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
——我的第一本书
龚明德
民刊民报坚持一期不落地出版到如今，只有不多的几家了，《温州读书报》就是其中之一。该报主事者命我谈谈“我的第一本书”，自然就是“我”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书”，这倒还真可以回顾一下，因为已是三十八年之前的事了……
一九八四年七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印行了我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正三十二开、总共近四百页、十二点五个印张、印数七千三百册，分平装和简易精装两种。如今的年轻读者估计对“简易精装”不太了解，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十多年，是很让作者自豪的一种压膜软精装，一般都另加封面硬衬。再往后，硬精装出现，“简易精装”或曰“压膜软精装”就不算什么了。
见到我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样书时，我已经从我任教职的武汉大学襄阳分校（后更名为襄阳师范专科学校）所在诸葛亮隐居的襄阳古隆中，调到四川省成都市，改任四川文艺出版社理论编辑了。短期内成功调动，而且从地级市调入外省的省都，自然这本书的出版是助了我的大力的。印象中，商调前我还将出版社盖有公章的出书正式通知带交我要求调入的单位。主管“进入”单位的上一级人事机构四川省出版局人事部门立即非常果断地从襄阳调来了我的档案，他们对我讲：“你的档案到我们手上，他们就肯定会放你走的。”当年调动，尤其是隔省越级调动，不太容易，而且还是从教育界调入出版界。但是，真是一个重视文化的年代，我很快就到四川文艺出版社上班领工资了。
这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是我在校址在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后升级为西南大学文学院）进修一年的劳作成绩，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自愿。入校进修时，指导教师要我找一两个作家重点阅读并着手研究，我就从巴金和丁玲着手。头半年全在重庆市北碚区内一个小山顶上的北碚图书馆每天定时去阅读巴金和丁玲的著作的民国版本。先是巴金，接着是丁玲。读了两三个月的丁玲，觉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值得详细研究，刚巧西南师院图书馆和北碚图书馆有好几种这本书，有的该书的书名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的又只有四个字叫《桑干河上》。这引起了我的兴趣：除了书名有异文，小说正文会不会也有修改？于是用很笨的办法，用四五种不同年代出版的这一本书用肉眼一句一句地对比，把有异文的记在一叠活页纸上。不到一个月，异文已有五百多条。
完全没有前人成果可供参考，我均无师自通地在稿笺上画栏目，分了主要的“一九四九年版”、“一九五一年版”和“一九七九年版”，最后留得宽一些的栏目作“笺评”。估计当时我也是突然想到“笺评”这个词，就用于书稿名称了。印象中我把“笺评”写了两次，最后一次抄正稿仍是表格式，类似于如今的A3那么大，手工缝线钉眼弄成账本一样的全稿本，从邮局寄往长沙。不出一个月，就收到了正式的用稿通知。
因为在学校教书，有寒暑假。我利用一九八三年的暑假，乘坐火车硬座到北京丁玲家中向她老人家请教，是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室王淑秧老师代为联系的。好在写入该书的版本交代文章中了，一查便知。
就是这年的八月四日，王淑秧老师领我去丁玲的北京木樨地的家中，丁玲和她的丈夫陈明已把他们存有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五六个不同版本都拿出来，让我当场翻阅。好像王淑秧老师还当场借走了一个版本，说是用了就还过来。我这一次登门求教丁玲，最大的收获是得知了胡乔木等人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处修改的电报内容，即作品第二十一章换赵匡胤的故事为朱洪武即朱元璋的故事。我还口无遮拦地问了好几个问题，记得我问：“丁老，你说去延安寻找光明，你说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心中念想着'毛主席’才写完的，都是真的吗？”丁玲见只有我一人了，就笑了笑说：“小龚呀，一个人年轻时为了追求一个东西，用生命奋斗了一辈子，到老了，你会否定这之前的追求吗？”我顿时觉得八十岁的丁玲真是单纯，她直话直说，我理解了他们这一两代人为什么受再多的苦，一旦复出，仍是斗志昂扬。至于我的前辈学者用左和右来描述这些老一辈文学家，我当时真不太懂，也没有去过多地想。
我这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出版后，我签名赠丁玲一本，她收到后就翻了一遍，对身边的秘书丁玲研究者讲：“龚明德几年前写这本书，我不太在意，书出了，还真有用，对学习写作的人，尤其有用。”再后来，丁玲故地重游到河北桑干河畔当年她“深入生活”体验土地改革的农村访问，对随身陪同一个研究者说：“我真想给龚明德写一封信，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下了功夫，对文学史研究、对初学写作的人，都有帮助。”这是听到丁玲说这话的同行，用手写书信告诉我的，那时通讯除了电话、电报，就是手写书信了。
武汉大学专事中国现代文学版本学研究的一位教授，多次在他的著作和讲课中赞扬我是为这门学科的文本（版本）学做出了开拓性质的贡献的学者。关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还写了诸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前后》和《不见于报道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争论》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手稿的报告》等系列研究文章，都是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研究刊物上的研究成果。
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当年我三十岁不到，还是没有受过完整教育训练的所谓“工农兵学员”，整个高中和初中后两年都没有读过就开始了小学和中学的教师职业，注定在文学知识和历史知识方面留下严重的缺陷。作为补订，我写过《“县委书记”家中墙上挂的“木刻像”应该是谁？》等文章公开发表，还收入我的文集单行本中，表明不少丁玲的修改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的。在举一个例子，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有一处增加，就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补加了“苏联出兵东北”，现在可以知道是此类文句必须统一补加，虽然与历史史实不尽符合，但当年的“一边倒”的政策只能顺应。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是主张不空论、不抒情、不延伸和不发挥的写作格调，我自己也努力坚守白描性质的研究表述。我从事研究四十多年了，一直靠书刊市场，我没有申报什么级别的科研选题，先弄来经费购买资料，再着手组织人马赶时赶效地完成任务。而后再申请出版经费公开出版。我也不敢说这种“学术生产”就如何不好，我只是觉得既然有了报刊出版市场，真正做学问的人，还是要走出一条“让读者选择读物”的市场化道路。这条路，走起来很艰辛，但我总算没有败下阵来。这十多二十年，我的《新文学散札》《昨日书香》《旧日笺：民国文人书信考》《有些事，要弄清楚》《文事谈旧》《旧日文事》《旧时文事》《新文学旧事》等书，全靠市场上读者购买，还是让我知道只要有内容的书，读者仍然肯花钱买来读的。正在天津《今晚报》的著名副刊《读吧》陆续刊发的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考据专栏《旧日书刊》和《文事探旧》也两周一期地与读者见面有一百五十多期了，二十八九个国家的读者还等着我今后的逐期的“文事探旧”呢！
想到这，我就充满了读写的勇气和兴趣。
感谢各位读者的陪伴……
二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 （原载《温州读书报》2022年第8期，三版，责任编辑黄丽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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