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上架 |《故事、儿童和作家的秘密——走近儿童阅读》
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当一名邮递员，每天可以看到最新的报纸杂志；或者做一名书店的营业员，店里的书想看哪本就看哪本。稍大些，我想成为一名作家，写出很多很多好玩的故事。长大后，我做了语文教师。那些好书，给我的教书生活带来了光。如今，我的愿望是开一家小小的书屋。书屋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我的学生们写的故事。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也放着我自己写的书。答：当然，想知道“小布头”“乌丢丢”的来历吗？《狼王梦》《男生贾里》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为什么读了《我要做好孩子》就像看到了自己？《笨狼的故事》《鼹鼠的月亮河》又是怎么回事？《装在口袋里的爸爸》的奇思妙想怎么来的……以上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答：这是一本访谈录，但又不仅仅是一本访谈录。儿童阅读推广人、特级教师周益民老师对话28位广受孩子们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听他们谈儿时的阅读、创作的感受、最经典人物的由来，还有他们的阅读与写作建议，带你走近儿童文学，发现儿童、作家、阅读与写作的秘密。益民老师带着小学生阅读，读多了，想多了，读出了境界，也就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儿童的心。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写，他们原先想怎样写……爱读书的学生，也在猜想作家的心。益民老师不惮辛劳，做这样的访谈，让作家离孩子们更近一些，让看书的孩子也爱上写书的人。儿童有着自己的王国。一个成年人，若想进入这个王国，需有心灵的密码才行。在许多方面，他必须非常像儿童，其人格、心性、逻辑、冲动、好奇心、想象力……都必须很像。儿童文学作家，是孩子中的大人，是大人里的孩子。他是儿童人格的成年人，是不忘初心的大号儿童。在人群中，这样的生命类型，其存在意义，甚至大于写作本身。周益民先生的这本书，致力于寻找一些路径，帮助我们走近他们，走进孩子们的秘密花园，也温习我们的初心和“本来”。记得是2010年初秋，中国作家协会在桂林开过一个儿童文学理论研讨会，我在发言时开玩笑地说：“旧俄时代没有作家协会，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又编、又评、又创作，起到了类似作协创研部的作用。”的确，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会有如此惊人的发展，和这些大批评家的存在是大有关系的。我们现在有了作协，有了创研部等专职机构，但民间力量仍不容忽略。不光是民间的大家、左右着学界动向的权威们不应忽略，我所指的，还包括那些虽不太有名，影响也未必非常巨大的批评者、研究者和阅读者。鲁迅曾专门论说过“天才”和“土壤”的关系，在给赖少麒的信中还说：“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1935年6月29日函）尤其当有些大家、权威、名人太不争气、太不靠谱时，这“一木一石”的作用，就显得更重要了。周益民先生在儿童文学界就常起着一木一石的作用。他是教师，在课堂上教儿童文学，和孩子们天天讨论儿童文学，自己也热爱儿童文学。他写评论，也编著过多种相关的书。在考虑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问题时，我其实很愿意听取像他这样的独立思考者的意见。这一本“作家访谈”，是益民多年劳作的产物，作家分布面广，所谈又有深度，它的结集出版，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幸事。访谈并不是容易的事。对象的选择，问题的设计，谈话的推进……这一切，无不体现着访谈者的心血，这本身就是“评论”，是实际起到评论和研究的效果的，只不过没有直接站出来大发议论罢了。我曾和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做过两本对谈，在第一本《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出版并颇获好评后，李先生的一位精通他著作的朋友，曾奉献了一份访谈提纲供我参考，希望我们的下一本书按此进行。