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4日，北京画院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年会，会议分成两个主题：齐白石研究学术研讨会和传统中国绘画研究中心学术研讨会。
应乐祥海先生之邀，我在3号下午第12会议室和4号上午第11会议室分别做了评议人，同时也在传统中国绘画研究中心第一会议上做了发言。发言时间，仅限10分钟。
现将一部分评议内容，和即兴发言部分，整理如下：
钱穆在写《国学概论》时说，“国学”这一概念，过去没有，将来恐怕也不成立——对应于此，“国画”这一概念，也差不多。
“中国”是一个现代观念，是指有着固定地域和居民的“民族想象共同体”，“中国画”就被赋予了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也随着这一概念的成立而进入“中国画”。这需要的工作，才能将这过程清理出来。因此我说，“中国画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
“传统”是什么？在每个人的眼里，都不一样，传统可以是先秦，可以是南北朝，可以是隋唐，可以是宋元，可以是明清，可以是文人，可以是民间。
所以当我们谈论“传统”的时候，应当格外慎重，否则我们谈的就不是一回事，而所有的论断，也将失去意义。
新疆壁画
我举几个例子。
在1994年我第一次见到红学家胡文彬先生，他是吉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到人民出版社整理《红楼梦》。1975-1977年在文化部《红楼梦》校订小组工作。他说，当年许多老先生——像顾颉刚、王昆仑、吴其昌、俞平伯、启功等人，都随时可以请教。那时钱钟书正热，号称“钱学”，我问他：“见过钱钟书吗？”胡文彬答：“老先生当中，就没见过他。”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不见？”胡先生答：“钱钟书是世家子弟，精神贵族。我们是要饭、捡煤核长大的，共产党来了，我们才上大学、读书，在他们眼中，我们哪懂得什么叫学问？我去见他，不是自讨没趣吗？”
钱钟书比胡文彬大20多岁，隔阂如此。
那比钱钟书大将近20岁的人又如何看钱钟书呢？
钱钟书以古文和外文自负，但当年于省吾认为钱钟书的古文“狗屁不通”。他对钱说：“中国人写古文，学《史记》就像《史记》，学《汉书》就像《汉书》，学唐宋八大家就像唐宋八大家，学桐城派就像桐城派，不能乱了笔法。从这个角度说，你的古文就是狗屁不通！”气得钱钟书差点动起手来。
我又想到，溥心畬饱读诗书，以经学自负，傲视画坛。一年他到日本去，日本一个小姑娘给他磨墨，小姑娘在砚台上直来直去而不是转圈的磨，溥心畬笑道：“你怎么可以这样磨？”小姑娘说：“我这样磨，可是唐人的古法！”说毕，溥心畬脸红不已。
所以，传统是百分之百，而我们知道的或讨论的，只是百分之几而已。
如何理解中国传统绘画，要先理解中国传统如何对待人。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理想是“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因而可以说是一种“为圣”之学，于是我们也才可以理解为什么画家要“澄怀观道”，为什么要“人品为上”，把国画作为一种造型艺术或者视觉艺术，是贬低了国画的文化高度。
传统中国把绘画当成一种人文修养，今人把绘画当成一种视觉造型——这是大的差异。
因而，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绘画，是一个不断加深认识和不断领悟的问题。
而书法与绘画的关系，也正要从形而上的角度探讨而不仅仅是用笔、点画等形而下的问题。
如果说王维从诗歌的角度为国画注入了意境，早年向张旭学过书法的吴道子则在激昂顿挫中扩大了线条的表现力。
书法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孙过庭《书谱》说：“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致；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张怀瓘《书断》说：“书之为征，期合乎道。”这才是书法的最高境界，它固然是记录是表达，但它更在于天地境界的表达。
那么，绘画的最境界是什么？
——传为王维的《山水诀》这样说：“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
现代大儒熊十力、方东美、唐君毅、冯友兰、宗白华，都致力于中国这样的形而上学的阐发——而形而上心灵的萎缩，正是现代人最大的存在危机。
颜真卿：《东方朔先生画像赞》（拓本）
西方人把宋朝以后的绘画当成是中国绘画的“退步史”，康有为和徐悲鸿也这么看。许多人都跟着他们这么看。但《南画十六观》的作者却把这六七百年的绘画史看作是中国文人画家寻求自我真性的历史，在我和他的对话中，我们共同探讨着这一深义。
石涛作品
简言之，中国艺术是人的完成，人的完成才是作品的最终完成。
看看马一浮、谢无量、于右任，有那样的人，才有那样的字；
看看齐白石、黄宾虹、林风眠，有那样的人，才有那样的画！
马一浮像
马一浮作品
于右任像
于右任作品
谢无量像
谢无量作品
黄宾虹像
黄宾虹作品
齐白石像
齐白石作品
林风眠像
林风眠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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