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的风情，宋词在场

文/宝木笑

如果一定要找出中华文化的代表，唐诗宋词也许是很多人心中的首选，比起长江黄河等自然景观以及长城故宫等代表建筑，唐诗宋词更能代表我们这个民族的情感特质和风范气韵。虽然唐诗中从来不乏柔情似水，宋词里也不少金戈铁马，但从文学史角度笼统地讲，唐诗和科举行卷有很深关系，所以难免一本正经，而宋词纯为遣怀助兴，所以往往流露真情。唐诗确实代表着中国文学的巅峰，但唐诗也许豪迈坚硬，而宋词却一定一往情深，更多时候，宋词比唐诗更容易打动人心，尤其是年轻人的心。

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李晓润的《回到宋词现场》是深得宋词个中三昧的。李晓润在扉页上说：“在我的印象中，唐诗很像一个男人漂泊异乡，宋词则是一个女郎倚楼凝望”，这是一种很贴切的说法。我们经常说“盛唐气象”，这自然会影响到唐诗的以“刚”为主，而终宋一朝，内忧外患从未间断，宋词以“柔”为主也就不难理解。当然这种历史大背景的推导是流于简单了，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唐诗宋词的这种“刚柔并济”，才全面展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和内涵。

《回到宋词现场》虽然文风平易，且不乏幽默，然而从全书的脉络来讲无疑是深谙文学史传统的，这是一次对宋词的深情梳理，这首先是一本关于宋词沿革的文学史作品。词不像诗那样出身高贵，很早就成为主流的文学样式，自从隋末唐初出现词以来，虽有唐时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开百代词曲风气，也有白居易《忆江南》转承中唐词曲命格，但即使晚唐五代花间词异军突起，温庭筠开文人词的先河，词仍被称为“诗余”，背负着“郑卫之声”的所谓“原罪”。在这样的情况下，宋词并非我们想象那样发展迅速，甚至北宋开国半个世纪之内，宋词都未有任何实质性的发展，这在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如果反过来理解，这也正说明了词自身强大的生命力，虽然一直颤颤巍巍走在当时文学的边缘，但毕竟未曾如其他文体从此弥留，退出文学舞台。相反，词不但活了下来，而且宋词成为一种荣耀文学史的丰碑而存在，《回到宋词现场》对宋词演变的梳理专业且十分必要。说到宋词的演变，有几个点是必须值得注意的：柳永对词体发展的推动，苏轼对词风变革的贡献，周邦彦对词艺规范的作用，李清照以宋词为载体开中国最早女性文学的先河，辛弃疾对词体地位的最终确定，姜夔对词“郑卫之声”原罪的最终蜕离等。

当然，如果真的要从文学理论角度如此梳理和讲述宋词史，想来李晓润的《回到宋词现场》也不会如现在这般吸引读者，毕竟这是一本很有趣的宋词书，而非专业论文。李晓润硕士阶段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博士阶段专攻戏剧戏曲学，而后做了大学中文讲师，后又转行做编剧和自由撰稿人，这样的经历显然让《回到宋词现场》显示了专业知识功底和通俗讲故事能力的可贵结合，李晓润说“词是最美的文学形式”，而《回到宋词现场》也确实很好看。

这种好看得益于其还原词人身世故事和创作现场的艺术手法。比如，柳永对词体发展的推动，这是个很空乏的概念，我们只知道柳永率先大量创作慢词，改变了唐五代以来小令一统词坛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平分秋色，齐头并进。但在《回到宋词现场》，李晓润另辟蹊径，从史料中大胆分析，柳永选择慢词的“现场心理”：柳永和晏殊是同龄人，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两人的才学不相上下，而且身为工部侍郎公子的柳永起点比寒门子弟晏殊要高很多，可晏殊后来却成为文人飞黄腾达的典范，但柳永却一生沉沦，晏殊以小令风行天下，而长调的创作难度远远超过小令，自负才学的柳永似乎故意在和晏殊较劲。

更为重要的是，《回到宋词现场》大胆地将这种“现场感”进行了一种电影化的演绎，将“现场感”提升为“既视感”，从而将原本就丰富多彩的宋词故事描述得惟妙惟肖，更增加了读者的阅读趣味。终宋一朝，李师师的倾国倾城以及与宋徽宗之间的情事世人皆知，而周邦彦的色胆包天更是让天下皆惊，李晓润对此的描述惟妙惟肖。在周邦彦已然知道宋徽宗和李师师之间关系的前提下，美成同学仍然求见李师师，于是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李师师：“周大人，你胆子不小。”

