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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青翰 | 当你批判《流浪地球》,你究竟在批判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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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有学术的思想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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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益于刘慈欣写作的青年而言,偏执之气实不可取,如果切断了科幻文学与政治生活的深层联系,我们将失去“写意”的壮美与简洁,而将科幻文学完全等同于政治生活的复刻,我们将淤塞“留白”所馈赠的丰富与自由——真正的自由。


当你批判《流浪地球》,你究竟在批判什么

  何青翰 | 清华大学哲学系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专栏专稿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深夜,从县城电影院走出来,浓烈的烧烤油烟迅速遮蔽了仍在我眼前摇曳的地球轨迹。在电影院外,广场上喧嚷的人群已经散去,不远处,挖掘机的轮廓隔断了灯光与河水。我独自越过街道,攀上一片已经被房地产商蚕食殆尽的山丘,我仰头看见了澄澈的星空,想起了电影中的一句台词:“那个时候,大家都关心一种叫做钱的东西”。银幕上木星表层大气爆破冲击地球的那一刻,大概所有人都会扪心自问一句:没有英雄,没有史诗,没有舍生取义,没有奇谋,人类还有什么理由自诩为万物之灵?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当少年刘启驾驶着巨型运输车穿越冰原之上如同钢铁森林一般的矿石基地时,随着镜头拉起,气势磅礴的行星发动机宛如刺破苍穹的山脉,在地球的表面喷射出万道蔚蓝的强光,我脑袋里迸发出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仿佛自己回到了1964年的戈壁,迎接着原子弹的那一声仰天长啸。“横空出世,莽昆仑,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假如我们都熟悉刘慈欣的写作特点,我们至少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刘慈欣从不怀疑人类必须把科技发展置于生存需求的核心,唯有科学,唯有工业,唯有速度和能量,才能保证人类战胜遥远的危机,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活下去。

 

对于那些历经了七十年艰难苦斗的长者而言,这样的场景恐怕再熟悉不过了:为了应对重大的政治危机,实现资源统合、全民动员,所有的个人欲求都必须降低到集体目标之下;在所有职业之中,军人的品格代表了最高的德性,他们在面对考验之际,忠于职守,视死如归。

 

实事求是地讲,科幻文学在国内的崛起所造成的影响力仍然没有超出知识阶层的范畴。尽管我们身处在技术革命的年代,但似乎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所有的科学元素都被无限繁衍的商品二维码稀释了。心计绵密的宫廷、宅院、职场才是多数劳动青年的日常娱乐素材;至于老谋深算的中年群体,日益逼仄的竞争环境使得他们更没有时间把关切投注到工作之外。由于相较于小说的大尺度修改,电影版《流浪地球》在何种程度上继承了刘慈欣科幻文学的内在精神,一定会造成争议。但毫无疑问地是,电影成功地唤醒了公众之中一种应有的朴素常识:奋斗与牺牲并不是“原罪”。毛主席说,人总是要点精神的。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正是以其一以贯之的“英雄”品质,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自救形成了壮阔的呼应。有鉴于此,我认为电影版的《流浪地球》从内核上继承了刘慈欣的“写意”。刘慈欣既善于通过“时代”、“计划”等具有工业文明特质的术语刻画人类的整体命运,从而以俯瞰之势呈现政治共同体的宏观轮廓,也善于穿透社会组织的枝蔓,聚焦危机之中的关键“个体”。

 

这种往来于天地之间的手笔,譬如电影中各支救援力量的前赴后继,人工智能与人类决断的针锋相对,相隔时空的父子诀别,造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理性的浪漫,从而赋予了故事人物以古典式的英雄主义。由于刘慈欣的“写意”气质,我完全可以理解电影《流浪地球》对于原作内容的取舍实际上正是对于民众日常趣味的妥协,这自然算不上是阉割与歪曲,更遑论“献媚”,只能说是面对现实社会所采取的适宜的抒情方式。其基本目的,是为了先让我们尝试着抬起头来,看看楼盘之外的那片银河,重新理性与激情的关系,思考自己的何以会在“子子孙孙,无穷匮矣”的家庭伦理中获得“活”的意义。

