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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陷天京,曾国藩心境真的是“流水高山心自知”吗?(上)

——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三

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经过十年鏖战,两年围城,是极辛苦的征战,湘军死伤近十万,仅在围城攻城时,就病死近两万,战死八九千,终于攻陷了天京。

此时,作为湘军的统帅,曾国藩心情是最复杂的,以他的弟弟、攻城总指挥曾国荃为首的将领们,此时当然是为大战的胜利而欢欣大乐,可是,一些有谋略的文武官员,却在深沉地思考着,而熟读历史、胸有韬略的曾国藩更是思绪万千,夜不能眠。

攻陷天京,使当时的大局势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原先,在清廷指令下,湘军主导,攻击太平天国军队,清廷与湘军是合力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洪秀全的军队,而此时,天京被攻陷了,洪秀全死了,太平军散了,朝廷和湘军的敌人构不成威胁了,而清廷与湘军的微妙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曾国藩

清廷与湘军的矛盾凸现出来了。1864年(同治三年)7月19日,湘军攻陷南京,曾国藩拥兵30多万,总督两江,中国半壁河山的督抚是曾氏的学生、同乡或友好,曾国藩已成为满清入关以来汉族官员中最大的权臣,就连清初的吴三桂都无法与之比拟,功高足以震主,危险随之而来。对于这一点,连勇猛善战而智谋不足的曾国荃都看出来了。曾国荃曾联合鲍超等将领试图演一出新版的逼统帅“黄袍加身”的好戏,可是,曾国荃等武将们被曾国藩喝退了,曾国藩没有理睬将领们。

很有雄才大略的湘籍名将左宗棠,当时正任浙江巡抚,他对局势也是了然于胸的,他曾有意地赠一对联给曾国藩,写着:“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看过对联后,心中有数,平生处事谨慎的湘军统帅巧妙地将对联中的“似”字改为“未”字,退还给左宗棠,左宗堂看了,心中有数。

当时,安微巡抚、湘军的水军都督,一贯处事稳妥、为人低调的彭玉麟,也忍不住对湘军的未来和他的老师的决策表示关切,他专程从天京赶往安庆,呈密信给曾国藩,寻问:“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曾国藩阅信后,将信揉成团放嘴里吞下,轻轻哼了一声:“雪琴欺我”,思考了一会儿之后,他提笔书写出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诗的意思是:依偎着高高的蓝天,观赏着辽阔大海,阳光照在海面上,浪花飞溅,如光如花,光辉灿烂,很有魅力,也很有诱惑力,但是,人该有宽阔的胸怀,胸中该能藏高山流水,能自知自悟,应心中有数,更该能有一份坚守,能有一种超然的态度,而不能轻易为诱惑所动。诗的前一句出自苏轼的《和蔡景繁题海州石室》,原诗有“坐令空山出锦绣,倚天照海花无数”等诗句;后一句出自王安石的《伯牙》,原诗曰:“千载朱弦无此悲,欲弹孤绝鬼神疑。故人舍我闭黄壤,流水高山心自知。”曾国藩将两句放在一起,表达一种从高处看世界的淡泊气度,一种超然的心境。

曾国藩 曾国荃 曾纪泽

那么,曾国藩此时的心境,真的如流水高山,真的有超然的境界吗?

如果从曾国藩的人生追求来看,他确实有对超然境界的追求,确实向往着能有“流水高山”一样的心境,但是,在当时复杂而危急的情势下,曾国藩实际上是十分着急的,他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

虽然攻克天京之后,正是曾氏兄弟最荣耀的时候,那时,他被清廷赏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他的胞弟曾国荃被赏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湘军和曾氏家族迎来了最荣光的时候,湘军众将皆沉浸于无比快乐之中,大摆酒宴,祝贺大捷。但是,曾国藩与众将不一样,他优心忡忡,他心里非常清楚:金陵被克之后,湘军与朝廷的关系已经变化,历史上,大功臣“功高震主”而落得“兔死狗烹”下场的景象历历在目,对此,他一想起来就感到不寒而栗。湘军正面临着比太平军凶恶百倍的劲敌,湘军所处的局势十分危险。

首先,曾国藩已敏感地意识到清廷对湘军早有各种防范,攻陷天京后,清军已对湘军实施了制约性的布局,长江北面,有满人的部队,已布成阵势;天京附近有僧格林沁、官文等主持军政。攻陷天京,封赏的不只是曾氏兄弟,其他文臣武将,如僧格林沁、官文、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都兴阿、富明阿、杨岳斌、彭玉麟、骆秉章、鲍超等,也都受封,而且爵位不比曾国荃低,尽管曾国荃是攻天京城的总指挥。朝廷在收买和拉拢与太平军作战的将领,为的是削弱“曾家军”。

