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以西释中”是中国美学的必然选择,是无法取代的最好的研究方法。这一观点是以西方美学为标准和学术范式,它忽视了美学研究中的文化认同与文化选择的重要性;它所坚持的跨文化的中西比较美学研究的立场也是以西方文化为强势一方,强调这种文化影响下的文化与美学的趋同性,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的研究视域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发展进程的意义。这种观点还认为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与范畴不能解释当下的美学现象与实践,所以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在我们看来,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解释当下的美学现象与实践,而且也有助于寻求几千年来人们审美与艺术经验的共识。中国传统美学重视艺术实践,重视审美对于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这些对于中国美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精神引领和推动作用。
一
反思百年来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进程,不少学者都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习惯以西方文化和美学思想为标准,移植和采用西方美学的概念与方法来阐释中国的美学和艺术实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中国美学自己的特色。对这样的反思,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这种反思虽然代表当下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潮流,但基本立场是错误的,因为它否定了中西美学之间的共同性,只看到去西方化和再中国化,即如何从中国固有传统中重新建构一套话语体系以反抗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性,完全没有考虑到真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若从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与真理的客观性立场看,用西方的思想和理论观点来解释中国的艺术和审美实践,“以西释中”则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必然选择,这种方法至今仍是行之有效的主流方法,因为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一种可以取而代之的更好的研究方法。持这种看法的人还认为,中国现代美学史从一开始就是中西美学比较的历史,“以西释中”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基本方法,也就是中西美学比较的基本方法。这是由中国现代美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这种方法并不有违中国艺术与审美经验的解释。这是因为,中国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艺术传统,且古代传统中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的珍贵颗粒。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现代美学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同质文化圈内的美学研究有着显著的不同,是跨越了中西文化的辽阔地域和复杂多样的文化内涵,在异质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与相互交融中展开的,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中西比较美学研究。所以,中国现代美学建设的逻辑过程是,从一开始只能介绍西方美学的思想观念,逐步采用中国的材料加以印证,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面貌也只能依照西方的美学观念,按照西方美学的概念范畴、框架结构、话语系统来塑造。
二
反对否定“以西释中”方法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学科发展与建设的意义,反对仅仅用去西方化和再中国化思路发展中国未来的美学,这一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将“以西释中”看成是中国现代美学的主流,认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取而代之,则是将问题简单化、片面化了。“以西释中”论者有两个基本价值判断:一是在全球化的时代,美学研究必须坚持真理的客观性与人类普遍主义的立场,不是民族化和本土化的美学研究,而是“以西释中”成为中国美学的必然选择;二是由于中国现代美学史一开始就是中西比较美学的历史,是一种跨文化的中西比较美学研究,人们只要步入这样的研究领域,就有可能在实践中摸索和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研究方法,所以按照西方美学的概念范畴、框架结构、话语系统来编织中国美学的材料,并不影响人们寻找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共同点,走向“建立跨越中西美学的共同美学结论”。
