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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地藏菩萨像，公元1000～，35.11号,高106、宽58厘米，绢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蒋氏旧藏
蒋汝藻(1877—1954)，字孟苹，号乐庵，吴兴(今湖州)南浔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曾任学部总务司郎中。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浙江军政府首任盐政局长及浙江省铁路公司董事长等职，后专习实业。
蒋氏藏书延历数世，至蒋汝藻而复盛。蒋氏传书堂，又号密韵楼，为清末民初江南著名私家藏书楼，所藏荟萃范氏天一阁、汪氏振绮堂、陈氏听诗斋、蒋氏铁华馆、汪氏万宜楼、吴氏两罍轩、陈氏三百堂、缪氏云轮阁、冯氏醉经阁、泰州刘氏染素斋等各家精椠名钞，与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暨北方傅氏藏园并称近世藏书大家。
南浔巨富
南浔古镇
清道光年间的诗人董蠡舟在《蚕桑乐府》中赞道：“蚕事吾湖独盛，一郡之中，尤以南浔为甲。”光绪年间，因天时地利以营丝而富者有所谓“四象八牛”。
“四象八牛”者，即指以“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为代表的南浔富商。这些家族皆资本雄厚，或自为丝商，或有近亲为丝商。财产达千万两白银以上者称之曰“象”，五百万两以上不过千万者称之曰“牛”，一百万两白银以上不达五百万者则譬之曰“狗”。南浔“四象八牛”之说属于民间说法，并无正规的统计和详细记载，“七十二金狗”也仅仅是泛指，但足以说明南浔民间之富。
南浔“四象”，指的是刘镛、张颂贤、庞云曾、顾福昌四大家族，“刘家的银子、张家的才子、庞家的面子、顾家的房子，”有点像《红楼梦》中的贾、史、王、薛。
刘镛
刘镛（不是那个刘罗锅）为“四象”之首，据传其财富达二干多万两银子之多，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人才有七千万两左右，所谓富可敌国不过如是。刘镛发迹后，深感列祖以来，虽有财，但无禄，缺少文化，不上门第，故亟力教子读书，应试科举，使他的四个儿子都能进入仕途，刘镛也因儿子的及第，恩封为通奉大夫，达到了荣宗耀祖的目的。刘镛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一品大学士徐甫的儿子为妻，另一个女儿嫁给内阁中书舍人蒋锡绅为妻，使刘氏更加光耀了门第，在南浔成了一户有钱有势的大户。
蒋锡绅（蒋汝藻之父）所在的蒋家，先世最早由江苏常熟迁移到浙江湖州的安吉，明代迁居至南浔的南乡，遂籍乌程，世代务农，到蒋汝藻高祖蒋纯这一代开始靠经营丝业发迹致富，“以资雄乡里”。因为世居南浔镇西栅唐家兜，分居南栅莲界巷，故称“南林蒋氏”，又曾寄籍南通州。
当时，靠人才去占领市场，已成为南浔丝商们的共识。但是，在这个田园诗般的江南古镇里，在被小农意识束缚的许多富商家族中，要培养人才，谈何容易？蒋纯从南浔“四象”发迹致富的历程中发现，谁占有人才，谁就会占有市场、掌握主动权，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诲子孙发愤读书，集商人与文人于一身，欲由“儒”入“仕”。
欧阳询《化度寺碑》拓，蒋氏旧藏
收藏世家
蒋飞涛，蒋汝藻天祖。有隐德，乡之耆老。
蒋纯，蒋汝藻高祖，为国学生。
蒋炳，蒋汝藻曾祖，亦为国学生。
蒋维基，蒋炳长子，蒋汝藻祖父。字子垕、子厚，号厚轩、蒋胡子，别号蛰安居士。国学生，候选布政司经历。
