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隐龙
当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庭帝国出现了。需要注意的是，拜占庭帝国只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出现的——其皇室至国民在帝国一千余年的国祚中一直自称为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甚至不是它的非正式称呼，直到1557年，德意志历史学家赫罗尼姆斯·沃尔夫在其整理编纂的《历代拜占庭历史学家手稿》中为区分罗马时代以前的古典希腊文献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希腊文献才引入了“拜占庭帝国”这个叫法。这个叫法显然更方便历史学家论述，于是渐渐成为通称，正如中国朝代中的“西汉”、“北宋”、“后周”等朝代一样。
君士坦丁堡虽以君士坦丁大帝为名，但其源头却要追溯到塞维鲁身上。塞维鲁通过战争最终取得了皇权，但其继位也揭开了罗马帝国历史上的“三世纪危机”。这期间，内战频发、外敌不断及经济崩溃使罗马帝国几近于亡国，直到戴克里先登基后为一改积贫积弱的格局而废除了帝位世袭独裁的制度而采用四帝共治制，正是这一制度，最终导致了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西罗马的首都仍为罗马，而东罗马的首都则为新罗马，这一命名方式代表了皇权的继受与转移：从此之后帝国首都变成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那座城市，而罗马这个“上帝之城”似乎已经时代的车轮甩在了后面。
君士坦丁大帝的迁都有着极其现实的考虑。帝国重心东移，罗马显然不再能有效控制帝国的东方疆土。在考察了特洛伊、耶路撒冷、索非亚等城市后，君士坦丁大帝将新都建在拜占庭，一方面是看中了其商业枢纽与军事要塞的地位，另一方面也颇有“天子御国门、君王死社稷”的雄心壮志。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之后千余年的历史中，拜占庭帝国屡屡被强邻分割直至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及近畿那一小块弹丸之地，但依然能作为罗马及欧洲文明的桥头堡而起死回生，从中不难发现君士坦丁大帝慧眼独具。
君士坦丁堡的教堂与城堡，也在这个时代开始兴建，而且其规模比起罗马有过之而无不及——大皇宫、竞技场、黄金城门、鳞次栉比的塔楼、角楼和碉堡……最具盛名的要数圣索菲亚大教堂，经过两次重建和无数次的修缮，这座教堂保持着最大教堂的地位达一千年之久，直到塞维利亚主教座堂竣工。
新罗马魄力如此，自然不难理解为什么拜占庭帝国会以罗马帝国自居——尤其当西欧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而步入所谓“黑暗时代”的一千年里，拜占庭帝国帝国就是西方文化的火种，而君士坦丁堡就是西方文明的中心，正如史蒂文·朗西曼《拜占庭文明》所述的那样：
“它曾在学术和艺术中留下了光辉的遗产。它使所有的欧洲国家摆脱了野蛮，并给予其他国家文化精华。它的力量和智慧在几个世纪中一直保护着基督教世界。君士坦丁堡在11个世纪中始终是西方文明世界的中心。”
只是这一段引述之前还有一句话：“1453年5月29日，一种文化被无情地消灭了。”被消灭的自然是存续千年的拜占庭文明，而接替者则是另一支来自东方的民族突厥。1453年，在经历了漫长的围城战之后，君士坦丁堡终于陷落，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城在新的主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伊斯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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