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开始，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俄语地区的亲俄力量要求将这些地区并入俄罗斯联邦。其中，克里米亚在2014年3月经过公投后宣布独立并随后加入俄罗斯联邦；而顿涅茨克州及卢甘斯克州当地地亲俄民众也占领了政府建筑物并升起俄罗斯国旗。2022年2月21日晚，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签署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下令俄军为这两个地区提供“和平保障”。
这场冲突不仅是大国的地缘政治争夺战，也是当地人民族认同问题的延续。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国境线有过怎样的历史变迁？东部人有着怎样的身份认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主张又是怎么来的？在《民族的重建》中，蒂莫西·斯奈德关注到了“这片有着复杂的民族混居背景、经历过极其多元的政治模式、被几度撕裂乃至摧毁的土地”，为我们讲述了过去四个世纪乌克兰的民族理念变迁史——正是这些变迁构成了今日危机的历史源流。
俄罗斯帝国——1721年后我们如此称呼莫斯科公国——确实囊括了两个不同的乌克兰。正如我们所知，乌克兰左岸（第聂伯河东部）在1667年安得所沃条约签署后归于俄国控制。哥萨克酋长伊万·马泽帕（Ivan Mazepa，1639—1709）及其遭到流放的继任者皮利普·奥利克（Pylyp Orlyk，1672—1742）试图依据与外国强权结盟的传统策略，保留左岸哥萨克辖区的自治权。两人都来自旧波兰-立陶宛王国，接受王国的文明与教育，他们代表了自觉以波兰-立陶宛贵族为典范的军官群体。沙皇彼得一世在与瑞典的战争中没有保护好乌克兰，马泽帕和一些哥萨克军官认为这违反了佩列亚斯拉夫协约的条款，他们开始考虑原来试图与王国建立的哈佳奇联盟。但是和波兰-立陶宛结盟的时刻已经过去了。1709年，莫斯科公国在波尔塔瓦（Poltava）对阵马泽帕的瑞典赞助者并取得胜利，这标志着哥萨克自治的终结，也是哥萨克精英融入新俄国的开端。当俄罗斯帝国取得乌克兰右岸地区时，乌克兰左岸融合俄国的进程已经进行了三代人之久。
当波兰-立陶宛王国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遭遇瓜分时，俄国取得了乌克兰右岸（第聂伯河西部）的领土。在乌克兰右岸，沙皇新设立的沃伦省、波多里亚（Podolia）省和基辅省中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是波兰贵族，十分之一人口是犹太人，剩下大多数人是说乌克兰语的农民。1830年起义后，沙皇俄国当局剥夺了大部分波兰贵族的特权，让他们从贫穷的贵族转变为贫穷的农民（即便不符合社会规则但也是合法的）。从两个方面来看，这种转变进一步使乌克兰的“波兰人”退化为“地主”。那些逃离的贵族都是大地主，在乌克兰他们就象征着波兰本身。同时，那些被剥夺地位的小贵族已经被乌克兰的语言和文化所同化。伴随旧土地所有权而来的习俗因此终结，这使得那些权贵把他们贫穷的同胞（波兰人！）从土地上赶走；俄国权力延伸至此，使他们能凭借俄国军队来镇压乌克兰农民起义。1839年，东仪天主教会很大程度上被俄国东正教同化吸收了，如此乌克兰分化为大部分信仰东正教的信徒和小部分信仰罗马天主教的信徒。1875年之前，东仪天主教会在沃里尼亚的霍尔姆主教辖区得以幸存：在这里情况更复杂，但是信仰东仪天主教的地主更认同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波兰贵族，而不是信仰东正教的农民或俄国人。
1863年起义对俄罗斯帝国内部的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来说是重要的民族转折点，但几乎没有给乌克兰留下任何影响。当成千上万的波兰贵族和立陶宛贵族在波兰和立陶宛中心区域参加战斗时，乌克兰的波兰地主却与俄国统治者保持合作。在立陶宛，贵族们为复兴立陶宛大公国的制度和传统而战，这在乌克兰是不可能实现的事业，因为乌克兰没有类似的历史遗产。当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农民参与大公国的复兴，乌克兰农民更可能向沙皇警察出卖贵族密谋者，甚至与沙皇的军队一同作战。俄国将军们试图将反抗描绘成波兰人希望借此奴役乌克兰农民。尽管如此，这时在现代波兰民族和乌克兰民族之间做出清晰划分仍为时尚早。在1863年起义中，乌克兰最成功的波兰将军是埃德蒙·鲁日茨基（Edmund Różycki），他在沃里尼亚的军队称他为“父亲”（Bat’ko），军队前进作战时总是唱着乌克兰歌曲。那时语言还不是区分两个民族的分界线，起义的目标是政治性的而非种族性的，一些沃里尼亚贵族甚至愿意为了重建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理想而牺牲。
尽管如此，由于不可抗拒的社会和经济原因，贵族和农民参与1863年起义的界线是乌克兰北部边界，这条边界是1569年划定的。在乌克兰右岸，曾经在17世纪激起大规模叛乱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在18世纪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下被进一步巩固，并继续由当地的波兰人管理。农民起义依然时有发生，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清楚地记录下了这些起义，尽管我们并不知晓起义的规模有多大。19世纪，俄国在继承自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原始农耕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统治，这造成了一小批波兰地主和大批乌克兰农民之间无法愈合的鸿沟。1861年，农奴可以拥有个人自由，但他们不能轻易获得能生存下去的足够土地。因此，说服他们相信1863年叛乱是为了再次奴役他们并不困难。到1900年为止，沃伦省、波多利亚省和基辅省的人口中只有3%的人上报他们的第一语言是波兰语。在那时，大约4000户波兰家庭拥有的土地相当于300万刚解放的农奴拥有的土地面积。