蒋维培，蒋炳次子，蒋汝藻叔祖父。亦名蒋睿，字寄嵚，号季卿，谱名维培，附贡生，候选训导。
蒋维基、蒋维培这一代，便开始呈现出儒商的风范。蒋维基精小学（文字学），工校雠，喜篆刻，善诗词，好藏书，其藏书处曰俪籯馆、茹古精舍、汇英堂、集古斋，藏书数万卷，编有《俪籯馆书目》，藏宋本22种，元本37种，明本43种，抄本195种。蒋维培，其藏书处为求是斋。兄弟二人聚书各万卷,多精钞旧刻。王国维《传书堂记》谓“初道咸之间，西吴藏书家数蒋氏”，“大江以南精椠名钞麕走其门”。
藏书而外，维基、维培昆仲并热心存古，刊录文献。如施国祁元遗山诗注、汪曰桢天算长术诸书，皆蒋维基经手刊刻。据《观堂集林》蒋汝藻序，蒋维培曾校勘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后人得其校本，始刊成于粤东。
《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军进驻湖州，蒋维基、蒋维培兄弟俩担心书籍毁于战火，便挟带书籍外逃避难。途中银两用尽，不得不忍痛割爱，变卖部分书籍以维持生活。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蒋维培不幸患病，因没有条件医治，病故异乡。临终前，他再三托付其兄把自己留下的书籍带回南浔。好不容易战争平息，蒋维基历经艰辛返回故乡，痛心的是藏书已经散失许多，没几年也抱憾去世。
蒋维基远行后，众儿子分家。这时有人主张家产平均分，也有人认为家产按房屋、财物、藏书分为三类，再商议如何分法。轮到蒋锡绅表态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只要祖传的20箱藏书，别的财产一概不要。”众弟兄问他出于何意，他说自己立志传承和弘扬祖辈藏书之遗风，并把所居之楼改名“传书堂”。
蒋锡绅(1855-1904)，字书箴，号葵生，别号婴宁居士，蒋汝藻之父。抑或受家庭的熏陶，少时颇如神童。他7岁能诗，11岁能熟读《十三经》，对家中藏书爱不释手，废寝忘食，以致咯血成病。病愈后拜湖州知名学者汪日桢为师，从游10年，应童子试，名列第一。光绪五年（1879）已卯举人，入为内阁中书舍人，后欲改派外地未成。
蒋锡绅作品
后来，蒋锡绅决定到老丈人、南浔“四象”之首刘镛家去走走。刘镛当即写了一封信，劝他到刘家在江苏海门的典当任总管。一年后，蒋锡绅不负丈人厚望，经他之手，这家典当一改原先疲沓之旧观，生意日趋兴隆。但他不拿典当总管年薪，待遇与一般职员相同。就在此时，某地富商专程赶到海门刘家典当，欲以重金聘请蒋锡绅“跳槽”。蒋锡绅当然执意不肯，只是淡淡一笑：“金钱乃身外之物，何必如此斤斤计较？再说这家典当是丈人家开的，我总不能抹着良心为别人做事啊！”
蒋锡绅在海门的典当行里当总管时，“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状元企业家“张謇还没有发达，日子过得艰难。每到年关，张謇都要靠典当换钱来还债，因为来典当行的次数较多，于是渐渐跟蒋锡绅熟识了起来。后来张謇回到南通创办大生纱厂，但筹集不到资金，于是向蒋锡绅求援，蒋就给张謇引荐了自己的岳父——刘镛，刘镛就投了一大笔钱，入股张謇的大生纱厂，这使得张謇的事业得以起步，为此他们成为了极其要好的朋友。
蒋锡绅作品
蒋锡绅以绩学闻，名所居为“传书堂”。沈曾植《蒋君墓表》，谓其好图籍金石，绌于事力，未充其志。张謇经营纱厂，引为助手，以“开爽警敏”见称。光绪二十二年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农学会，蒋锡绅也具名参加。
蒋锡绅临终时，目光始终盯着“传世堂”的藏书，示意儿子蒋汝藻：“别忘记——你要弘扬光大传世堂的精神”。
近代藏书大家
