治、道德、风习等方面的问题。说理和抒情相结合，所说的理，是从生活经验中所认识到的有关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治的具体道理，不是抽象的理，所抒的情，是以自己的观点为标准，发表对现实趋势所持的态度，或对古今事物所作的估量，着眼于回答社会中发生的迫切问题，或者解决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相互之间的某些伦理问题。”(7 2)我们认为这种概括比较切合我固古代政论文传统的实际。贾谊的政论文就是在说理的过程中渗透着充沛的情感，因而他的文章既思想明晰、透辟，又有—定的感染力和文学价值。
披肝沥胆，率性直言，是其情感特征之一。
《治安策》开篇便倾注了很强烈的哀痛之情，“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这为下文的“疏举”，作了情绪上的铺垫，而且每列举一种“天下少安”的情状，便一一回应篇首：“可为痛哭者此病是也” ；“可为流涕者此也”，“可为长太息者此也”。因此全篇都笼罩着一层悲天悯人的气氛。
贾谊的悲愤如此直露，主要是为了打动人主之心。特别是他对匈奴侵扰，更显得义愤填膺，言语之间无所顾忌：“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臣窃料匈奴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一颗爱国之心，真率而坦诚，此所谓“精诚由中，故其语感动人深，“书疏文义，夺于肝心。
寓情于理，语气急迫，是其情感特征之二。
贾谊在说理时，常以感叹或疑问的诏气来引人深思，笔端饱含痛惜之情。《论积贮琉》颇为突出，如“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莫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积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显而易见，这远比舒缓、平稳的论证更能警醒人主之听，不仅以理服人，而且更能以情动人。
《治安策》以疑问和感叹陈说事理的例子也很多，对于加强文章的说服力有重要作用，设问和反问反复运用，使所说之理更为昭晰，诸如：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
“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
“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
“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
“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
“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这些疑问是贾谊指陈利害、明辨是非的点睛之笔，既令人深思，有助于论辩事理，又有口语言谈的亲切之情。
褒贬分明、情文并茂，是其情感特征之三。
贾谊在陈述政见和论点时，对所议论的现象成人物，总事褒贬分明，寄寓着强烈的爱憎感情，因而颇具文采。如写秦俗败坏的情形：
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 耰 锄，
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 誶 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
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
通过刻画这些生活细节，贾谊对秦人“遗礼义，弃仁恩”的现象表示了深恶痛绝的情感，且辞采雅洁。其它如揭露汉初富商大贾的侈靡之风、诸侯的不轨行为，都带有强烈的憎恶与不满；对于“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的耻辱，贾谊痛心疾首，而对“望烽燧而不敢卧的“斥侯”，以及“介胄而睡”的“将吏”深寄敬爱与同情。贾谊的政论文以鞭挞现实、针砭时弊为主要倾向，所以字里行间都有一种切肤之痛。对于汉天下的忧虑，使他毫不隐讳地流露自己的爱憎感情，以此为根基，他的行文，不仅辞达其意，而且文采繁富。由于他对社会生活观察细致入微，故而用语精当，其文采也便切实而不浮泛。
最后，如果我们将贾谊的“痛哭”与韩非子的“孤愤”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可以说：贾谊对时政的痛哭之情，与韩非子对现实的孤愤之情，在精神上正是—致的。韩非提倡法治，为代表旧贵族的当权重臣所忌，孤立无助，悲愤填膺。他的《孤愤》、《和氏》等篇，因而充满激愤与悲痛之情．在《孤愤》篇中，韩非对“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的情形感到极为忿懑，他悲慨“能法之士”不得听用，“处势卑贱，无党孤持”，而“当涂之人”却“使国家危削”。《和氏》以和氏献壁之难和法家吴起、商鞅的悲剧，说明法术难行、法术之士蒙危的道理，对于“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的世道予以抨击。贾谊上痛哭之策，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指出汉政权的危机，并提出自己的政见，那种忧愤的情感充满篇章，以至含有悲壮之气，这不仅表明他的“俊发”和“才颖”，也表明了他与韩非子是一脉相承的。贾谊被文帝疏远之后，仍然上疏陈政事，然而毕竟与当初那位朝中少年不同了，他在忧心如焚的情况下向文帝上治安之策，为了感悟文帝采纳他的建议，故而披肝沥胆以见真情，痛哭流涕而议国事．韩非子真实坦率、毫不掩饰地表达他的孤愤，也无疑成为贾谊的精神之师。从这个意义上说，贾谊对战国诸子尤其是韩非子关心时政、敢于直言的传统是继承并予以发扬的。
