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先生给研究生讲课。图据网络
中国现代历史学泰斗徐中舒先生。
对巴蜀文化颇有独到研究的著名历史学者、教授徐中舒先生，从1938年起就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四川的半个多世纪中，一直辛勤耕耘于讲坛和笔砚之间，默默地做着可贵的奉献。对于他来说，从来就没有工作日和假日的区别，晚年更是在工作室伏案拼搏，从不懈怠，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他曾对家人说：“我很幸福，到了80多岁，还是耳聪目明，我最大的奢望就是在有限的余年中，把平生积累的点滴知识系统地整理出来，留给后人参考。”遗憾的是，他的这个宏愿未能完全实现，1985年他生病住院，病榻缠绵6年，于1991年1月逝世于成都，骨灰安葬在崇州市白塔湖畔。
出类拔萃'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 史语所待了9年
1925年北京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徐中舒报名投考，第一届招收新生38名，他以第五名被录取。该研究院的办学宗旨，是“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即所谓“整理国故”。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著名学者担任导师、讲师。王国维讲授《古史新证》和《尚书》，梁启超讲授历史研究法，陈寅恪讲授佛经翻译文学，赵元任讲授语言学，李济讲授人类学和考古学。
他对王国维、梁启超、李济讲授的课程很感兴趣，特别是王国维讲古史，考证精审，见解新颖，他心领神会，更加坚定了今后要献身于这个研究方向的决心。他因有家累，只学习了一年，便提交《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的论文，毕业告归。
1929年，徐中舒被推荐前往北平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专任编辑员，两年后又升为研究员。史语所分设四组，即史学与古籍校勘学；汉语、民族语言和普通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史语所设在北海公园静心斋，环境幽美，条件完善，徐先生有此凭借，治学益加奋勉。
徐中舒在史语所历时9年，由于出色的科研成果源源涌现，深受学术界的赞许，公认他已登上第一流学者的坛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史语所由南京迁往长沙；以后再迁昆明和宜宾李庄。他在长沙会合了一家老小，并应中英庚款委员会与四川大学的协聘，辞去史语所职务，到川大历史系任教，从此与四川结下了深缘。
身世坎坷'母织作之勤恒倍他人 今思不禁为泪涔涔下
当年徐先生只身来到成都，家属则留住江津。次年上学期开课，讲授“殷周史料”。1939年暑期，川大避日寇空袭迁往峨眉山麓。徐先生赁居峨眉县城水西门内，才把家属从江津接来同住。他从县城到伏虎寺上课，路程十余华里，往来步行，因工资微薄，不敷一家八口的用度，又兼任乐山武汉大学教授，峨、乐两地相距七八十华里，前往上课也要靠步行，其时生活艰苦，可想而知。
1943年，川大迁回成都东郊九眼桥侧，他一家住留青院时，屋边有隙地，徐母还率领孙辈种菜，以省开支。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徐母因肠癌不治，殁于12月15日。这对深怀母爱的他，实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他自撰的《先妣事略》中可以充分看到他的悲痛心情：
每日辨色而兴，则使不肖起，不肖东行入学，则吾母西行入织。及薄暮，不肖归自学，则吾母归自织。入夜则一灯荧然。凡日间未竟之事，如不肖母子衣服缝治与浣濯，皆于此时为之。往往刀剪声与礁杵声相杂下。或至凌晨，鸡鸣，入息片刻即兴。吾母织作之勤，恒倍他人，每当盛夏，汗出如沈，机旁恒置水一盆，巾一方，汗下则出巾自拭，闲时绞之，遇若小雨淅淅自檐溜间下注于盆。及今思之，其艰辛之状，不禁为泪涔涔下也。
徐中舒，1898年10月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盛唐山下的月形山。徐家是一个大族，在月形山聚族而居，故人们也把此地称为徐家坂。
徐中舒的父亲徐家文，系贫苦农民，后外出学木工，擅长雕花。1900年在大通县建房时因事故摔死。时他方三岁，母年二十四，伶仃孤苦，无以为生，最后进了安庆设立的慈善救济机构清节堂。该堂由地方士绅管理，因主持得人，效果尚好。堂内设义学，后改名育正小学，主要是供堂内孤儿学习。另还置有织布厂，让受救济的妇女学得生产技能，补助收益，改善生活。徐母没有读过书，却很有志气，通达事理。
成就斐然'巴蜀史研究创功绩 开拓一条治学新路
徐中舒先生一生是在进行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中度过的。他自幼学习勤奋，在安庆师范学校，深受国文教师胡远浚的赏识。他爱好古典文学，曾先后发表过《木兰歌再考》、《〈木兰歌再考〉补编》、《评〈中国文学变迁考〉》、《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和《古诗十九首考》等文，便崭露头角，引人注目。
关于史学，其重点研究方向，又可分为先秦史、明清史、巴蜀史三方面。先秦史是他最早和用力最久的主攻方向，发表的论著约有50多篇（种），广泛涉及到多种学科领域，如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工艺学及文献学等。
“学无止境，向前迈进，永不停步”，这是徐先生一生恪守的信条。
徐先生一生在四川生活最久，乐其风土，友其人士，且以山水秀丽，文物丰衍，遂于巴蜀史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记述其土特产及著名工程，作《蜀锦》、《古井杂谈》及《古代都江堰情况探原》；考证出土文物的特点和外缘关系，作《四川彭县濛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錞于》及《青川木牍简论》，探索四川古史与邻接各族的关系，则有《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试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蹻》、《夜郎史迹初探》、《古代楚蜀的关系》、《宋代斗夷源于楚国令尹子文说》、《论商於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以及《川甘边区的白马人为古氐族说》等文。他从广阔的角度观察四川历史文化的发展和特点，由初写《四川古代之文化》，直到发表《巴蜀文化初论》和《续论》，真是遍地开花，硕果累累，把巴蜀史的研究推上高峰，展示出开创性功绩。
徐先生早年爱好古典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也深感兴趣。他涉猎过从汉到今的古文字著作，以许慎《说文解字》作中心来探索古文字的形、音、义问题。其后接触到甲骨文与金文之学，对古文字学是研究古代史的钥匙一点，认识体会更深，在运用上也日趋熟练。
徐先生治学十分重视事物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反对割裂和片面性。他研究古文字学，第一是要和古史结合起来，认为：“古文字实际上是古代史的史料。”反过来，又指明没有历史知识便难以了解文字制作的实际。第二，就古文字本身的研究来说，也要如同对待历史一样，必须要有发展的观点，即在联系中进行比较，决不能用孤立静止的眼光去看待。他说：“文字的创造和发展，离不开群众。文字决不是孤立创造的，我们研究古文字，也不能孤立地研究。字与字之间，有一定的相互联系。文字的形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字由于地域不同，时代不同而有变化。”
徐先生遗留下来的成果丰富，粗略估计发表论著130多篇（部）。学术界公认他是一位卓越的学术大师，是绝没有一点夸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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