对第一个价值判断,我们承认,美学研究可以坚持真理的客观性与人类普遍主义的立场,把寻求普遍性永恒性的美学和审美的东西作为一个理想或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一种西方理论先行,用一种只有西方美学理论才具有普遍性、客观性,才是先进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美学的观点与材料,抹杀中国美学的经验与特色,也不意味着“以西释中”至今依然是行之有效、无法取代的主流方法。因为任何一种有价值的美学研究,都不简单是一个真理的客观性与普遍价值观确立的问题,它首先面临着一个文化认同与文化选择的问题。西方的美学,如美国美学家托马斯·芒罗所说,“它长期以来的基础是选择了希腊、罗马和少数几个西方国家的艺术和思想”。这样的选择对美学学科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其缺陷也非常明显,“它过分依赖从对美的思辨哲学假定中进行演绎推理或高度专业化的语言学分析”,“没能充分重视不同民族和阶段丰富多样的艺术风格和价值,从而发展出经验广泛的手段来”。所以,中国美学家绝不能盲从连西方人自己都承认带有很大选择性的西方美学理论和审美经验,把它看成是先进的、唯一的真理,而应该重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审美经验。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导论”中说,他写这部著作的目的之一“在于提出渊源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它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从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同时,他又承认建立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只是一个遥远而且不可达到的目标,所以,更应该考虑的是来自尽可能不同的文学传统的理论。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美学研究要获得普遍性的意义与价值,绝不能封闭自己,必须以一种开放的观念与胸襟来接受其他传统的美学观念与理论,只有这样才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和美学理论。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各个民族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于任何美学与文学理论的形成与建立,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历史语境,所谓世界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学与文学理论常常只能作为理论家努力的一个目标存在,它很难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理论形态。正因如此,许多有价值的文学理论,都把本土的美学与文学经验、文化传统放到优先地位。张法指出西方各国与苏联文学理论编撰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非常注意对本土资源的打造和本土资源的宏扬,而中国文论与之相比的一个巨大差异就是本土资源的缺乏,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原因,是由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演进大多注重移植世界先进理论形成的。在一个追赶世界先进而来的理论结构中,中国的资源很难从结构上进入。中国现代美学,从20世纪初开始就处在一种追赶世界先进而来的理论结构中,在这种结构性的追赶中,常常又掺杂着浓重的意识形态与非学术因素,使人们很少真正地去认识和审视西方美学,所以很难谈得上对西方美学的深入理解和真理性的接受。在这一追赶进程中,人们认识上存在一个很大误区,那就是将西方美学看成是先进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而将中国美学看成是落伍的、特殊形态的美学,认为中国美学研究的意义也就在于以西方先进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来概括中国美学的特殊,让落伍的中国美学能跟得上世界的潮流。其实,这是一种很幼稚的看法。我们虽然不能否定美学理论建构的普遍性与一般性,但也必须看到这种普遍性与一般性是建立在不同的文化与美学传统对话与沟通的基础上的,美学是从不同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并不存在一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而一般(普遍)的美学。所以,中国当代美学理论要真正向前推进,必须重视本民族的美学传统与经验,发掘本民族美学中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并将它推向世界,而不是简单移植和学习他国的美学理论与经验。
对第二个价值判断,我们认为需要这样来审视:第一,何为跨文化的中西比较美学研究?是不是只要引进西方美学思想,在西方美学思想的引导下开展中西美学的对话,寻求中西美学的共同点就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以西释中”论者是这样认为的。而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研究,因为它的重点不是强调各种文化的平等存在和对话互动,并在这种对话互动中寻求中西方美学的共识和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而是以西方文化为强势一方,强调在这种强势文化影响下的文化与美学的趋同性。“以西释中”论者声称:“当面对全球化时代西方美学强势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提出不同于西方的原创性理论,而是相反,我们需要做的是立足于当今中国本土语境,对中外审美文化现象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尝试进行综合性阐述,试图寻找跨越东西方的共同美学规律。”既然当务之急不是提出不同于西方的原创性理论,而是顺应全球化时代西方美学的强势话语,那么所谓“立足于当今中国本土语境”,“寻找跨越东西方的共同美学规律”的承诺也就成为一句空话。所以,“以西释中”论者在论及中国和日本的审美意识时,很自然地将西方美学家鲍桑葵在《美学史》中所作的结论——“这种审美意识还没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作为金科玉律,认为西方思辨性的美学理论的价值远远高于中国传统美学。就像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将中国古代文学和美学理论看成是处于传奇阶段的理论一样,“以西释中”论者也认为中国和日本在过去历史上没有出现关于美的思辨理论,不是中西美学根本性质的差别,而是中西美学之间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别,中国美学只有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才会出现自己的关于美学的思辨形态。