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话管理之八十二
苏洵少年时好玩，青年时发愤读书，进入汴京后，其文章轰动朝野，名闻天下。
宋代时，四川眉山了三位大文豪，皆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而这三位大文豪出自一家，是父子，即苏洵、苏轼和苏辙，合称“三苏”。
苏洵画像
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相传，苏洵在年少时并不喜欢读书，或许是因为家庭条件优越，衣食无忧，他又是三兄弟中最小的，比较喜欢玩，游山玩水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直到二十七岁时，苏洵才开始发愤读书。而且，他一勤奋起来，便非常刻苦，他闭门苦读十多年，读书时的专注超乎常人。据说有一次他在读书时，他夫人进了书房，拿来了粽子和糖要给他吃，粽子和糖放在他书桌上，苏洵一边读着书，一边拿着粽子沾沾着砚台里的墨汁吃了，后来，他夫人进书房来，便发现了苏洵嘴唇上全是墨汁，苏洵读书读得太入迷了，墨汁被他当成了糖。
苏洵之所以能在二十七岁时突然发愤读书，这与他的夫人程氏对他的劝谏有关，他夫人是大家闺秀，熟知诗书，在苏洵乐于游玩时，家里都是由他夫人在教育孩子，程氏屡劝苏洵要勤读诗书。后来，苏洵的母亲去世了，苏洵的二哥针对苏洵喜欢游山玩水的特点，让苏洵写文章赞美山水胜景，苏洵要动笔时才发现自己文笔很难将游山玩水的感受清楚地表达出来，这促使他开始认真读书；之后，苏洵的二哥又让苏洵编写家谱，苏洵发现了苏氏祖辈们的贤达和辉煌，才深切感到自己不读书是愧对祖先。这激发了他读书的决心，于是，苏洵开始发愤苦读。
苏洵画像
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苏洵带着两位儿子苏轼、苏辙进入汴京，在汴京他们拜访了翰林学士欧阳修，苏洵把自己所著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著拿给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在读了他的文章之后，大加赞扬，认为苏洵之才略可与贾谊、刘向等相媲美，于是，欧阳修便向朝廷隆中推荐了苏洵。因为欧阳修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十分显赫，他对苏洵的赞扬一经传出，一时轰动京师，当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立即名闻都城。
嘉佑三年（1058年），仁宗召苏洵到舍人院参加考试，苏洵或许担心失败，推托生病，不肯应诏。嘉佑五年（1060年），苏洵经宰相韩琦的奏请，被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开始迈向仕途。
苏洵不仅熟读诗书，而且颇有政治抱负，他对政治时事高度关注。他著书立说不仅仅是为了显示其文学才华，而是富有创见地提出自己的治政策略，他积极“言当世之要”，将他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策略“施之于今”。
苏洵写过《上皇帝书》，写过《衡论》等直接论述当时政治主题的争论文章，积极提出他的政治革新主张。
他提出了各种治政策略和建议，比如，在国家治理方面，他强调必须“审势”，必须“定所尚”，主张顺应发展趋势采取政治策略，不要守旧而固封；再如，在治政策略方面，他主张“尚威”，强调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去怠惰之气，以激发天下人之进取心，促使王朝振兴。
苏洵雕像
苏洵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深知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且，他善于从历史过程中去总结经验，借鉴历史上的政治得失，并用之于他的策略建议之中。在苏洵的政论文中，包含有深刻的政治、军事谋略，有些观点切中了当时的时弊，震耳发聩；有些观点非常深刻，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苏洵是古代政论文的顶级高手，他的文章论题集中，推论严密，极具说服力；他的文章语言锋利，纵横恣肆，雄辩滔滔，十分气派。大文豪欧阳修赞苏洵的政论文“博辩宏伟”，称苏洵的文章“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大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评论苏洵的文章是“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苏洵对自己的文章也很自信，他在《上田枢密书》中自赞其文章为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
细读苏洵的文章，确实能感受到其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同时，又善于铺陈排比，精于妙用趣喻。能感受到其文章风格气势恢宏，同时又富有变化，能以其富有气势的魅力来征服读者。
关于作文主张方面，苏洵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向古文学习，他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抒发“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能“言必中当世之过”。萎靡不振，或惊艳浮夸，皆是他所讨厌的，他属于那种勇于抒发豁达胸襟的有作为的大文豪。