塔拉斯·舍甫琴科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在19世纪大多数时候，这些乌克兰右岸的领土——其中大部分贵族是波兰人——不属于俄国概念里的“乌克兰”。对俄国人来说，乌克兰是左岸领土，并且已经在1667年被帝国兼并。关于乌克兰爱国主义最早的表达来自左岸的俄国臣民——来自19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哈尔科夫新建立的大学。之后，乌克兰人将哈尔科夫的复兴视为消亡的哥萨克辖区（1785年为止哥萨克军官全部由俄罗斯帝国选派）与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后现代化的俄罗斯帝国间的桥梁。这是政治无能的“黑暗时期”中的一束光亮。这一现代爱国主义的方案需要一个重要的匹配条件。复兴哈尔科夫的新颖之处不在于对乌克兰文化的关注，而是把乌克兰文化和乌克兰土地联系起来。广而言之，乌克兰文化是俄罗斯帝国的壁垒，提供了许多合法性迷思、民歌和民间故事，以及受过教育的公务员。1721年俄罗斯帝国建立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乌克兰为俄国输送了许多优秀的建筑师、护教者和冒险家。直到19世纪20年代开始，乌克兰的帝国服务传统才开始出现裂痕，受乌克兰文化熏陶的人们面临两难困境。官方更加严格的民族性理念迫使乌克兰人在公共服务和个人意愿之间做出选择；同时在西部诞生的大众爱国主义新理念也为乌克兰人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基础。粗略来看，乌克兰精英为沙皇服务了那么久以至于他们在帝国首都广受欢迎，在那里俄国的多样性是受到承认的；但是当狭隘的俄国理念被加诸乌克兰时，情况就有所改变了。之后的克里米亚战争不仅标志着俄国对乌克兰态度的变化，也标志着乌克兰对俄国态度的变化。
在19世纪中叶，来自左岸的防御性爱国主义混合着右岸某些地主心存的浪漫主义悔恨，在基辅汇聚形成一种类似民族性格的民粹主义。许多基辅人——他们往往是波兰人的后代——试图让乌克兰农民参与到政治中来。基辅在文化上是属于波兰的，在俄国兼并基辅两个世纪后，这里对俄国人来说依然是个谜。沙皇的官员在民粹主义有用（因为觉醒的乌克兰农民将认识到自己是俄国人）还是有害（因为乌克兰民族活动家有时是波兰人出身）的问题上意见不一。1863年起义后，乌克兰激进主义被当作波兰阴谋的一部分受到反对。1863年7月颁布的瓦廖夫法令（Valuev Decree）因其支持乌克兰语“以前不存在，现在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观点而出名，并认为乌克兰语的传播应怪罪波兰人。俄国人很晚才意识到乌克兰有可能作为一个民族独立于波兰和俄国，这个想法出现后又被断然否认了。1876年的埃姆斯法令（Ems Decree）禁止出版和进口乌克兰语著作，这反映了一种将语言和民族性相关联的现代现象，以及乌克兰人可能成为一个民族的新想法。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俄国是一个单一民族，所有东斯拉夫人都是俄国人，这个想法在当时占排他性地位。
同一时期，俄国臣民发展出的乌克兰理念在另一个帝国找到了知音。奥地利加利西亚地区和俄国都有塔拉斯·舍甫琴科（1814—1861）诗歌的读者。舍甫琴科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了解维尔那和华沙；他也是一位画家，他的艺术让圣彼得堡的仰慕者帮助他赎回了自由身；他是一位自由的诗人，确立了现代乌克兰文学语言的语法和魅力。舍甫琴科死后一年，农奴制被废除了，他的成就为现代乌克兰政治铺平了道路，其中文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与农民紧密关联。1876年后，俄国臣民向奥地利传播各类现代乌克兰政治。乌克兰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米哈伊洛·达拉霍曼诺夫（Mykhailo Drahomanov，1841—1895）在1876年失去基辅的大学教席后，动身去往利沃夫。乌克兰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米哈伊洛·胡舍甫茨基（Mykhailo Hrushevs’kyi，1866—1934）在1894年被利沃夫大学雇用，离开基辅。乌克兰最伟大的政治理论家维亚切斯拉夫·雷平茨基（Vyacheslav Lypyns’kyi，1882—1931）在1908年移民奥地利加利西亚地区。这个名单上还有乌克兰最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米特罗·东佐夫（Dmytro Dontsov）：他将现代民族视为理所当然的理念在20世纪的加利西亚颇有市场，加利西亚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内逐渐形成。
本文作者 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1969—） 当今美国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现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维也纳人文科学学院终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东欧史。撰有多部备受称誉的史学著作，包括《黑暗世界：作为历史和警示的大屠杀》（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一幅秘密战争的素描：一位解放苏维埃乌克兰的波兰艺术家》（Sketches from a Secret War: A Polish Artist’s Mission to Liberate Soviet Ukraine）、《红王子：哈布斯堡大公的秘密生活》（The Red Prince: The Secret Lives of a Habsburg Archduke）等。此外，以对话的方式，斯奈德帮助他的朋友、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弥留之际完成了最后一本书《思虑20世纪》。其著作获得了包括艾默生人文奖、汉娜·阿伦特奖等在内的12项大奖。此外，他还是《现代欧洲历史期刊》和《东欧政治和社会》的编委之一，其文章常常见诸《纽约书评》《外交事务》《新共和》《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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