显然,这种理解与真正坚持跨文化立场的中西美学比较研究截然不同。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谈到东方美学(中国和日本)与西方美学的不同时,也注意到这种差异,但他不是将其看成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别,而是看成是两种美学在思辨性质与特色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东方美学是“充满诗的意象的思索体系”,西方美学所重视的是逻辑与概念的思辨。东方美学这种思辨特色相比西方美学的思辨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想象力突破了概念的僵化的思考和固定化”,它向人类启示了宇宙的神韵,启示了艺术的秘密和存在的秘密,还启示了超越者的美,这对于克服西方以本质论为基础,重视现象形态的描写再现的样态哲学所带来的危机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比较诗学理论家迈纳认为,比较诗学研究要想真正获得“比较”的内涵,必须从跨文化的角度对待世界上不同的诗学体系,特别是应该从东西方不同的原创诗学体系(西方是以戏剧文类为基础的摹仿诗学,东方是以抒情诗为基础的“情感—表现”诗学)出发,抓住东西方不同的诗学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和基本概念展开。显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研究,因为它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沟通和互证与互补,其目的不是让不同文化体系的特色淹没在某种单一的强势文化中,而是使不同文化的特色得到充分彰显。而反观中国现代美学研究,长期以来人们对西方的东西很偏爱,动辄就是西方的概念与话语,很少看见中国原创性的理论。没有原创性的美学理论与话语,中国美学要走出困境,引起世界性的关注,是很困难的。
第二,是否只要持有中西文化美学比较研究的立场,就自然会走向美学研究的民族化和本土化?“以西释中”论者认为,由于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悠久,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丰富,所以只要与异质文化接触冲撞,步入中西比较美学的领域,人们自然会在实践中摸索和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研究方法。显然,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研究者学识修养、思维眼界和方法立场的选择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发展进程的意义。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悠久,中西文化和美学存在的巨大差异,才更需要研究者重视中国学术自身的传统,在思想观念和美学方法上有一种文化的自信与自觉。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平庸的研究者总是喜欢追赶西方学术潮流,移植和模仿西方美学的基本理论概念与方法而忽视中国的美学理论与经验,而在美学研究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理论家莫不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语),注意整理和发掘中国文化和美学中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并以此为基础,寻求中西美学的融合。比如,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受到西方的叔本华、康德、席勒等人的深刻影响,他的早期美学思想甚至表现出对西方美学全盘接受的倾向。如果只停留在这样的水平,那么其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历史进程的影响将是非常有限的。人们之所以重视王国维美学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不仅学习和接受西方理说,而且还在于他突破了西方理论的局限,提出了适合解释中国美学和艺术经验的重要理论与范畴,如“古雅”和“境界”说。王国维的美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它注意从形而上和人生哲学高度审视艺术和审美问题,这种审视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它只来自叔本华、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美学家的哲学观念的影响,而是与中国传统的心性哲学与美学有着密切关系。王国维的理论贡献在于很好地把这两种理论资源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超越中国传统的艺术经验和诗文评的理论视野和艺术人生观。又如朱光潜,在许多人眼中,他的美学理论是充分西方化的,其实他也有重视传统,受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影响,有意识地运用传统美学理论资源解释艺术与审美的一面。晚年在答香港中文大学校刊编者的提问时,朱光潜十分肯定地说:“我的美学观点,是在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再吸收西方的美学观念而形成的。”他还明确说自己美学上的发展是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为基础的。他自己最看重的著作是20世纪40年代写作的《诗论》一书。《诗论》的主旨是试图用西方诗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但其中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如诗与谐隐、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诗与乐、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陶渊明研究,等等,却属于传统诗学领域。更重要的是,它“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的方法开创了中西比较诗学美学互释的先河。