苏洵的《权书》是宋代谋略方面的重要代表作，是大文豪的深刻谋略书。
苏洵对科举考试并不是那么热衷，有十多年时间他托病拒考，而这一段时间是他撰写重要的争论文的时候，他写了《几策》《权书》《衡论》《六经论》《洪范论》《史论》等一系列重要的著作，这些著作使他成为蜀中蜚声遐迩的学者，也成了古代著名的散文家。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呈送给欧阳修看的文章有二十二篇，其中，包括《几策》二篇，《权书》十篇和《衡论》十篇，而这些文章很快在都城传诵，引起了朝野士人和官宦的重视。
《权书》在苏洵的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集政治谋略、兵学韬略和历史治鉴于一体，全书分十篇，其观点迥异于古人、超绝于时俗，十分新颖。能看得出，苏洵的政论文敏锐而深刻。
苏洵在《权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讲仁义与论兵法的问题。他认为，信奉儒家学说的人常常拒绝讨论兵法，因为在这些儒者看来，仁爱、正义的军队是靠仁义道德来取胜的，而不是靠军事韬略和战略战术来取胜。
苏洵认为，如果信奉儒家学说的人不讨论兵法，如果仁爱、正义的军队不重视战略战术就能取得胜利，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要用姜大公的计谋？而且，周武王率领着仁义之师，在牧野之战中至少是经过了七次战斗才取得胜利胜，这是为什么？显然，兵法是起作用重要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对于获胜具有重要意义。
苏洵是一位学者，是一位政论家，虽然他没有带过兵，但是，他对于兵学的研究是很深入的，在《权书·孙武篇》中，他仔细地将孙武与吴起作了比较，在他看来，孙武的书“语言精炼而意思详尽”，天下所有的兵法均可在其中找到渊源，但是，在实战中，孙武也不是每战必胜的，最后，他经历了失败；相比来说，吴起在兵学、兵书上显然不及孙武，但是，吴起则是常胜将军，在吴起的军事生涯中，几乎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兵学理论也不能全信，兵学必须在实战中灵活运用，方能有助于指挥战争的将军取得胜利。
《权书》当然不只是讨论军事韬略，同时，《权书》还阐述了为官的权变策略，讲官场的应变之术；此外，《权书》还讨论政坛的新策略，提出如何在官场上进行求新应变，革旧鼎新；还有，《权书》非常重视对历史上的政治军事经验进行总结，并把总结的理论应用于对时政的建议中。简而言之，《权书》讨论的是官场的权谋，战场上的韬略和处世的谋略，它集用权、用兵和用谋于一体。
《权书》包含着丰富谋略思想：
比如，在修心方面，强调“为将之道，先治其心”，主张将领要刚柔相济，修心八德，外圆内方，立志励己等。
在权变方面，建议为官者要善于恪守中庸、明强服众、仁义勤谦，能妥善处事，通达为人。
在知人方面，强调要因材用人，用其所长；对人才，疑了便不用，用了便不疑，只有信任人才，才能得到人才的信任。
在求贤方面，强调要注意观骨察深，要辨识其雅正，要德才并重。求贤，德不可忽视，才更不可忽略。
在纳士方面，强调广纳贤良、礼贤下士，强调要量才授官。
在将兵方面，强调要善于用术驭将，要树威严令，更要诚待士卒。
在攻守方面，强调要随机应变、知己知彼，要见机行事、因地制宜。
在民本方面，强调以仁治世、心忧天下，强调要采言纳谏，并能以“民本”的理念来治国。
在法令方面，强调要定规约法，要以法治世，并要体恤民情，坚持法必顺民的原则。
在除弊方面，强调要扬善去恶、察考政绩，要正官避财、去除恶习。
《权书》中的《六国论》是古代政论文中的顶级名篇，是对历史经验的极为可贵的总结，其中，包含着至今仍值得借鉴的极为重要的划交谋略。
六国论
苏洵在《六国论》中，提出了六国灭亡“弊在赂秦”的精辟论点，并对这一论点进行了极有说服力的周密论证。文章所论的战国的历史，而所讽刺和批评的是宋王朝的对外政策，
作者借古讽苏洵时的“今”，抨击宋王朝对辽和西夏的屈辱政策，严厉告诫北宋统治者要吸取六国灭亡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六国存亡是宋代倍受关注的政治话题，“三苏”父子皆有文章论述六国存亡的问题，相比之下，苏洵论六国与秦的存亡关系时，其论点比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的论文更具有当时的现实意义。
苏轼的《六国论》主要是把六国久存而秦速亡作了对比分析，强调了“士”在重要性，认为秦初期变强是因为重视客卿，而吞并天下之后，认为客卿无用，对客卿不重视了，所以速亡。相反，六国诸侯卿相都争相养“士”，这成了六国久存的原因。因为六国把“士”养起来，百姓想造反没有带头人，国家就安定了。
苏辙的《六国论》则主要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其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没有共同抗敌，六国的灭亡是自己造成的。
显然，苏氏兄弟在探讨六国与秦的存亡关系时，主要是从辨析历史、澄清史实的角度去论述的，而苏洵的论文大不一样，论史只是手段，论宋朝的现实政治问题才是目的。苏洵不喜欢停留在就史论史上，而是喜欢借助于对历史的分析来评论宋代的政治，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来阐述自己对于治政的建议。
