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对说理赋的发展

《鵩鸟赋》在贾谊辞赋中比较独特，所以我们就此专加探讨。

 这篇赋集中体现了道家消极思想对他的影响，通篇贯以老庄之道，就人生、自然、社会、历史诸端感发议论，从万物变化这一观念出发，齐生死，等万物、轻贵贱，表达乐天知命、顺其自然的思想，效法至人、真人、德人的恬淡无为、“超然自丧”。鲁迅概括《鵩鸟赋》的主旨说：“大意谓祸福纠缠，吉凶同域，生不足悦，死不足患，纵躯委命，乃与道俱，见鵩鸟细故，无足疑虑。其外死生，顺造化之旨，盖得之于庄生。”(参见《汉文学史纲要·贾谊与晁错》)

《鵩鸟赋》产生的背景是贾谊被贬之后，《汉书·贾谊传》记述：“谊为长沙傅三年，有鵩飞入谊舍，止于坐隅。鵩似鴞，不祥鸟也。谊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班固以为贾谊作此赋的目的是“伤悼”和“自广”，应该说是中肯的。贾谊受谗遭贬，政治抱负不得施展，又恰遇不祥之鸟飞入室内，引起他内心的不安，于是容易与老庄思想产生共鸣。他郁积已久的苦闷，便借此倾泄出来。这种精神现象，不独贾谊具有，在中国文学史上较为普遍，许多有政治才能的文人遭遇不幸后，就极易受道家思想的感染。这里我们不妨引述刘永济先生的—段精辟论断，以便更深刻地理解贾谊。道家，主要是庄子，“其越世之谈，遗物之趣，旷达之识，淡泊之风，与千古文心，同符合契。是以历代作者，每涉乱离，辄寄情玄远，多经忧患，则倾志虚无。”(参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谊作为—个辞赋家，以道家思想来自宽自解，这未尝不是特殊情形下的—种精神寄托。

《鵩鸟赋》的主要特点，一是以赋体说理，一是间接抒情，一是采用问答体的散文形式。

以赋体说理，采用问答式，这是从荀子《赋篇》发展而来的。《赋篇》采取结隐语的方式阐明事理，类似格言警句，而且形式上是问答体。试以其中的《礼赋》为例：

             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

     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廓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

     伯，无一焉而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文而   

      不采者舆?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舆？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    

      舆?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舆？匹夫隆之则为    

      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舆？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

      之礼。”

赋的第一部分假为隐语，问于先王；第二部分则先王重演其义而告之。一问—答，让“礼”的功用与名称相合。通篇“象物”说理，只是不  用论辩形式。但这是散文，而不是诗，所以与楚辞相比，自成一家。

贾谊受到荀子的影响，《鵩鸟赋》的主要部分都是鵩鸟的“臆对”，其实是贾谊的一种假托，借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开篇则是—段序引：

            单閼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

    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

    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    

    “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

    期。”鵩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贾谊通过叙述与描写，说明事情的缘起及此赋的意图，为鵩鸟言吉凶做铺垫。下文便是鹏鸟的回答，以忧喜聚门、吉凶同域为中心，多方面表达顺其自然的旷达思想。

《鵩鸟赋》“致辨予情理”，而且“始用鶡冠之说”，这是此赋内容上的两个特点。

  情理之辩，要害在于生死问题。贾谊以为“其生兮若浮，其死兮 若休”，“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人世间“一切都变幻莫测，贾谊因此认为得与失都是难以预料的，他举例说“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李斯游秦，身登相位，秦二世时被赵高谗毁，身伏五刑；傅说作为受刑之入，筑于傅岩，武丁用为相，这表明“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吉凶、穷达，都不可知。于是，贾谊以“至人”、“真人”、“德人”为楷模：“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德人无累，知命不忧”。

贾谊一方面表达了这些“通达”思想，另一方面也间接地表现了他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对黑暗现实不满的忿懑之情，如“贪夫徇财兮，列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从某种程度上概括地反映贾谊对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些人物的看法。《吊屈原赋》直接抒写怨愤，《鵩鸟赋》则从自我安慰的背后发牢骚。

《鵩鸟赋》化用了老庄、《鶡冠子》的不少文句。采诸子成语入赋，这是贾谊的独创。如“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这实际上本自《庄子·大宗沛》：“今—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再如“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本自《鶡冠子》：“失反为得，成反为败。吴大兵强，夫差以困。越栖会稽，勾践霸世。”这篇赋的大部分语句都有所因，，而又自成篇章，不露痕迹。正像《过秦论》以论体而参赋体一样，《鵩鸟斌》则以赋体而参论说，所以刘熙载《艺概·赋概》说：“《鵩赋》为赋之变体。即其体而通之，凡能为子书者，于赋皆自成一家。”

《鵩鸟赋》用“兮”字为语助，尚有楚辞余绪，但已不是诗体了。贾谊在辞赋的天地中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形式，从而树立了一块里程碑。

 以赋体说理，自贾谊后便形成了一种相似仿效的风气。比如扬雄作《太玄赋》，发端与贾谊敷陈《鹖冠子》语相同：“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张衡作《思玄赋》，用意则与贾谊类似，赋中有“惟天地之无穷兮，何遭遇之无常”的苦闷，但与《鵩鸟赋》不同 的是，《思玄赋》多为“不出户而知天下”的玄想，设言经历种种情境，，与《离骚》相仿，《后汉书·张衡传》称其“宣寄情志。”孙绰 的《天台山赋》，以赋说禅：“释域中之常恋，畅超然之高情”，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孙绰为才藻之士，并不以痛痒为文。至陆机《文赋》以赋体论文理，已是蔚为大观。可见，贾谊对说理赋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