像朱光潜这样的理论大家,若不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出于对中国文化和美学的深厚了解,其对西方美学的接受和运用,就不可能作出如此重要的理论贡献。宗白华是学术界公认最具有中西比较视野的美学家,无论是对西方美学还是对中国美学,都有精深独到的理解与研究,对中国文化与美学精神的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什么会这样?除了宗白华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艺术修养外,还在于他对于中国文化与美学研究的自信与自觉。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一文中,宗白华认为,中华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和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因而轻视了科学工艺征服自然的权力,所以陷于落后和贫穷,美丽的文化精神也不能长存了。而近代西方,则以科学权力征服自然,征服落后的民族,但却不肯体会人类全体共同生活的旋律美,所以美丽的文化精神也不复存在。正因如此,他立足于中国古代艺术和美学展开美学研究,因为这里有他要探索的美丽的文化精神。不仅如此,宗白华还认为,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可以与西方文化的美丽精神融合起来,建造出一种更高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这种文化的自信与自觉正是他在美学研究中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前提与保障。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文化大综合的时代。文化的大综合不仅导致文化的趋同,亦给文化的多元化与多样性提供了广阔的生长空间。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更应该超越过去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有一份民族文化的自信;更应该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美学。这不仅是由中国美学的丰富内涵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美学走向世界,获得世界承认的文化与现实生存条件所决定的。
三
“以西释中”论者还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美学正是在“西化”、“以西释中”的过程中激活了本土传统,其中包含学术体制的西化、范畴概念的西化和话语方式的西化对本土传统的激活。我们不否认,西方美学的传入为中国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某些方面激活了本土的传统。但是这种激活,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一种“西化”与“以西释中”的阐释过程。事实上,中国许多有识见的学者正是在学习与接收西方美学思想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西化”和简单的“以西释中”的方法论之弊,才开始转向重视中国传统美学自身,重视中国传统美学在观念、方法、话语方式以及概念范畴方面的特色。认为中国美学西化无法避免,中国美学只能通过西化历程的运作机制才能发展,所谓“本土传统的激活”只能是一种抽象的肯定,具体论证时,强调的恰恰是中国古代范畴概念的过时与不适用性,是中国古代美学的话语方式的非科学性、非逻辑性所带来的缺陷。比如,“以西释中”论者说:“当我们建立中国现当代美学理论的时候,因为西方美学话语并非个别孤立的概念,而是完整自足的一整套话语体系,中国古代美学的一系列概念范畴难以直接进入其理论体系之中,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概念范畴大多退出了历史舞台。”又说:“中国古代美学话语方式‘不太注重语言抽象分析和逻辑思辨,缺少理论系统性’,古代中国学者没有建立美学体系的自觉意识,往往以直观的鉴赏、意象式的抒情性品评为主,不注重逻辑思辨的展开和理论体系的建构。”“我们长于中西美学史研究而弱于建立独立的美学话语体系,国内学界往往归咎于西方美学文化殖民的结果,其实换一条思路,这恰恰是中国美学自身传统话语方式影响的结果。”
且不说这种描述是否符合中国美学当下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它所采用的观点与方法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因为它是按西方现代学术标准与规范看待中国美学的话语、范畴与体系建设的。如果按这样的标准,中国古代美学在体系、话语、概念范畴等方面的缺陷是显见的。问题在于,我们承不承认中西美学在体系、话语、概念范畴方面的差异,是认定在中国和西方只可能具有一种理论形态,即以逻辑分析见长、概念明晰、体系完备的理论形态,还是应该容许多种理论形态的存在,它既可以是哲学的、逻辑分析、体系完整与严密的,也可以是艺术的、审美体验的、零散和不成体系的。中国现代美学的先驱者,如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人,他们的美学研究虽然受西方美学影响很深,但并非盲从西方美学的理论模式,所以出现了《人间词话》、《谈美》、《诗论》、《美学散步》那样的理论著作,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它们虽然以西方理论为参照,却不是简单地按照西方学术规范和理念来看待美学,也不将追求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逻辑严密性作为美学的目标,而是立足于中国美学经验与艺术实践,对美学问题进行阐释与解答。