(3) 形象的譬喻：
本文于前已经论述了战国之文“比兴取象”的特征，诸子散文一般都具有形象性。贾谊的文章，继承了这一传统，也以譬喻或其它手法来说理。具体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以自然事物和社会现象譬喻说理。
贾谊对自然与社会观察深刻，善于发现事物之间的共同特征，所以在文章里时时信手拈来那些十分贴切而形象的譬喻，使道理更加明确。
在指出天下形势的危机时，贾谊用日常生活的普通道理作比：“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贾谊因此主张“早为”、而反对“毋为”。
贾谊还以疾病来譬喻诸侯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危害：“天下之势方病大 尰 。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恶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搐，身固无聊也。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弗能为已。”
再用人体与车辐喻制度：“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敢自杀不敢反，……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用舟辑喻国家：“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无维楫，中流而遇风波也，船必覆矣”；用建筑物喻君、臣与民的关系：“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用器物喻天下：“夫天下，大器也”。这些譬喻都极为浅显，但又切至情理。
其它用社会观象来譬喻的，如“胡越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也，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 贾谊以此来说明教太子的重要性，让人无可置疑。他的譬喻总是相当自然，随文意而运用自如，看似老生常谈，其实十分恰当。
第二，以寓言和历史故事说理。
寓言在贾谊的文章里不多见。他较少象战国诸子那样用大段的寓言来说明道理，偶尔为之，也类似一般的比喻。
《新书·制不定》化用了庄子“庖丁解牛”的寓言，而赋予新的含义：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割剥，皆
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
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
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
贾谊并不细致描绘屠牛坦解牛的神态、动作、技巧，而只是借此转入论辩，说明人君之术。
贾谊精通《春秋左氏传》，因而他多用历史故事来说理。
《治安策》在说明礼遇大臣的重要性时，便引用了这样一则故事：
豫让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灭之，移事智伯。及赵灭智伯，豫让衅面吞炭，必报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问豫子，豫子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故此— 豫让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节致志，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
贾谊通过豫让对两个君主不同态度的对比，紧接着得出结论“人主使然”，于是所述故事的意义昭然若揭。
在行文中引用一个历史故事来说明某一个道理，这是贾谊文章的一种手法；而另一种手法则是组合不同的历史故事来共同说明一个道理。这是贾谊的独到之处。
《新书·审微》一连用了四个故事来说理，最后得出一个共同的论点：“故明者之感奸由也早，其除乱谋也远，故邪不前达。”文中所述的卫侯、周襄王、晋文公、叔孙于奚、宓子等人，已赋予寓言人物的色彩。
《新书·春秋》以春秋时楚惠王、卫懿公、邹穆公、宋康王、晋文公、楚怀王、齐桓公以及秦二世胡亥、孙叔敖等人的故事为例，说明“仁”与治国的道理；《新书·先醒》以楚庄王、宋昭公、虢君的故事，说明君王领悟安危之理有先醒、后醒、不醒之别；《新书·谕诚》以汤、楚昭王、文王、豫让的故事，说明忧民、爱人、重士的道理。这些篇章几如历史故事集锦，然而意在言外，以比喻彼，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达相近的含义，寓主观的判断于客观的史话之中。
贾谊善于从历史故事里总结出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 以寓言和历史故事说理，是譬喻说理的高级形态，正体现了贾谊政论文理性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的特点。
第三，以富于形象的引语说理。
贾谊因为精通先秦典藉和熟悉民间口语，所以在文章里处处称引经典或诸子成语以及俗语、谚语，来为他的说理服务。俗语、谚语一 般都有很强的形象性，可谓譬喻的一个分支，而又类似格言。经典或