苏洵以贾谊自比，对于治政的建议才是他最喜欢做的事，他对于借古论“今”并不隐瞒，他说：“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好一个“施之于今，无所不可”（《上韩枢密(琦)书》），这显然是借对于历史的讨论来抨击当时的现实。
文章一开篇，苏洵就亮出了论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即是说，六国的灭亡，不是这些国家武器不锋利，也不是仗打得不好，其根本弊端就在于一直用土地来贿赂秦国。
为什么“赂秦”必败呢？苏洵认为：“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拿土地贿赂秦国亏损了自己的力量，这便是导致六国灭亡的根本原因。
而且，“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就是说，不以土地来贿赂秦国的国家，因为有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了，其原因是不贿赂秦国的国家失掉了强有力的外援，很难独立自保。所以说，其灭亡的原因亦在于贿赂秦国。
从秦国这方面来看，“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即是说，秦国除了用战争来夺取土地以外，还能得到诸侯国的土地贿赂，小的获取邑镇，大的获取城池。因贿赂所得的土地比因战争获得的土地要多出百倍。
所以说，“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显然，秦国最大的欲求与与六国诸侯的最大的忧患，都不在于战争方面，六国祖辈们冒着寒霜雨露，披荆斩棘才得来了一些土地。其子孙们却对之不爱惜，全都用来贿赂给他国了，就像扔掉小草一般，今日割掉五城，明日割掉十城，才睡了一夜的安稳觉，而明早一看，秦军又来了。
这是非常可怕的：“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诸侯的土地有限，而强暴的秦国的欲求永远不会满足，诸侯国贿赂的土地越多，秦国的侵犯就越急迫，这哪有完结的时候。
所以，经过分析之后，苏洵得出结论：“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之下矣。”
即是说，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国，六国的势力虽然比秦国弱，但仍有不贿赂秦国而战胜秦国的优势，只是，六国没有这么做，所以灭亡了。倘若一个大国，不抗争、不敢与敌作战，而是跟六国一样，一味贿赂强国，那就连六国都不如了。
这一结论是非常严厉的警示，其实，是很有针对性地在抨击苏洵所处的北宋王朝统治者，当时北宋王朝统治者与苏洵所分析的六国诸侯像极了，也是一味求和、贿赂土地。六国“赂秦”，而北宋王朝对辽和西夏也是采取屈辱政策，苏洵论六国败亡，就是在严厉告诫北宋统治者要吸取六国灭亡的教训。
明代著名学者何景明在谈苏洵的文章时说：“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何景明的这一观点是很正确的，苏洵确实是在抨击北宋王朝统治者“赂契丹”而导致国败亡之事。
当时北宋统治者的政策就是屈辱的政策，宋太宗赵光义曾说过：“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推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为可惧。帝王合当用心于此。”（《续资治通鉴长编》，“淳化二年八月”条，引宋太宗赵光义语）这种视外忧为小事，而把内忧看成大患的治国策略，其实就是投降、屈辱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
苏洵非常敏锐地看到了北宋王朝统治者屈辱求安的心思，知道这不但不能止住外患，而且也会加深内患。所以，他非常明确地提出：“天下之计不如勿赂！”（《机策·审敌》）
北宋王朝统治者确实如苏洵所说的，“苟以天下之大，下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虽然说苏洵所看到的不一定说是六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因为现实的历史状况是：六国灭亡不要的并非“赂秦”，而是保守而不变革，是不能坚持“合纵”，没有能有效地抵抗秦国的“连横”，败于秦国的远交近攻策略。
但是，苏洵的《六国论》对于“赂秦”的揭露和分析，深刻得指出了以土地贿赂强国的巨大弊端以及必败的事实，他说的虽然是战国时六国与秦国的故事，但苏洵并非就事论事，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借题发挥，借古讽“今”（北宋王朝），苏洵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通过论六国“赂秦”而亡的事实来严厉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之覆辙。在苏洵看来，贿赂是没有用的，永远无法填满秦国无休止的欲望，面对强敌，最需要的是硬怼与抗争，苏洵在警示北宋王朝统治者，一味屈辱，国必亡。
苏洵《六国论》所提出的这一观点，至今仍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对于贪婪的敌人，贿赂是没有用的，只有硬怼，才是取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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