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现代美学对西方美学接受的进程中,很多人产生一种对体系性、逻辑性、分析性、知识性的美学理论模式的迷信,美学也被严格看成是一种与哲学相关的知识性的学科与理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将美学束缚在狭小的发展与生存空间,极大地限制了美学学科的发展。正因为此,美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反思。有人主张美学研究不局限于传统的哲学学科的美学模式,而应由狭义美学走向广义美学,即并不要求美学在知识体系中占据一个独立自足的领域,而是将美学研究的范围开放到广大的生活世界;并不要求建构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而是以解决人们面临的审美困惑和艺术难题为目标。这一观点与当代美学发展潮流也是吻合的。前国际美学学会主席卡特就指出当前国际美学界正在经历由狭义美学向广义美学的转型,并认为任何将美学局限于某个特定时期的努力,都会因为将其他古代和当代文化的贡献排除在外而不可避免地将美学领域边缘化和局限化。这亦是反对将美学理论形态作单一性的知识性、体系性、哲学学科式的理解,也反对把某种文化的审美经验和理论模式看成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是主张根据各种不同文化和审美经验来发展美学和建设美学。也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西方一些哲学家将视线转向东方特别是中国,主张吸收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智慧来丰富西方哲学美学。比如,德国神学哲学家施韦策盛赞中国生命哲学,认为“世界与生命之肯定问题,无论在其本身还是在它与伦理学的关系方面,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未能像在中国思想那样成为一种根本的,包罗万象的样子”;雅斯贝斯将老子看成是真正哲学的唤醒者,认为老子的著作超越了语句与对象,“是第一次伟大的间接传达,它不断启示出真正的哲学思想”;英国艺术评论家弗赖则非常崇敬中国艺术线条的运用与表现,认为它“似乎在最遥远的古代就已经达到高级阶段了”;美国哲学家诺斯罗普从汉语语言文字自身的特点出发,提出“审美统一体”的概念,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知识以及扎根于这种知识的中国伦理,总是与温暖的、生动的、充满审美内容的个体经验相联系”,“这种未分化的审美连续统一体的不可还原和终极性的实现,还获得了另一个结果。即为人类的自由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基础”。这些赞誉不乏夸张与溢美之词,但却说明中国美学与艺术早已进入到西方的视野中,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与广泛关注。早在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在与日本学者的一次对话中,亦尖锐地提出了对于东亚人来说去追求欧洲的概念系统是否必要的质疑。既然如此,国人有什么理由妄自菲薄,视西方美学为一般,视中国美学为特殊,只知道在中国美学中寻求与西方美学相同的东西,而轻视中国美学与艺术自身的经验与传统?
四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以西释中”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基本方法和至今无法取代的方法的观点之所以为学术界一些人所信奉,除了对西方学术理念与规范信奉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将是否能够解释当下的美学问题与现象作为标准来看待中国传统美学。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与范畴,由于不能解释当下的美学现象与实践,所以成为过时的东西。比如他们说:“从中国古代诗文处于正宗,到中国现代小说戏剧占据主流,到当今中国影视文艺和消费主义风靡大众,‘风骨’、‘神韵’、‘意境’等概念范畴已难居中国美学主流,我们需要建立与当今时代相适应的概念范畴系统。由于全球艺术与文化的互动性日趋增强,共同面临的问题日益增多,援引西方美学的既有概念范畴如‘环境美学’、‘身体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来阐述中国当下的文艺生活与审美文化是必然的选择。”而在我们看来,中国的美学研究不能只以当下新潮的艺术流派与审美现象为对象,而且必须以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美学史、艺术史、精神史为对象,不仅能解释当下的美学问题与现象,也要凝聚几千年来人们的审美经验、特别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而存在的审美与艺术经验的共识。“以西释中”论者将“风骨”、“神韵”、“意境”、“意象”等古代美学范畴排斥在当代美学概念范畴系统之外,其实这些范畴在当代美学中仍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它们不仅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古代艺术实践,而且对当代中国如诗文、绘画、戏曲、书法、舞蹈、音乐、摄影、园林建筑等艺术的精神特征的把握仍具有重要意义。而如“环境美学”、“身体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一类近些年流行的源于西方的概念术语也并非审美通吃,而是主要指向生态环境审美与日常生活审美领域。中国当下审美中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大众消费主义话语多而人文精神方面的话语少,对中国古代美学理论话语与思想资源的借鉴则有助于克服这方面的弊端。比如,谈美感经验,儒家从心性和道德形而上的思想高度谈,道家从人与自然、人与宇宙天地关系方面谈,禅宗从人的当下(“一朝风月”)与“永恒”(“万古长空”)的关系谈,不仅比当代西方一些美学流派偏重于从消费主义心理谈美感,而且比西方18世纪以来的近现代美学偏重于从审美静观、无功利性等心理特征方面谈美感更加深刻、更加具有人文意蕴。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方美学有一个很大不同,那就是它不是哲学家、偏重理性思辨的美学,而是更重视艺术创造与欣赏实践、更重视诗性体验与感悟的美学。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美学家还具有很强的人文情怀,他们始终关注审美对于人生的意义,认为审美活动的目的就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人的生活更有情趣与意味。这些,正体现了美学学科本质的东西,对未来的中国美学发展,亦具有重要的引领与推动作用。
（摘自：毛宣国，《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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