蒋汝藻，生于清光绪丁丑（1877）年（一说为丙子（1876），朱卷履历则作庚辰（1880）年），字符釆，号孟苹、乐庵，蒋锡绅长子，母亲是湖州南浔“四象”之一刘镛的女儿。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举人，学部总务司郎中。
蒋汝藻影刻宋本《吴郡图经续记》
蒋汝藻父亲蒋锡绅与张謇、汤寿潜是挚友，在汤寿潜、刘锦藻（刘镛之子）任浙江铁路公司正、副总经理时，蒋汝藻为董事。杭州光复后，汤寿潜出任浙江省都督，蒋汝藻任盐政局长。
后来，蒋汝藻搬到上海去经商，事业搞得很大。虽然他继续经营家中的丝业，但同时开始在上海搞房地产和航运。他还曾在北京开设经营古董和字画的来远公司，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倒闭。他也是浙江兴业银行的主要股东，又曾兼任上海轮船招商局和中华书局董事。在南通他与张謇一起投资围垦滩涂、兴办实业。
蒋家祖上几代藏书，蒋汝藻继承家风嗜书如命，在父亲传书堂的基础上扩大其藏书。民国初年，他不惜花巨资收购宁波范氏、杭州汪氏、泰州刘氏、泾县洪氏、贵阳陈氏等散出书籍，尤为知名的是他以八千银元收购范氏天一阁藏书712部。此外，陈田听诗斋所藏明人集部图书235部、孔继涵微波榭抄本30部、黄丕烈士礼居校跋本40余部、陆心源十万卷楼抄本20余部也都先后辗转入藏传书堂。
蒋汝藻弟汝苹，字号为雅初、印龛、观复斋，也鉴藏金石书画旧籍。郑振铎《西谛书跋》记民国三十四年夏“偶过汉学书店，店中书椟杂列，简编骤多，皆吴兴蒋氏散出者。蒋为孟苹弟，忘其名”、“闻蒋氏有印谱七八十种同时散出，为王富山所得，不知将归之何氏”云云。
传书堂这个堂号本来由蒋汝藻继承，但是后来蒋汝藻得到了一部很重要的书，那就是宋版的《草窗韵语》，作者周密是宋代湖州词人、藏书家，号草窗，与另一位同时代的著名词人吴文英号梦窗者并称“二窗”，著述甚丰。《草窗韵语》是周密的代表作，抒发了对宋朝覆灭的感慨和对权奸误国的不满，是一部爱国主义的作品。
《草窗韵语》
这部书原来是民国刻书家董康的旧藏，后来他以1500大洋卖给了蒋汝藻。这部书是周密的诗集，而宋代的这个刻本则是根据周密的手稿摹刻而成者，这也就是惯常所说的手写体刻本，最为难得者是，该书已经失传了几百年，却在民国初年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所以该书的出现很是引起爱书人的关注。
叶昌炽当年看到了这部书，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纸墨鲜明、刻画奇秀，出匣如奇花四照，一座尽惊，……触手古香、令人著录为希有奇珍也。”而沈曾植则把此书直呼为“妖书”。当年，蒋汝藻也极喜欢这部书，他就用该书作者的名字和书名各取一个字，将自己的堂号改名为密韵楼。
后来蒋氏又委托董康将之影刻出版，以广流传，遂成此经典之作，其文字全依宋本影刻，甚至连前人题跋也一并摹刻，与宋版原刻不差分毫，可传原作精神，堪称民国众多影宋刻本中的精品。可惜，这七、八十年来，该书的下落再无人知。
《草窗韵语》雕版
蒋汝藻也曾热心于出版事业，计划从所藏近百部宋版中，精选二十部影印传世，亦因经商不利而半途而止，仅刻成《草窗韵语》等七部而已。
密韵楼藏书为蒋氏祖孙三代辛勤所得，经蒋汝藻的努力，又有所发展，与陆心源的皕宋楼、刘承干的嘉业堂、张石铭的六宜阁被称誉为清末民初湖州四大藏书楼。蒋汝藻与刘承干、张石铭并为民国时期上海三大藏书家，其自著有《说文解字校勘记》15卷、《求实斋杂着》3卷等。
蒋氏藏书特出之处，约有数端：
一曰重父祖旧藏。收回先世旧藏，“颇不计值，故亦频有所获”。其数几近百种。自述先世藏书之美及端委，娓娓可观。观堂先生皆为补入《藏书志》中。
一曰重乡邦文献。如乡贤汪曰桢稿本及手写本，陆心源捐送国子监南学散出之书。
一曰精择善本。不取常见版本。所藏四部书在五千种以上，入《藏书志》者居其半。