我看了以后，没有接受。我对李先生说，如果这样谈，那几乎就是把你的著述和观点缕述一遍，虽然面面俱到，但那是普及的工作，不是创造的工作；我希望下一本书仍从问题出发，从你的理论的难点、我的疑点、当下的时代发展与你的理论的碰撞出发，这才更有趣味和张力，也能把理论思考推向前进。李先生欣然接受了这一意见，这才有了第二本《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有过这两次实践，就使我对益民先生这本访谈的构想，有了更多心领神会之处。首先，能推进理论的思考。比如，在采访孙幼军时，问到：“什么样的童话是好童话？”孙答：“孩子喜欢的。”又补充道，“有人老爱说‘孩子喜欢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这话绝对正确。可我爱说的一句是：‘孩子不喜欢的作品一定不是好作品’。具体到童话，当然也如此。”这真是答得又机智又有趣，但也把话说得非常全面了：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就是要大人和孩子都喜欢——当然首先是孩子喜欢。这话不涩不绕，不故作高深，但有理论的普适性和深刻性，所以是真正的理论。又如，金曾豪在谈动物文学时，把这种“大自然的视角”称作“上帝的视角”，可谓一针见血。他又提出了“反拟人化”的理论主张：“写动物小说就是写动物世界，不要跟人类世界故意进行简单的链接。我最反对拟人化。我觉得这是动物小说跟童话的区别。我写的是真正的小说，只不过是把人变成了动物。小说必须有三个原则，有个性，有情感，有社会。我觉得动物世界这三个原则都具备，我不需要拟人。它跟人类社会当然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关系最好就是‘比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动物小说最好的境界。看了这个作品，读者可能会联想到人类社会的什么，这就是比兴，不是简单的直接的联系，不是等号。”这是由长期的创作实践而升华的理论。可见，真正的理论光靠理论家是创造不出的，必须是理论家和实践家结合，才有理论创造可言。其次，有助于对作家的理解，从而也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进展。仍说孙幼军，他在最后向小读者推荐书时，介绍了两本：“中国的是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外国的是《吹牛大王历险记》。”从这里，我们就能知道他对童话艺术的追求是什么了。从这两本书中，我们能感受到那种挡也挡不住地向外涌的童趣，还有那无穷无尽的狂野的想象，这不正是孙幼军的风格特征吗？在彭学军的访谈中，有一段话也很有意思：“最初是写短篇，几个短篇一出来，有人觉得我是在模仿沈从文，我觉得很奇怪，那时好像只读过他的《边城》，再说，我和他的语言风格也不像呀。后来是我自己悟出来了。我发现，在写别的题材时，边写边在心里默念用的是普通话；而写湘西题材时，在心里默念用的是吉首话。我这一类的作品总让人想到沈从文，不是说我写得有多好，只因为有一种相同的湘西气韵在那里。毕竟，他走过的青石板路我也走过，他喝过的沱江水我也喝过。”这就解决了很多批评者心中的疑难。看来，风格上的传承，除了通过作品，也可以是通过作品赖以产生的土壤，通过一种创作的基因上的相似或相近——这可说是很有意味的发现。当然，有的作家创作上的不足，从答问时所流露的心态上，也可以找到端倪，在此我就不展开了。
再次，不少作家谈出了很新颖的见解，在许多具体的层面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这就不仅是前文所说的理论的创造，也必将大大推动今后创作的进展吧。比如，韦伶在回答关于少女文学的特质时，说了一大段非常有意思的话：“少女在告别女孩而又还未长成女人的蜕变时期，有一个发呆、走神、做白日梦的阶段，人们爱把这个时候叫作少女的‘多梦时节’。这时的女孩是有些迷离的，比男孩要‘痴’和‘疯’一点。她是活在双重世界的人，一半活在现实中，另一半活在梦想与幻觉中。这时候的女孩有不少经历在内心中完成，那些经历美妙而激越，笼罩着女孩一天的情绪和行为，却不为外人知晓。这是由身体到心智到行为的一个连环过程，是太有文学价值的含苞期少女的青春现象。可惜我们挖掘得还那么浅显和零碎。这种走神中的女孩，常常在劫难逃地将青春生命和宝贵时光交付给精神游历行为……这种状态和心境本来就是文学艺术的滋生地。”这节内容相当丰富，我这里不做“文抄公”了，读者自可翻开书页细读。总之，这是一本好看而又有多重价值的好书，我有幸先睹，遂在此做真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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