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原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前馆长、实践家政专科学校教授、辅仁大学教授王宇清先生所作的《中国服装的形式和实质》一文中，此文见于祺袍大师杨成贵编著的《中国服装制作全书》一书。
剃发易服激成的暗流（道装和僧袍是清朝仅存的男装汉服种类）
满清曾经尽力消除中土的服装思想，废除旧制衣冠，藉以巩固统治。这在当时表面上果然获致了“效果”，全部改变了服装的造型。但同时却激成了民间的暗流，彼此耳语流传着“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的口号，即而成为公开的秘密，并见著行动，仍然表现于服装。所谓“生降死不降”就是活着被迫改换清朝制定的服装，死后入殓时却要改为明装。但为掩蔽耳目，谎称这种明式的殓衣为“道士装”。原来中国道教“道士”的“道”装和佛教“和尚”的“僧”袍，乃是中原“汉”族的形制，“道装”尤属道地的“明”代形式。中国的和尚必须出家披剃，不许在俗有妻室，而“道士”则否。这也是“生降死不降”口号之殓服下采取道士服装的原因。
所谓“男降女不降”，就是汉族男子尽管改了清装，而汉族妇女却始终倔强地仍著“明”式裙衫，不著满式的所谓“旗袍”。
旗袍和裙衫的集体误会（满族妇女的长袍承袭着中国的古礼）
其实，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妇女——尤其帝室以次的贵族妇女，早期都是以长袍型的服装作为礼服，而裙装只作常服。但自宋至明，却越后越是裙装普遍，明代仅有高级贵妇上至皇后的祭服，才是袍型长衣。满族妇女——尤其是宫廷妇女，都仍承袭中国的古礼，多著长袍。（有时也穿裙装）然而明亡清兴之际，汉族妇女习惯于当时现实情况，认为女装中的袍装是代表满人，裙装代表汉人。于是乃有“男降女不降”——即男子可改清装，妇女仍著明装的口号之形成。原来满清以八色均七分奴八部军民，因而统称满人为“旗下人”，简称“旗人”，一转而对旗妇的袍成为“旗袍”。如此积久成习，直至现时，举世皆称中国式的女袍曰“旗袍”。如此称谓，真是一种积非成是的误会。
齐政修教因俗而治（旗袍早已演变为中国的时装）
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民政府颁定国民礼服条例所定的中国男子礼服长袍、黑褂，以及妇女礼服的袍，就形成的特征来说，已经不是中土固有的传统形式，而是经隋唐变化，后经满清强迫改变以后的造型，也就是民国初年（1912年）一般社会通行的形式，古人所谓“因俗治理”，正是如此。
而这些形式之中的女袍，正就是今世人所周知的“中国旗袍”。而更复受到国际风习的影响，又不免于长短宽窄等等不同的演变，无复往昔之风貌了。
“旗袍”已改名，“祺袍” 应广为人知（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女袍：祺袍）
中国古代妇女的礼服原是长袍，并非衫裙。其后由于明末妇女反抗满清而又惯于宋明积习多著衫裙，因而称旗妇贯穿的女袍曰“旗袍”。综上可证；设若以“旗袍”一词指称今日中国的女袍，殊为不当。笔者前于民国六十三年（1974年）在“中国旗袍研究会”成立大会应邀演讲，建议改“旗袍”为“祺袍”，当被大会一致鼓掌通过采用，及今依然。但这一改称，仍盼获得广大社会的支持采用，直至于久远。
何所据而改“旗”作“祺”？因中国的女袍不是“旗人”始创而仅有，实乃得自中原远古。再则近二十年来，女袍缝纫业往往各自为政，分用“旗袍”、“褀袍”、“祺袍”这三种歧义的市招。不难以常理推断：由于中国造字六法有“假借”、“会意”诸格，造字惯加“意符”（会意的符号），例如袍衫加衣旁，烧烤加火旁等是。既然旗袍是衣的一种，或则是“有心人”的动机出于不同意今日的女袍不应续称“旗袍”，或则漆工不明“旗袍”之“旗”一字的来历，遂改“旗”为“褀”。继而鲁鱼豕亥之讹，“褀”又讹变为“祺”。因而“旗袍”、“褀袍”、“祺袍”三词歧出，令人啼笑皆非。
考字书：“褀”字读音做忌，字义是有带的衣。试问我们的女袍何尝有带，更何能于读音该旗做忌。所以绝对不可改做“褀袍”。“祺”字虽是“褀”字取用的讹字，倒可以——而且大可以将错作正，索性改称“祺袍”。因为“祺”、“旗”同音，口语方便；再则字书注释：“祺”字的含义是吉祥多福和庄重不惊。倘若就此改“褀袍”为“祺袍”，那才真是天造地设，再好没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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