一曰多名家钞校。仅黄丕烈“士礼居”批校题跋本，即有44部之多。曲阜孔继涵“微波榭”抄本亦三十多部。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谓“今观目录所载，宋元本尚矣。余尤所心醉者，厥为名人抄校，既美且富，有非诸家簿录所及者”。
一曰史部书美备。静安先生一九二○年致罗雪堂先生札，谓“史部书极佳，远在丁氏（丙）之上，恐陆氏（心源）亦不能抗也”。
叶恭绰《荀斋读书图》题词（民国二十八年）有“顾念董陶蒋，鉴储见渊识”之句，并非虚誉。
密韵楼仅善本就有2666部，其中宋本563册，元本2097册，明本6753册，抄本3808册，《永乐大典》20册。蒋汝藻还刊刻了《密韵楼丛书》7种，并着有《说文解字校记》15卷，《求是斋杂着》3卷，未编完本有《唐藩镇考》、《水经注碑目考》等。此外，王国维编纂了《密韵楼藏书志》20卷；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编目》103卷等。蒋汝藻的密韵楼不亚于陆心源的皕宋楼所藏。
《永乐大典》
其中，绍兴四年(1134年)序刊本《吴郡图经续记》三卷，为我国现存最古的方志；宋刊孤本《草窗韵语》六卷，用周密手迹摹写上版，刊刻精雅，故蒋汝藻以名其藏书楼。在传书堂所藏抄稿本中，最著名者当属《永乐大典》残本，特别是其中四册为《水经注》前半部，此为近代郦学研究者最为重视的文献。根据王国维考证，《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实从宋本抄出，在宋版《水经注》已无完帙的情况下，尤为珍贵。
收藏之外，蒋汝藻还广交文友，寻找编目之人。当时上海著名学者张元济、罗振玉、沈曾植等，都是他家的座上宾。经罗振玉介绍，蒋汝藻结识了大学者王国维，后聘王国维整理藏书，两人堪称知己。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他热心文化事业，与鲁迅也有接触。对此，《鲁迅日记》1914年4月1日、1915年7月15日、16日和1917年1月5日均有记载。
然而，1925年前后，蒋汝藻实业经营失败，遂将大批珍稀古籍抵押给浙江兴业银行。
蒋汝藻经营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到东北开垦荒地。1912年，张謇担任了民国政府农商总长，1914年时，颁布了《国有荒地垦耕条例》以及《边荒承垦条例》等等，上面提到张謇跟蒋家的关系很是莫逆，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特殊关系，蒋汝藻决定到东北去垦荒。那个时候，东北的荒地价格很便宜，有很多人都到这里来淘金。张謇听说此事后，专门给黑龙江省省长写信，请他支持蒋汝藻的开荒事业。当时蒋汝藻是联合了几家股东，包括美国的一家财团共同投资了这项事业，但不知什么原因，美国的财团中途停止了放贷，同时从美国购回的大批设备也被黑龙江的土匪全部拆散抢走。而正在此时，张謇已经辞去了农商总长的职务，当地的事情也无人协调，蒋汝藻只好抛掉当地的产业，回到了上海。返回之后，当时就收到了银行的逼债，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把自己的藏书抵押给银行。
至1926年，到期无力赎回，张元济代表商务印书馆以16万元把他的精本基本上买了去，密韵楼的这些旧藏成为了涵芬楼的主要专藏之一。“一二·八”之难，除事先转移的二百部珍本外，蒋氏旧藏和涵芬楼其他藏书，全毁于日军炮火；此二百部珍本，后经郑振铎介绍，归入北京图书馆。
蒋汝藻与王国维的友谊
王国维与蒋汝藻及传书堂结缘在1916年自日本归国之后。1926年7月31日，蒋汝藻五十寿辰，王国维又作《乐庵居士五十寿序》相赠，其中述及两人交往之因缘。
王国维
