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禹会村遗址又名禹墟，位于涂山南麓，蚌埠市西郊禹会区秦集乡禹会村。是淮河流域目前发现最大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140年和4380年。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因素的起源及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禹会又有“禹墟”之称，相传是因“禹会诸侯”而得名，《左转》和《史记》中分别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和“夏之兴，源于涂山”等记载，以此确立了涂山和遗址的重要历史地位。

禹会村遗址地表遗存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器物为夹谷壳、蚌末陶；陶器陶胎厚重、火候低；器形有罐、碗、钵等，鼎足有侧三角形扁足、“鬼脸”式空足和尖锥足等。陶器的纹饰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划纹、弦纹、绳纹和捺窝纹。根据遗址分布特点和采集的标本分析，禹会村遗址是淮河岸边的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晚期的一处较大的古人类聚落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2007年－2010年进行了四次规模性发掘，获得了重大学术成果，为解读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通过发掘，全面揭露出了一处大型祭祀台基。分别是用灰土、黄土、白土自下而上堆筑、铺垫而成，最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白土覆盖面。同时，在祭祀台面之上的中轴线部位，又由北往南分布有柱洞、沟槽、烧祭面、方土台和呈南北一字排列长达50米的带有柱洞的长方形土坑，以及台面西侧长达近40米的祭祀沟等重要设施，尤其是近100平方米的烧祭面和之上的沟槽以及数块磨石，陶甗等遗迹、遗物和排列有序、整齐画一的35个柱洞，显现出了当时的祭祀规模和复杂的内容。

发现的三种不同类型的祭祀坑丰富了祭祀的内容和形式。 三种祭祀坑的出土器物，显示出了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是小型器物如蛋壳陶类的高柄杯，器形规整，制工讲究，火候较高，应为陶器中的高档品；二是大型陶器，多见鬶、盆、罐、鼎、器盖等，火候较底，制作粗糙，陶质极为酥松，有的甚至在清理后能明显看出器物的造型，但却无法提取，而修复起来的陶器多数有严重变形，应该不为生活中的实用器，而应属于专为祭祀而烧制的祭器。

禹会遗址的考古资料，对考证涂山地望，考证传说事件，具有一定的意义。种种迹象表明，禹会遗址是一处以祭祀为主的礼仪性基址。碳十四和加速器测定的年代为距今4140年和4380年。这个时期，正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晚期，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根据它的年代和地域构成了关键时期的关键遗址，因此，禹会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是揭开淮河流域文明化进展的一把钥匙，同时，也在江淮地区的文明探源中，起到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龙山文化晚期，也是中国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据传说，4100多年前，大禹在这里会诸侯，娶涂山氏女为妻，三过家门而不入。发掘禹会，揭秘淮河流域龙山时期的文化面貌，解读大禹传说、揭开历史悬疑、为历史学家判定涂山地望、研究夏代前期历史等，将提供有力的佐证。同时，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因素的起源及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禹会遗址的考古资料，见证着公元前2000年前后龙山文化在淮河流域所形成的强势文化以及文化的传播和势力的扩张。出土的器物特征，使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下游的龙山文化形成关联，证明淮河流域是古代文明传播的一个重要路径。

遗址中存在的人类堆筑铺垫的祭祀台基、人工挖制又掩埋器物的祭祀坑以及特殊造型的器物等迹象，蕴藏着极大的信息量，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发现，遗迹特征表明该地点，曾举行过大型集会和祭祀活动。这一现象，也应是揭开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关键时期的谜底之一。

禹会村遗址的考古资料可以使我们得出如下认识：

一是禹会村遗址的文化时代为龙山文化晚期，所表现的特征除具有很强的地域个性以外，又以山东龙山和河南龙山为主，在同期的江苏周邶墩、南荡；上海的广富林等地，都能找到被影响、传播的因素，从而看出了龙山文化发展的趋势。

二是遗址中具有实用性的器物较少，而大型的人类堆筑遗迹和器形别致的陶器以及烧坑、器物坑的存在，又表现了是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遗址。由于相关迹象尚未完全揭露，更重要的发现有待于进一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