 

“写意”的长处在于删繁就简,但其弊端则在于叙事层面的单向度,这实际上无法囊括刘慈欣小说面向“未来”的思虑。毫不意外,我试着打开各个影评网站,看到了各种各样射向《流浪地球》的冷嘲热讽。尽管电影叙事对于这场人类的漫长“流浪”已经安排了很多幽暗层面的线索,但是一掠而过的抽签转移、洪水肆虐想必根本无法平息那些敏感而又博爱的自由心灵对于“批判”的需求。

 

“写意”之下,人口锐减过半的悲壮,无数的妻离子散,只在韩子昂救起韩朵朵的一幕中便得到了补偿。稍微了解过刘慈欣科幻文学的读者,都会知道源出于《三体》的这一句话:“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比起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宣称“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刘慈欣似乎更为坚韧而残忍。网上盛行的批评方式在于将《流浪地球》与《星际穿越》相对比,认为前者根本没有试图触碰诺兰的镜头下人类之于宇宙而言的深刻的孤独感,只不过以宇宙空间置换了其极权政治的“战场”。这种批评仅对于电影而言,并非全无道理。在电影《流浪地球》的叙事中,我们的确看不到太多“形而上”的思考。

 

这个问题用哲学的语言可以表述为:连雅典都容不下苏格拉底,热爱自由的“人民”怎么寄希望于斯巴达?

 

1978年以后,在部分人看来,“人民”变成了独立的经济活动主体,从物质欲望出发,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原则以及权力资源攫取个人利益,逐渐为社会所承认、保护乃至尊重。政策变化所带来的直接成果是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释放,继而是独立的、自由的现代个体的出现。与此同时,社会转型的潜在线索实际上正是以市场原则取代泛化的道德原则为人民服务中所宣称的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美德逐渐成为枯燥的修辞。而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功利主义的猛烈扩张,残余下来的传统“人伦”观念亦在功利交换中逐渐遭到剥离和摒弃。一切坚固的事物仿佛都烟消云散了。

 

麦金太尔说,任何一种道德哲学,都特别地以某种社会学为前提。在这种趋向下,一些人认为,独立的个体只能更为坚决地抱紧自己仅有的慰藉:“自由”。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说:“自由地选择以及不被他人代为选择,是使得人之为人的不可剥夺的因素”。出于这种原因,以赛亚·伯林天然地痛恨不允许个人犯错的“超级工程”及其管理系统,而刘慈欣所迷恋的“计划”、“项目”,似乎与此完全背道而驰;在他笔下,根本没有神学与宗教的一席之地。姑且不论电影中的科学逻辑存在多少硬伤,我们仍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所谓“两千五百年”的流亡方案实际上等于无条件地开启“决断时刻”从而无限期地剥夺人民的私人生活,这比太阳“氦闪”,更为可怕。就此而言,他们否认电影《流浪地球》所输出的“常识”,诸如《星际穿越》中所强调的“爱是一种能够超越时空的维度而让我们感知存在的力量”,以及《降临》《湮灭》这一类更多在存在主义层面关切个体认知的科幻电影确定更能赋予一部分人,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更多的慰藉。

 

事实上,刘慈欣在《流浪地球》的小说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更为惨烈的处理:大叛乱。人类在真正开启“流浪时代”之前就已经对联合政府的统治达到了忍受的极点,沉重的付出之后,却没有看到预测的“氦闪”,由此开始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叛乱。刘慈欣在其写作中一方面对于科学与工业抱有忠诚的信念,另一方面却又对于人性保持着深刻的悲观。所谓“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并非刘慈欣认为“兽性”优于“人性”,而在于“人性”无法长久处于稳定而健康的状态。因此,刘慈欣在小说中将整个“流浪地球”计划清晰地划分为刹车时代、逃逸时代、流浪时代、流浪时代、新太阳时代这五个具有鲜明的断裂性的时间区块,而小说主人公的讲述横跨前三个时代,这是电影中所无法呈现的“流浪”全景,也是“写意”必须依傍的“留白”。