诸子成语，尤其是《诗经》，成为贾谊政论文的论据，这反映了他既继承战国诸子的纵横风习，而又体现了西汉散文本经立义， “类多依採”的特点。
《新书》多处称引《诗经》，成为贾谊譬喻说理的一个显著特色。
他引诗的时候，或者直接引入文中，不加解释，顺理成章，或者从诠释字句入手，从而表明他自己的观点。
前者如《等齐》篇引《诗经》：“彼都人士，狐袭黄裳”，“行归于周，万民之望”。贾谊来作任何解释，而是同时引孔子语来表明他的意思。这里，先引孔子语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后又引孔子曰：“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类而志也，则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贾谊借此说明了衣服标志君臣等级的重要性，而后自己接着说，“而此术不行，沐渎无界，可为长大(太》息者此也。”。这种说理方法，十分妥贴自然，用人若己，不啻自从口出。
贾谊引诗更多的情形是后者，由此及彼。
《新书·匈奴》引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者下注：“王者，天子也。苟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虽蛮夷戎狄， 非天子之所哉?…”从而指责匈奴不听天子之命为“大罪”。
《新书·连语》引诗：“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趋之。”下文便说，“此言左右日以善趋也，故臣以为练左右急也。”
《新书·礼》引诗：“一发五豝 ，吁嗟乎驺虞”，而后借题发挥：“ 驺 ，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天子佐舆十乘，以明贵也。贰牲而食，以优饱也。虞人翼五豝 以待一发，所以复中也。人臣于其所尊敬，不敢以节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职，而志厚尽矣。作此诗者，以其事深见良臣顺上之志也。良臣顺上之志者，可谓义也。故其叹之也长，曰‘吁嗟乎’。虽古之善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
又引诗“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此 诗原本为男女相悦慕之义，但贾谊用来喻君臣之礼：“上少报之，则下以躯偿矣；弗敢谓报，愿长以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报如此。”
又引诗“君子乐胥，受天之祜”。而后申其义：“胥者，相也。祜 ，大福也。夫忧民之忧者，民必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与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又引诗“王在灵囿，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白鸟 皓 皓 。王在灵沼，于仞鱼跃。”作者蔽之：“言德至也。圣王所在，鱼鳖禽兽犹得其所，况于人民乎！”
《容经》引诗“和鸾 雍雍 ，万福攸同”。贾谊借言圣王马行而鸾鸣的威仪，“言动以纪度，则万福之所聚也。”
再引诗：“威仪棣棣，不可选也。”下文说，“棣棣，富也。不可选，众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君道》篇引诗更多，有时还并引其它经典，列举如下：
《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言辅翼贤正，则
身必安也。又曰“弗识弗知，顺帝之则”。言士民说其德
义，则效而象之也。
《诗》曰：“经始灵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
始勿亟，庶民子来”。文王有志为台，令匠规之，民闻之者
裹粮而至，问业而作之，日日以众。故弗趋而疾，弗期而成。
《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言圣王之德也。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言士民之报也。
贾谊大量引用《诗经》作为他文章所持之故，正是先秦遗风，得于战图纵横之学。贾谊引诗，同样也是“欲文其言以达旨”，使诗成为阐发文章义理的辅助之具。
另外，贾谊还经常引用诸子或古帝王成语、民间谚语来说理，而且引语本身一般就是譬喻，因此贾谊引用起来就是喻外之喻。
《治安策》引黄帝语“日中必 熭 ，操刀必割”，意谓及时而动，贾谊以此强调削弱诸侯势力务必“早为”；引孔子语“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贾谊用来证明教太子必使正人为傅，才能使太子远恶行而“行正道”。
《新书·阶级》引谚语“欲投鼠而忌器”，贾谊接下来说：“此善喻也。鼠近于器，尚惮而勿投，恐伤器也，况乎贵大臣之近于上乎！”这里用谚语来说明礼遇大臣的道理。
《新书·连语》引谚语“前车覆而后车戒”，作者借言纣之所以失天下、而历史经验不可不察的道理。
在引用诸子成语方面，贾谊除了称引孔子语外，还在不少地方引用了管子、老子等人的话；且以管子语为多，如《治安策》所引“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论积贮疏》所引“仓廪实而知礼节”，都类似格言，成为贾谊的理论依据，与譬喻说理异曲同工。
从以上具体分析可知，贾谊称诗说理，引成语、俗语说理，在文章中相当普遍，而且成为文章内容的有机成分，这不能不说是贾谊语言风格的特色。
那么，贾谊在譬喻说理、讲究形象性这方面，与前人有何异同呢?
