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郊外龙洞的一座小山坡，道光癸卯年（1853），一个增城客家人选择这里作为他的长眠之所，因为曾有相士断言，葬此地六十年后，你家当出贵人。为了佐证此事，他在墓碑上刻写了铭文。
十二年后，这个客家人的孙子赖际熙出生，一个甲子过去，光绪癸卯年，赖际熙在北京中了二甲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成为增城县在清代唯一的翰林，人称赖太史。几年后，清室倾覆，太史避居香港做起了寓公。一同来到香港避地的遗老之中，他并不算最老资格，但却颇有号召力，其一是因为他的客家人身份。客家人在近代有功名者并不多，是以香港客家人组织的“崇正总会”在1921年创办的时候，便公推赖氏担任首任会长。翻开二十年代的香港报纸，经常见到这位矮胖儒者的身影，赖太史的哲嗣赖恬昌教授告诉我，由于当年香港还没有“信贷评级”之类的机构，一般生意人或者银号要放贷款给客户，都请知名士绅作推介。当年只要赖太史口头说一句：“渠都信得过吧！”商家立马开票放款。
1925年，精通中文的金文泰爵士接任港督，他在此前已经在港生活十多年，也久闻赖太史的名气，上任之初，他竟然拜太史做他的汉文老师，每周一天在山顶的别墅听赖太史讲经学。当时香港的中文教育只有私塾形式的学校，赖太史趁机提出要在香港大学开办中文科，一班热心的中国富商如冯平山等也热心捐款，于是1927年港大中文学院正式成立，赖际熙为首任系主任。
赖太史住在港岛，每日由轿夫抬着到山顶港大上课，下午必往石塘咀的酒家流连。他好饮白兰地，求他办事写字的商人排着队宴请，每夜必醉，醉后由轿夫抬回家，有时醉倒在轿子踏板上，路人侧目而不以为怪。回家后仆人端上备好的鸡汤和小碗米饭，吃后又元龙高卧。他的好酒，其实也有浇愁的成分在。他善写书札，交代一点小事也认真写一张，字很有《砖塔铭》的味道，在他写给遗民富商陈子丹的信中提到，“刘伶醉死便埋却”，这和朱祖谋的“但求速死”似同一意趣。
1937年，赖太史病终香港，临终前他还拉着探花朱汝珍的手，叮嘱要保存好他所创办的学海书楼藏书和继续讲学，并遗命要葬在祖父墓地旁。港府为了隆重其事，特批港九列车用三个车皮装成灵车运送棺柩回广州龙洞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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