 


“留白”是刘慈欣小说写作的另一重要特征,事实上,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人都知道,好的“写意”必然伴随“留白”。

 

“留白”意味着不妄下结论,不迷信计算。我们习惯于在刘慈欣的小说中看到寥寥几笔勾画地一场迅猛的全球战争、一次颠覆性的科技裂变、一段绵延数千年的文明进步,我们只知道开端与结束,有时候甚至不知道结束,无数的城邦、王国、联盟,无数的领袖、智者、懦夫、小人以及氤氲其中的浩瀚历史,就这样宛如秒钟的一颤,无声无息地从刘慈欣的笔下滑过去了。而从刹车时代的巨大灾难到逃逸时代的地下挣扎,我们所看到的主人公永远在叙述逃亡、旅程、战乱,穿越冰原、城市、永夜,他只是特写式告诉我们,在长达四百年的逃逸时代之中,曾经象征生命的太阳变成了人类意识中噩梦,而无意于具体刻画人类在短暂的安定期所塑造的任何一种类似于过往的社会生活。这样的“留白”并不是刘慈欣的“懒惰”与“无情”,而是他以这种方式,提醒我们作为他者的宇宙与我们身处的政治生活之间所嵌入的那一道永恒的距离,即便这一层距离在危机面前薄如空气。因此,即便在“逃逸时代”的人类困境中,刘慈欣仍然给主人公安排了一节“哲学课”。刘慈欣在另一部描述“流浪”的著作,《时间移民》中写道:“我们能想到,但永远无法理解。原因要在哲学的深度上找。

 

超越物理时间以审问自身的存在,这是一个科幻作家所能配享的极高权力。而小说《流浪地球》的“留白”之所以不同于后现代意识中的虚无与颓丧,是因为刘慈欣为其注入了展开“未来”的顽强希望。这样的“留白”类似老子所说的“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譬如一间大厦,唯有其中的空无,才能构成外界的形态;大厦倾塌,空无仍在,等待着新的建筑。在无垠的宇宙之中,人类所栖息的地球不过是银河系悬臂末端的一粒微尘,何去何从,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类本身的命运又将归宿于何种目的?这一问题无疑大于“氦闪”与“大叛乱”,而刘慈欣在主人公哀伤而深远的歌谣中将故事结束于“流浪时代”,从而以这一最大的“留白”为自己的政治书写奠定了一个更为高远的哲学基础。人类会在驶向半人马座的未来迎来春暖花开的哪一天吗?没有答案。唯以这样恢弘的“留白”,流浪才得以超越单纯的求生的荣耀,永久拷问着人类行为的正当性,从而内证政治生活的高贵。

 

我宁愿相信电影中引爆木星表层从而将地球“抛出”太阳系的设想是在刘慈欣指导下完成的剧情,这惊心动魄的一跃,多么像是“向死而生”,让作为存在者的地球如其所是的那样去存在。经受了这一层考验,我们或许能够更多地剥除狭隘的意见以理解政治与伦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跃”,电影“留白”的不足亦可以为这启航的功绩而有所纾解了。家与爱,在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之后,仍然屹立在人类生活的中心。

 

如此说来,问题并不是《流浪地球》缺少“形而上”思考,反倒是多数人有没有勇气从个人的经验中挣脱出来,去承受这份重量。电影与小说的叙事方式各有侧重,以偏概全意味着为了少许的自信而失去了更多的乐趣,这样不值。换言之,对受益于刘慈欣写作的青年而言,偏执之气实不可取,如果切断了科幻文学与政治生活的深层联系,我们将失去“写意”的壮美与简洁,而将科幻文学完全等同于政治生活的复刻,我们将淤塞“留白”所馈赠的丰富与自由——真正的自由。

 


想到这里,我再次向僻静县城上空的星空投去一瞥,然后穿过早春夜里的微寒,欣然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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