王国维、蒋汝藻之相识与结交，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理念相同，他们都自居前清遗民，加上彼此所好相同，对古代文献都有特别的感情与爱好，因此与沈曾植（子培）、朱孝臧（古微）、张尔田（孟劬）、罗振玉（雪堂）、孙德谦（益庵）、刘承干（翰怡）等皆时相过从，讨论学术，抄校古书，研究古籍版本，商讨刊刻文献等。
王国维之作《传书堂藏书志》，事起于1919年9月。先是，蒋汝藻于1917年延请吴县曹元忠为其藏书编目，然经年无只字提交。后来曹元忠自己辞去了编目之事，王国维这才接任。
王国维编纂书目，一般由蒋家派人用车按类分批送至上海王国维寓处。从现在存留下来的王国维致蒋汝藻、蒋谷孙（蒋汝藻长子）的信札来看，王国维的编校工作极为勤勉，与前任之行事，判若天壤，由此亦可见王国维之为人。
王国维编纂《传书堂藏书志》从1919年9月至1923年5月初稿基本完成，但直到1924年7月才最后交稿，历时将近五年。工程完工以后，王国维为它取名为《密韵楼藏书志》，但直到一九七四年，才由台湾艺文印书馆以蒋祖怡的校钞本影印出版，改称《传书堂藏书志》。在此之前，仅有《传书堂善本书目》十二卷、补遗四卷流传于世，题为蒋汝藻编。
《传书堂藏书志》按《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每种图书著录书名、卷数、作者、收藏印记、原书序跋及后人题跋等等，宋元旧椠及重要的稿本、抄本著录颇详，除注明行款等项外，还详加考证，其中一部分后来独立成文，收入《王国维遗书》之中。
前人据《传书堂书目》等统计，有宋版书88部，元版书105部。然吴修艺据王国维台湾影印本《传书堂藏书志》统计，该书志共收录宋元明清善本2700部、58768卷，包括宋本189部，元本128部，明本1668部，抄本831部，稿本84部。
《传书堂藏书志》
现存王国维所编《传书堂藏书志》有两种，内容差异颇大。
一种为《传书堂藏书志》王国维自存稿本，后由王国维家人捐献给中国国家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所据以影印者。
另一种为《传书堂藏书志》誊清抄本，从内容上看，王国维自存稿本与1974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的誊清抄本也有较大的差异，内容有不少的增删。所增者，主要是誊清抄本补足了王国维原稿中略而未记的内容，这些绝大多数应该是王国维在誊清交稿时所补全者；所删者，主要是王国维原稿中的文字校记部分。需要注意的是，在增加的部分，可能有一部分文字并非出自王国维之手，而是由蒋氏父子所补充、修改。
除《传书堂藏书志》外，关于传书堂之藏书还有多种简目传世，如郑振铎藏《传书堂善本书目》十二卷补遗一卷抄本，今归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又藏有《传书堂书目》四卷抄本（亦西谛旧藏）、《传书堂善本书目》十二卷补遗四卷等多种抄本。内容不尽相同，这与当年传书堂流出时所受单位有关。
王国维所纂《传书堂藏书志》并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私家藏书目录，而是中国目录版本学史上一部经典性著作，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著录了一大批民国时期最重要的藏书家蒋汝藻所藏之宋元旧本、稿本和抄校本，以及一些重要的明人文集，更在于在其考订、编纂方法在学术上对后人的启迪。
蒋汝藻帮助王国维出版《观堂集林》。王国维花四年多心血为蒋汝藻编撰密韵楼书目，蒋氏深受感动，虽然他也付给王国维一定的报酬，但是他觉得这一点报酬算不了什么，为了感激王国维，蒋汝藻出资刊印集王国维学术成果的《观堂集林》。
《观堂集林》大部分文章是王国维在日本读书期间所撰写的，王国维自号“观堂”，因此取名《观堂集林》。《观堂集林》是王国维学术的结晶，收录著作时间跨度整十年（1912—1921年）。《观堂集林》前有二序，分别由上虞罗振玉和乌程蒋汝藻作。《观堂集林》二十卷，由蒋汝藻出资，以聚珍版印行。从1921年开印，至1923年12月才告印成。