其次,曾国藩感受到,朝廷故意在压制曾国荃,抑制其锐气。曾国荃作为进攻天京城的前线总指挥,战功第一,在攻下天京后,他立即上奏报捷,本该得到很大的嘉奖的,可是,他得到的却是朝廷的训斥。朝廷找理由指责他,说他不该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使千余太平军突围;稍后,朝廷又以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为名,指责曾国荃部军纪败坏;此外,朝廷知道湘军将战利品运回湖南,特意下旨在江西、湖北等地的长江码头设哨卡盘查,对从金陵开出的船只予以严查,抓住湘军私占战利品的把柄;还有,朝廷指派江宁将军富明阿到金陵,名为慰劳参战将士,实是对湘军进行监视。

再次,曾国藩心里非常明白,湘军与朝廷的矛盾已在激化。清王朝到了同治年间,八旗子弟已经腐化了,他们兴趣的是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坐茶馆,心思不在练兵、战事上;绿营兵也营务废弛,日益腐败,改为巡防营后,已失去常备军的作用,绿营之制仅存空名。清王朝抗击太平军的主要军事力量变成了湘军,而当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被打败后,特别是天京被攻陷之后,湘军,这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有江南的行政区域作后盾的汉人军队,就成了对清王朝具有巨大的潜在威胁的“精锐之师”。让清王朝感到更可怕的是:这支军队的统帅曾国藩,总督两江,又是钦差大臣,他督办着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并有权节制四省的巡抚、提督。更有甚者,当时的江南各州府,多数巡抚、提督是曾国藩的门生、宗亲、亲戚或部下。在当时,曾国藩是清王朝军事、政治上最有权势的人,他掌控着东南半壁江山军政要务,并有权支配江南的钱粮厘金。还有,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直接掌握攻进天京的精锐部队“吉字营”,此营的兵将以曾氏的宗亲为主,战斗力极强。同时,更让清廷感到倒吸一口冷气的是:曾国藩是清王朝历史上集兵权和行政权于一身的最大权势的汉人。天京攻陷后,湘军已没有太平军这个强劲的对手,那么,强大的湘军,以谁为对手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清廷受到了潜在的最大威胁是湘军。而对于刚刚取得重大胜利的湘军,清廷会不问不管吗?清廷能高枕无忧吗?

湘军处在极度的危险境地,对此,曾国藩心里非常明白,当湘军将领在大碗酒大口肉狂喝狂吃庆祝胜利时,曾国藩却心惊胆战地面临着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面临着如何化解湘军与清廷矛盾激化之后的巨大危机,面临着如何躲避“兔死狗烹”的命运。

著名“六戒”

没有史料证明曾国藩从一开始就不想谋反,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是经过激烈的思考,艰难的选择,并经过仔细的谋划,才实施他的“急流勇退”的计划的。从后来的历史事实看,曾国藩干得非常漂亮,做得让清廷很满意,也让清廷对他很欣赏,很放心,而他却通过以退为进的策略,依然掌握中重要的权力,依然让清廷没有办法将他边缘化,他或许是史上干的最棒的成功进行“急流勇退”的军事统帅。当太平军这一只“鸟”已“尽”时,曾国藩能让湘军这一把“弓”不用“藏”起来,当洪秀全这只“兔子”死了,而曾国藩这一条清王朝的“鹰犬”,却没有被“烹”,他不但活得好好的,而且依然能掌控江南的政务,他的家族也依然是当时最强势的汉臣的家族。

那么,曾国藩是如何“急流勇退”,如何成功地化险为夷呢?

面对危机,曾国藩没有束手待毙,也没有冒险地鲁莽行动,而是及时地实施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以退求进:

第一,针对清廷最为担心的关键大事,即强悍的湘军对朝廷的威胁问题,曾国藩及时主动地上奏朝廷,请求裁撤湘军,为的是尽快消除朝廷对湘军造反的顾虑。8月15日,离天京攻陷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朝廷便准奏湘军裁军,8月21日,裁削湘军二万五千余人,留一万人守江宁,一万五千人作为城外游击之师;到第二年的3月份,守城部队仅剩两千人,城外的游击之师也所余无几。后来,当清政府命曾国藩北上去镇压捻军时,曾国藩身边只有刘松山统领的“老湘营”的少量湘军了。湘军主动裁减,让清廷吃了第一颗“定心丸”。

