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深秋，杭城王则信先生来电：董楚平先生往生了。惊悉噩耗，无限悲量之思，望着罗山枫丹霜叶凋落，前尘影事，涌上心头。
董先生学识渊博，为人纯朴，永强人总是以先生为自豪，为文化标识，逢学人皆说“我们永强中学的董昭寿先生”。第一次见识先生，在文革将开始，我刚步入永强中学，经同乡介绍看到先生坐在学校礼堂（现张璁祠堂）观礼台的破旧竹椅上，一边摘着一片一片秋霜后的藤叶，一边逗着身旁的小山羊。看到心中偶像的先生，坐在那阴暗的角落里，令我黯然泪下！然而，我对那些“牛鬼蛇神”，却有着天性的精神亲近感。人家越亵渎他，越使我心中腾起敬意！后来，文革运动从斗争“牛鬼蛇神”转向打走资派时，我主动靠近先生，经常拜访先生，悄悄地听讲屈原《离骚》、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诗学问题，也讨论罗曼·罗兰、雨果、巴尔扎克的小说，也谈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类社会的历史走向等诸多社会科学话题……有时交谈夜深，老师踏着月光照临沧河碧波的小桥，与我分别，远目相视，水波荡漾，人影相融，感怀至深。
闻四魔被缚，先生匆匆地剃了胡须，跑到永强下垟街王璞先生家促膝谈心，并照相以示纪念。先生以历史学家大梦先觉，预先看到了民族与学术希望的曙光！从此，先生一路奔跑在学术研究前沿。他有着明察的灵性感悟，使他一举名闻天下的是对农民战争的研究。他讨论的核心为农民战争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发展。雄文于《光明日报》一出，震动学界，反响强烈！随后先生调往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学术研究范围不断开拓到吴越文化、金文、甲骨文，以及防风氏、《论语》诸多研究领域。先生妙于将学术作为生命境界追求，感通悟化学问的妙谛，默契灵通于自性的智慧，逐步从专业走向博学的思辨智慧，体现中国学人博通浑融的学术风采！故此，凡发表的论文或专著，往往引发学界强烈反响。
先生每有新作必寄我，我喜爱读先生的文章，那平淡的语言，透露出灵通的神识；清明的文字，蕴涵着博通的智慧；简要的叙述，闪耀出独到的精见。我读先生《吴越文化新探》，写书评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先生看到后，写信鼓励我进德修学。在先生启悟开导下，我独立完成《中国上古文化与气功起源》专著，引起学界的好评。我写《龙湾耕读文化》，先生欣然为之写序，以示鼓励。先生经常教导我，写好文章，每个字要像石匠叠墙，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叠砌，经营每一个石头的位置、分量和功能，缘由是从文字笔墨中，能够感受作者的气度与胸襟。比如，读先生对屈原《离骚》的注释，无形中会感受到先生人格的感召；读《吴越文化新探》的考证，思理上感知到先生据证的求实。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先生到我家与我谈心至夜，想调我到省社科院工作。后来因条件限制，虽没调成，然先生一片关怀后学诚意，令我永入记忆。
当时尽管文化凋零，然而在先生身边却围绕着冯强生、李启林、吴明哲、吴佐仁诸多青年学子，他们都是受到先生的阳光雨露滋润、茁壮成长的文化人。先生调到杭城后，在杭城工作的永强乡贤王则信、张鸣铎、王则光、周加敏诸位先生，每逢佳节，总是登门拜访先生。凡先生一有大文发表，大家互相传颂，传达故乡，争诵传读。我每到杭城必访先生，每次拜访聆听教诲，总能茅塞顿开，启迪感思。到先生家只见他与师母相依，生活简朴，平淡宁静，净心学问。然而，在学术上，先生勇于独创，敢于担当。改革开放初期，先生曾因农民战争问题，在史学界树敌多多，称自己为“好斗的公鸡”。先生以文化为担当，学术为慧命，学问品格，是君子仁者；学问精神，是独辟新境；学问底色，是儒雅气象。
在永强期间，先生爱护学生亲同儿女，常和学生游走大罗山，寄情山水，乘船塘河，赏月吟诗，相聚乡野，问道启学。我常常看到先生为思考问题，漫步于落日余晖的永强中学沧水河畔，或夜幕灯耀沧水碧波辉映之间。先生在永强任教二十多载春秋，桃李满园，称永强是第二故乡。他爱故乡，写故乡，情系故乡。虽为誉满全国之大学者，先生依然朴实淳厚，平易近人，凡永强人去拜访他，先生心神返乡，和他们畅谈，对故乡温情与敬意流露于眉宇神色之间，乡人称先生是布衣大学人。
文革时，我居乡野，无处求学，心境苦闷，幸遇董先生与王璞先生，受两位恩师熏陶启蒙，使我躬行向学，开启投石问径。回思师缘，沐泽教恩，阳光雨露，感念殊深。先生西去，惟书犹在。一向性情豁达、风怀澄淡的先生，在《论语钩沉》序文的《谢幕之歌》中云“多播下几颗麦种，献给来年的春天”，并说“偶然即兴之作，但愿不要一语成谶”，如今居然成谶，令我悲心不已。
罗山巍然，瓯水含悲；回首师风，慧圆德满。先生一生尊德问学，善养心性，践履躬行，纯情善真，平和简静，品格纯美，为人为学为文，永远是我们精神贵族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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