这里我们仍以韩非子为例，略作比较加以说明。
韩非散文的形象性，主要表现在运用比喻、寓言以及历史故事和传说这些方面。
韩非子的比喻，或以两种相反的事物同时为喻，与辩证思维结合得十分紧密，如《主道》写明君行赏“暖乎如时雨，百性利其泽”，其行罚“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显学》称“冰炭不同器而久， 寒署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
或以相似事物譬喻同一个道理，如《显学》中的—段话用试剑和相马为喻，说明实践的必要性：“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必以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而相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藏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再如《备内》，以人的不同偏好来说明后妃、夫人、太子与君王的利害关系：“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这类比喻，常与严密的逻辑推理相结合，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
或以一事喻一理，二者相得益彰，如《五蠹》“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知之患也”；《有度》：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
韩非散文中的寓言十分丰富，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形象性。
他的寓言，或者继承神话传统，以高度夸张和拟人化手法进行创作，如《说林下》中的“三虱争肥”：“三虱食，相与讼，一虱过之，曰：‘讼者奚说？’ 三虱曰：‘争肥饶之地。’ 一虱曰：‘若亦不患腊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 于是乃相与聚，咀其身而食之。彘癯，乃弗杀”。篇中还有“涸泽之蛇”、“虫有虺者”、“鸟有翢翢者”这几则同类型的寓言，都以自然之物为创作对象。
或者将抽象的哲理寓言化，如《喻老》就用十几则寓言故事来阐释老子的哲学思想，成为韩非散文中最光辉的篇章。他用“象牙楮叶”解释“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用“一鸣惊人”来解释“大器晚成，大音希声”；用“讳疾忌医”解释“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用“唇亡齿寒”解释“其安易恃，其未兆易谋”……繁富的形象， 体现了韩非子非凡的洞察力。
然而，韩非寓言最突出的成就还是在加工改造历史故事这方面。《难一》篇引用了九个故事，《难二》引用了七个故事，《储说》、《说林》更多。而《十过》论君主的十种过失，竟逐条引一则故事作为论据。他多以春秋近史人物作譬，按自己的意图来描绘，刻划历史人物的形象，已具有了寓言的性质。他把孔子塑造为法家人物，就体现了这一特点。《内储说上》有一则“鲁人烧积泽”的寓言：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
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
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袁公曰：“善。”仲
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
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
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大火已救矣。
孔子在韩非的笔下完全是—个“法术之士”了，足见韩非加工改造历史人物故事，都打上了自己思想的烙印。从而将“史”转化为“文”，成为表达某种观点的工具。
此外，韩非子也引诗和谚语，但不多见。《外储说左上》引诗“不躬不亲，庶民不信”，韩非却用来说明自己相反的观点，反对人主事必躬亲：“夫必恃人主之自躬亲，而后民德从，是则将令人主耕以为上，服战雁行也，民乃肯耕战，则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外储说右上》以晏子说齐景公引诗“虽无德于女，式歌且 舞”，而成为晏子的说辞．韩非子更倾向于用大量的历史故事和传说，来说理，所以他较少称引《诗经》．至于谚语，韩非子间或用之，也总是以历史故事来证明，如《奸劫弑臣》引谚语“厉怜王”，下文便叙列春秋时楚王病中被绞颈、庄公被射股，以及近世赵主父被饿死、齐 湣王被擢筋，以此说明“劫杀死亡之君，此其心之忧惧，形之苦痛也，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虽厉怜王可矣。”或者在引谚语的同时以另一事譬喻，如《六反》引谚语“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随后又以譬喻来说明“计之长利”道理，“夫弹痤者痛，饮药者苦。为苦备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
从韩非散文譬喻说理的特点，我们可知贾谊对韩非子的写作手法，是有所继承而又有自己的特色的。
贾谊没有像韩非子那样自己大量创作寓言，而多采用历史故事和传说来譬喻说理，以及运用浅显的比喻来说明事理。寓言在战国时期可以说已发展到顶峰，那时社会的激变和政治斗争的尖锐，成为孕育和繁荣这一文学样式的土壤；而贾谊的政论文主要是疏奏，不是为了争鸣，而意在直陈政见，他议论的中心是时变则势异这个问题，所以他“验之往古”，而“按之当今之务”，多从历史经验中领悟治乱之 理，为现实政治服务。他的文章以切合实际见长，不以“好辩”而鸣，所以他多用浅显的比喻来指明事理，使自己的观点更为昭晰。
贾谊大量称引《诗经》，这点是与韩非子不同的。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思想合流的特点，而强调儒家的礼义；他“以经生而通达治体”(8 7)对儒家经典很熟悉，又受了战国诸子纵横风习的影响，所以他常引诗为譬，证明自己的观点。
从贾谊与韩非子譬喻说理的具体分析，我们知道贾谊对前人的语言艺术，是师其手法而运用自如，以独创的内容，形成了形象而明朗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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