第二,关于金银粮饷问题,曾国藩也处理地非常巧妙。金陵城破之后,清政府狠心了,不遮掩了,城破不久,即逼令曾国藩交出金陵缴获的金银。这当然是在给湘军施加压力,同时也想从粮饷方面限制湘军继续保持强势。曾国藩对朝廷的用意心领神会,他巧妙应对:一方面,他上奏朝廷,称金陵城确无金银可以“报部拨用”,意思说:金陵城虽攻破了,但是没有发现什么金银财宝,没有办法上缴,其实,金陵城里的银两财宝,都被湘军抢了运回老家了。另一面,曾国藩在奏请裁军后没几天,就奏请停解湘军军饷。第一笔是奏请停解广东厘金,这是一笔可观的、也是湘军军饷中最可靠的开支来源,自同治元年以来,至少有120万两,供围攻金陵的军队使用。停解广东厘金,表明曾国藩有巨大的诚意。对此,清政府立即批准,谕旨让曾国藩可留其厘金三成作饷,他谢恩拒绝,进一步表诚心。第二笔,曾国藩又奏请停解江西军饷,清廷也予以批准,江西厘金改供鲍超等军。随后,第三笔,曾国藩又奏请停收湖南东征厘金,归由湖南主持征收。明眼人都能看出,曾国藩此举,是在金银钱粮上与朝廷进行默契地交换条件:朝廷给的厘金曾氏不要了,但湘军攻城后抢的宝贝,朝廷也别过问了,毕竟,湘军是冒着丢掉性命换来金银财宝的。其实,曾国藩奏请停解各处厘金,还有深意:他在向清政府表明,湘军经费很少了,要反也没有钱粮能反成了。

第三,为了让朝廷更放心,曾国藩下狠心采取了一项行动——“自断翅膀”,他费了很大力气,劝说他的九弟,围攻金陵的湘军前线总指挥曾国荃请假回家养病,同时,他下令解散了曾国荃一直带领的,湘军最精锐的部队,曾氏的嫡系部队“吉字营”。当曾国藩上奏朝廷让曾国荃回家养病时,朝廷先是假意慰劳,接着很快就准奏了,朝廷批准这位大功臣、一等侯爵、“吉字营”统帅曾国荃回家去养病。曾国藩这一措施实际上是最有力地向朝廷表明,曾家把最精锐的部队都裁掉了,无意拥兵自重,让朝廷放一百个心。

第四,曾国藩攻下天京后,及时采取修补措施,平息怨恨。当时很多人清楚,湘军进入天京后,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物与女子就抢,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这是一次惨绝人寰地屠城,是真正的生灵涂炭。为了平民怨,曾国藩在攻下金陵的几个月后,就疏通因战争毁坏的秦淮河,力图恢复昔日的繁华景象,重新举办灯会,重建部分夫子庙建筑,重建江南贡院,恢复江南会试。这些措施很有用处,一方面,曾国藩以此是向朝廷表示自己的仁德和忠心,是在为君分忧,为民办好事,另一方面,借此收买江南学子的心,让停考了好几年的科举考试恢复,举子们又有机会了,同时,曾国藩也在向商家示好,秦淮河的生意又要兴旺了,当然,还能哄民众:湘军统帅于战事之后在大做好事。

总之,曾国藩通过一系列措施,向朝廷表忠心,让朝廷放心。进入金陵几个月后,曾国藩的嫡系兵马很少了,金银粮饷也大大减少,他开始专心为朝廷治理江南,曾国藩很善意地向朝廷表明,湘军的威胁不存在了,不会有什么造反的事了。

曾国藩自己也松了一口气,这一回,他夜里可以安心睡觉了,他成功地消除了“功高盖世”局势,化解了激化的矛盾,避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同时,他还能保住高官之位,保住了曾氏家族的荣耀。此外,他还通过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等统帅的淮军,保证在朝中仍有相当的权势,并通过许多门生、部下、亲友在江南各州府任封疆大吏,而依然威名显赫。还有,他让朝廷、官员和民众看到,金陵激战之后,曾国藩立马着手恢复金陵的城市和文化建设,造成一种表象:曾国藩不仅是一位权臣,而且,更是一位好官。

可是,许多人有一个大疑问:攻陷天京之后,曾国藩具备了非常好的条件,遇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他为什么不听他的弟弟和门生、部下的建议,抓住极好时机,来个“黄袍加身”呢?还有一个要弄明白的问题:曾国藩“急流勇退”的成功谋略和举动,有什么经验值得后人借鉴的呢?(本文比较长,分两篇,请看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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