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二中院10月26日发布消息，自《民法典》施行至今年6月底，二中院审结的继承纠纷中，确认有效的遗嘱共计92份，有22份遗嘱被认定无效，无效占比约20%。无效遗嘱中，近七成因不符合形式要件而被确认无效。
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实施开始，至今年6月30日，二中院负责继承类纠纷审理工作的民六庭，共审结相关案件793件。其中，遗嘱继承纠纷案件128件，其中，能明确遗嘱类型的案件为101件。法官表示，在22份无效遗嘱中，自书遗嘱4份、代书遗嘱4份、公证遗嘱1份、口头遗嘱1份、打印遗嘱6份、录像遗嘱6份（这6份录像遗嘱涉及5起案件）。主审法官表示，在不同类型遗嘱中，认定无效比例差异大。如24份公证遗嘱中，仅1份被确认无效，为各类遗嘱中无效比例最低；录像遗嘱（共6份，6份无效）、口头遗嘱（共1份，1份无效），无效比例高达100%。
法官表示，无效遗嘱中近七成因不符合形式要件而被确认无效。遗嘱有效需要同时满足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遗嘱的形式要件指法律规定的各类遗嘱的形式要求，遗嘱的实质要件包括遗嘱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涉及的财产有处分权、遗嘱意思表示真实、遗嘱内容具体明确等。在认定无效的22份遗嘱中，15份因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无效，3份因无法证明遗嘱的真实性无效，1份因无权处分他人财产无效，3份因遗嘱内容存在瑕疵无效。因法定形式要件不符合被认定无效的占比近七成。
由于部分老年人文化程度有限、法律认识不足等因素，相当数量的遗嘱不符合法定遗嘱形式要件。有的自书遗嘱没有签字，仅有人名章，难以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有的代书遗嘱见证人仅有1人、见证人系利害关系人等；有的打印遗嘱未在每一页上注明年、月、日。审判实践中，对法定类型遗嘱形式要件的把握趋于严格，未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作出的遗嘱存在被认定无效的风险。由于遗嘱行为系单方法律行为，遗嘱人死亡后，也没法提供相关证言或接受法庭盘问来证明自己的遗嘱是不是真的，因此遗嘱真伪性审查成为案件审查的难点和关键点。
在现实的案例中，有的所谓“遗嘱”其实是在字条或日记中的片段，仅附带几句对财产分配的话语；有的对于遗产的分配语焉不详，存在多种解释；有的对遗产内容指向不明，无法确定遗产范围；有的用词模糊，仅设定了遗产由谁管理使用，未对所有权归属做出明确指定；有的实际上把别人的财产当成了自己遗嘱范围内的财产……这些内容，仅通过遗嘱文本难以判断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亦无法对遗产进行确切分割。
法官表示，订立遗嘱的群体虽然逐步扩大，但涉及到司法实践中的，仍然还多是老年人，有人立遗嘱时已处弥留之际，部分自身患有疾病。在二中院所审理的案件中，反对方多以立遗嘱人年事已高，身体状态不好主张其没有民事行为能力。
法院对此提出建议，在遗嘱被认定无效的案件中，公证遗嘱被认定无效比例最低。虽然《民法典》施行后公证遗嘱不再具有优先效力，但公证遗嘱在证据效力以及保管安全等方面仍具有优势，其效力较其他类型遗嘱更为稳定。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作为《民法典》新增遗嘱类型具有方便快捷的优势，在老人书写能力受限的情况下可优先选择适用，但应注意满足关于见证人、遗嘱日期等形式要件的要求。
同时，持有遗嘱的当事人，应注意留存遗嘱人相关笔迹材料，尤其是与遗嘱时间相近的公文档案材料，避免因比对样本不足而无法进行遗嘱真实性鉴定。法官特别提出，遗嘱内容应具体明确，可适当增加一些生平经历、感情偏好等个性化陈述，提高辨识度，降低被认定无效的风险。
法院同时发布了相关典型案例。
王某和杜某婚后生育一子王某甲、一女王某乙。二人均于2018年去世。子女二人因继承问题诉至二中院。庭审中，王某乙提交落款日期为2013年5月25日的打印遗嘱一份，内容为：王某和杜某在此立遗嘱，对遗嘱人夫妻所有全部财产，留给女儿王某乙所有。该遗嘱落款遗嘱人处有王某、杜某的签字捺印，见证人处有三人签字捺印。三位见证人均出庭陈述了遗嘱订立过程。
王某乙提交的案涉遗嘱从形成方式上看应属打印遗嘱，虽形成于《民法典》施行之前，但依照《民法典》时间效力之相关规定，应适用《民法典》关于打印遗嘱的规定认定其效力。从该打印遗嘱形式要件来看，该遗嘱有三个见证人，与继承人及遗嘱内容无利害关系，遗嘱人及三个见证人均在遗嘱上签字，遗嘱落款处注有日期。
王某甲则认为，这份遗嘱缺少签名日期的形式要件，应属无效。对此法院认为，遗嘱落款处确实仅注有一份日期，未满足遗嘱人和见证人均需注明日期的形式要求，但该问题并不必然导致遗嘱无效。首先，王某乙提交了反映遗嘱签订过程的录制视频，能够佐证遗嘱的形成过程；第二，案涉遗嘱三个见证人一审中均出庭陈述了遗嘱订立过程、订立时间等，并就各方提问逐一接受质询，应认定王某乙已完成对遗嘱真实性的相应举证责任；最后，王某甲虽不认可遗嘱的真实性，但并未就遗嘱签名申请鉴定，亦未提交足以反驳或否定遗嘱真实性之其他证据。综上，法院根据在案证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当事人陈述，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案涉遗嘱的效力予以确认。
在另一起案件中，单某与裴某生有二女一子，二人也均去世。单某曾立下自书遗嘱：“对于501号房产，现我决定由大女儿、二女儿共同继承。这是我真实意愿的表达。”庭审中，两女儿向法院提交单某的视频，显示单某明确表示将其所有的501号房屋留给两个女儿，而儿子在母亲去世后对其不闻不问。儿子对遗嘱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表示不申请对遗嘱进行笔迹鉴定。二女儿称有一天父亲让其带着他去一趟大女儿家，当着二人的面写了两份遗嘱，其与大女儿一人一份，还留有录像。
法院审理时发现，单某的儿子主张案涉遗嘱不是真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本案中两女儿提交的遗嘱文字内容清晰流畅，且并无涂改痕迹，在形式上亦符合继承法关于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单某在订立案涉遗嘱时受到了胁迫，故应当认定案涉遗嘱无形式瑕疵。被继承人单某的儿子也没有对遗嘱提出笔迹鉴定，又无法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反驳遗嘱的真实性，应认定遗嘱系单某所立，并按此遗嘱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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