周邦彦：“此话怎讲？”

李师师：“自从外面有了那个和官家有关的传闻后，其他客人都不敢再来找我。”

周邦彦：“这件事明显是捕风捉影，官家怎么可能随意上街闲逛。”

李师师：“如果我跟你说这件事是真的，你还敢来找我么？”

周邦彦：“只要你愿意见我，我就敢来找你。”

李师师：“你不怕官家找你麻烦？”

周邦彦：“你和官家的事也许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而站在我眼前的却是百分百的美人。”

这貌似是李晓润在《回到宋词现场》中最为大胆的演绎之一，也许人们会觉得这样虽然好看，却有些过于随便。但这处演绎恰恰是全书最好的几处闲笔之一，周邦彦的对答即使放在今天，相信仍然可以秒杀很多女同学，然而越过这种偶像剧般的对白桥段，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宋词给人最大的美学体验——风情。是的，如果说唐诗大致可以“风骨”论之，那么宋词则无疑以“风情”见长，这种“风情”让柳永“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让坡仙“不思量自难忘”，小晏见她“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俞国宝为她“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在宋词这里，“情”不再被压抑，而是成为了一种信仰，那不是道学先生贬斥的“郑卫之音”，而是大胆地让世人明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实际上贯穿了《回到宋词现场》全书始终的问题：为何宋词被我们喜爱，又为何我们需要宋词。也许一代大儒梁启超晚年的经历能为我们揭开答案，1923年，生活和精神坠入双重落寞的梁启超写过一篇题为《苦痛中的小玩意儿》的短文，在其中说道：

“因为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理 (注：梁启超夫人染病半年，到中秋盍然病逝)，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我在病榻旁边这几个月拿什么事消遣呢？我桌子上和枕边摆着一部《宋六十家词》，一部《四印斋词》，一部《疆村丛书》。除却我的爱女之外，这些‘词人’便是我唯一的伴侣。”

梁启超作为博学广闻的一代大师，一生的经历用波澜壮阔来形容是不为过的，当其在人生的夕阳残照下，终于感受到生命本真的丝丝苦痛之时，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在痛苦中独对宋词这种所谓的“小玩意儿”。这其中最大的原因也许就在于：相濡以沫的妻子离去，让当时的梁启超最感失落的便是“爱”，宋词虽然没有高大上的身份，但其中所包孕的丰富人生意蕴，特别是那种由真爱而发的“风情”能够让他以此弥合心理创伤和感情缺失。

正因此，钟爱宋词的李晓润是不会将《回到宋词现场》写成索引派学究式样的论文集的，不是不能，而是不忍。《回到宋词现场》全书的主角不是理论，甚至不是宋词本身，而是那些曾经真真切切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众多词人。就像最近祝勇先生的新书《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中表达的那样，宋代是一个极富文人色彩和世俗风情的时代，而李晓润在《回到宋词现场》中则告诉我们，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生活着一群极富真情挚爱的词人。看多了、听惯了各种“伟业”的我们可能觉得“凌波却过横塘路”、“泪花落枕红棉冷”怎么那么矫情和脆弱，怎么到处都是伤春悲秋和伤逝惜情？但如果我们“回到宋词现场”，真的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去用心感受，也许就能体味到那种源自对生命极度珍惜和对真爱无比执着的宋词风情，而这也许正是《回到宋词现场》最大的文学意义所在。

睹物是为思人，追古无非抚今。寻绎宋词现场绝不应停步于其柔性美方面，正如前面所说，宋词最为突出的文体内涵便是对于生命的赤诚挚爱以及由此派生的种种人间真情，而这正是“现代文明病”中最为缺失的部分。后工业社会的水泥森林里，每天都在演绎着财富的传奇，也每天都在见证着人性的疯狂，当人们津津乐道“地球村”的时候，内心却不免感慨这个世界却越来越像一只赛博朋克式的庞大机器。每天像沙丁鱼般挤在公车地铁中上下班的我们，在这迪拜塔似的的庞然大物面前感觉自己越来越渺小。格子间保留了我们的有限隐私也隔断了彼此的无限感情，亲情、爱情、友情，房子、车子、票子，这些貌似不该彼此妨碍的概念，却正在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纠葛和无奈。也许宋词不能给你很多力量，但谁又有资格去定义生命的真谛？如果你累了、倦了、痛了，不妨读读宋词，试着梦回汴京，虽然不免低回婉转，柔肠百结，但至少那一夜的风情，宋词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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