王国维致蒋汝藻五十六通书信中，大部分是跟整理书籍有关，但也有相当部分是嘘寒问暖，从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在编目期间，王国维看到了蒋汝藻亲手影抄的《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民国六年，蒋汝藻是在刘承干处看到了这部书，因为该书的宋刻本流传至今者仅有此部，蒋汝藻认为该书很有价值，于是他就决定亲自摹写，据说他每天晚上都在影抄，连续用了2年时间才把这部书抄完。因为该书有64册之多，有100多万字，而古人影抄之书，大多都是选择小部头，很少将这么一套大书亲手影抄一遍。
看到这种情形，让王国维很吃惊，他写下了这样的话：“盖书莫善于手抄，又莫精于影写，二者自古未尝得兼。今乃于吾友蒋君乐庵见之。乐庵富收藏，精赏鉴，其藏书之所曰密韵楼者，余尝过而观焉，其善富远出严氏芳椒堂上，殆与汲古抗衡矣。既又观其手影《魏鹤山大全集》一百十卷，则又张目哆唇，舌挢而不得下。盖海内藏书家如乐庵者，屈指计之，尚可得四五。至于手模宋本至百余卷之多，非独今所难能，抑亦古所未有也。首尾百余万言，无一笔苟简，绵历二年卒溃于成。”
王国维可是近代的大师，他的眼界何等丰富，这部书竟然能让他“张目哆唇，舌挢而不得下”，由此可证，蒋汝藻对书是何等的痴迷。
蒋汝藻后世
蒋汝藻长子蒋祖诒（1902—1973），字谷孙，号显堂，又号岘翁。生于清光绪壬寅，早年曾从静安先生问学，克绍家业，即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所谓“阶前又茁小兰枝”者。著述有《思适斋集外书跋辑存》一卷（民国二十四年吴邹百耐百拥楼铅印本）。静安先生谓“年甫逾冠，濡染家学，嗜书不亚于居士，其于旧椠若南北宋之别、浙本建本之异同，一见即能辨之。又嗜古器物，所私蓄若唐镂牙尺、若金元钞板，皆宇内绝品”。
蒋祖诒
家道中落后，以精鉴碑帖书画版本之眼力经营牟利，当时往来者如吴湖帆、庞莱臣、张珩、叶恭绰、谭敬、徐懋斋、许姬传、沈尹默、潘宗周皆一时名流,经藏名迹更仆难数。
蒋汝藻旧藏多未钤印，蒋祖诒仍袭用乃父“密均楼”藏书印，故父子所藏不易区别，后期又有“乌程蒋氏书籍之记”无框印。
吴湖帆1932年日记记在蒋祖诒处“观宋刻《草窗韵语》及宋本《公羊疏》、宋本《新定续志》，皆极精孤本，密韵楼之精华也”，可知密韵楼书留存在他手中的为数不少，后仍陆续散出。他如《龚定庵书寱词卷》则于近年复流归大陆。
卢锦堂先生《历劫不磨话国家图书馆珍藏古籍文献》一文，述及“中央图书馆”在台复馆之初，馆长蒋复璁得知蒋祖诒收藏雷峰塔出土五代吴越国王钱椒所刻《陀罗尼经卷》二份，一再与之情商，希望能让售一卷，未获应允。直至大陆出版一套《中国版刻图录》，台湾不易得，以台币两千元委托正中书局在香港购到一部与之交换，始得入藏云云。
晚年曾往日本搜求图籍，并授教于台湾大学，指导学生论文有《王石谷遗迹年表》。与台静农、庄严交密，二氏应嘱为蒋氏书作题跋若干（台静农集中有《题显堂所藏书画录》九篇）。台大历史系王德毅教授撰作静安先生年谱，亦曾过从咨询。蒋祖诒搜藏数十年，经眼旧籍之广，更在乃父之上。
谷孙子蒋孝瑀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治西洋史，早年曾着有《明史艺文志史部补》，晚年移居美国，将家藏书捐送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可谓清芬世守不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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